驻外记者手记：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驻北京的时报记者狄雨霏和她的丈夫、孩子，在2016年底的一天，一家子都戴着防烟雾口罩。“对于父母而言，内疚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并不总是能选择自己的居住地点。”

“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分享我们在《纽约时报》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驻北京的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与世界各地的时报记者比较了各自的情况和充满内疚感的经历，他们带着家人搬到了烟雾严重的时报分社驻地。

空气很重要。所以不久前，在《纽约时报》的北京分社，当大家边吃午餐边聊到定期让这座城市充满化学物质和沮丧情绪的空气污染时，驻中国的记者张彦(Ian Johnson)拿出手机，打开了“在意空气”(Air Matters)应用。这个应用根据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空气质量指数测量污染程度，范围从0到500不等，超过300的空气是“危险的”级别。

这天的指数是169，按照美国的标准是“不健康的”，比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日常标准高出好几倍。

在北京，空气质量一直以来都是个严重的问题——对市民和时报的外国记者都一样。现在，全球减少空气污染的努力可能会受到打击：周二，就在汽车行业燃油经济性标准回落之后不到一周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扭转了奥巴马政府气候计划的其他内容。这个政令取消了美国对燃煤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燃煤发电厂是最大的颗粒污染源——如果照此执行，美国就会违背在《巴黎气候协议》中对减少排放量的承诺。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空气污染尤为严重，那里经济增长很快，国家监管往往不严，但烟雾也在影响欧洲，成为伦敦、巴黎和华沙的头条新闻。根据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Health Effects Institute)最近的报告《全球空气状况》(State of Global Air)，北京、新德里和德黑兰的烟雾超过了WHO的上限。根据健康效应研究所(Health Effects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报告《全球空气状况》，肮脏的空气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时报在伦敦的记者卡特琳·本霍尔德(Katrin Bennhold)每天上下班时都会途径一些烟雾弥漫的地方。她在一封电邮中写道：“夏天有些时候，在酷热和高峰时段，有害微粒悬浮在黑色出租车和双层巴士上，像一条看不见的毯子。”一年前，她的医生发出了警告。“他说，骑自行车30分钟，每天两次，几乎可以肯定对我的呼吸系统弊大于利。当时我很震惊。”

时报在新德里的南亚分社社长艾伦·巴里(Ellen Barry)表示，雾霾的到来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当飞机在机场降落时，舱门一打开，”她说，“你还在座位上的时候，气味就会像一道屏障撞到你。那是一种刺鼻的化学品烧着的气味。那就是德里冬天的味道。”

在家中的每个房间，艾伦和丈夫让医疗级别的空气净化器全天开着。两个女儿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会戴口罩。从11月至2月的大部分时间，学校不允许学生在户外活动。并且他们正在推出一个新的假期，允许外国家庭在11月初离开德里，避开最恶劣、最危险的几个星期。

“但这些解决方案取决于是否拥有资源，”艾伦补充说。“绝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人并没有这种资源。所以你在保护家人的时候，会难受地意识到周围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在北京，情况也类似。

“即使是那些竭尽全力保护孩子肺部的同事，也难以抵御烟雾的影响。”去年年底返回美国的北京分社前社长黄安伟说。他回美国的一个原因是，虽然安装了好几台空气净化器，3岁的女儿还是一直干咳，但在空气比较清洁的地方，她的咳嗽就好了。

对于父母而言，内疚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并不总是能选择自己的居住地。虽然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知道烟雾影响健康，但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在烟雾中暴露多久会造成问题。应该只待三年吗？五年？还是十年？

对于卡特琳来说，她正在寻找一种好用的口罩，可以挡住深入肺部并进入血液的污染颗粒。

我们在北京尝试过各种方法，但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有用：让空气清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