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的平衡术与新挑战(图)

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或流感病毒，停播的命运重现在谈话类节目身上。

在即将迎来20周年的前7个月，凤凰卫视出品、窦文涛主持的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可能已经无法如期庆祝这一时刻。今日午间，《锵锵三人行》官方微博发出一条微博消息，称由于公司节目调整，《锵锵三人行》宣布暂时停播，并感谢观众一直以来对这档节目的支持，“后会有期”。

作为中国目前最长寿的一档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在过去19年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它的停播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算是一个重磅消息。但事实上，在事件发端的微博上却已经“查无此事”。如果你现在试图在微博上搜索“锵锵三人行”，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一定程度上，《锵锵三人行》停播的消息依然可以通过新闻传遍整个互联网，但与其息息相关的凤凰卫视却很可能因此在转型发展上陷入僵局。

1996年宣布成立的凤凰卫视与《锵锵三人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彼此成就。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抱着想做一档谈话类节目的想法找到窦文涛，并在之后19年里把这档节目经营成最符合凤凰卫视“人本主义”的电视节目。在刘长乐和凤凰卫视的支持下，《锵锵三人行》形成了窦文涛、许子东和梁文道为主的铁三角阵容，每期针对一个话题展开讨论，类型不限于时事、流行或娱乐话题。

事实上，十九年的播出记录在中国电视行业里或许已经可以被载入史册，但却未必对节目延续有所帮助。整整十九年里，《锵锵三人行》延续着凤凰卫视只说“人话”的发展路线，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逐渐明确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互联网时代让这档节目实现了覆盖整个中国的梦想，但也稀释了《锵锵三人行》无可取代的市场地位。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凤凰卫视和《锵锵三人行》，都面临着开放性消失后的转型风险。可以确定的是，《锵锵三人行》并不是《极限挑战》、《金星秀》之后最后一档停播的电视节目。在越来越失控的局面之中，也几乎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找到安全方向。

“人本主义”

凤凰卫视在去年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旗下王牌节目的主持人因此录制了宣传视频。轮到窦文涛时，这位主持人不出意外把亮相的机会让给了自己主持的《锵锵三人行》，“凤凰20年了，锵锵都18年了。18岁的姑娘一朵花，18岁的小伙成药渣。”对外，窦文涛也毫不避讳调侃《锵锵三人行》的“长寿”，“是长衰不盛。”

但这档节目在很多人看来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说它是《新周刊》评选的“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这是一档最不愤怒的节目。”在一篇《谁在看<锵锵三人行>？》的文章里，《新周刊》给出了它对一档电视节目可以给出的最高评价，“‘锵锵’不反智、不反信息量、不反世界观，不反动。所以，它的智慧是世俗的智慧，是通透的结果。”

《锵锵三人行》也被视为雅俗共赏的一次内容尝试，通过主持人窦文涛的风格引导，各种社会话题更容易被普罗大众触达，同时在内容上仍然能够保持凤凰卫视一贯要求的人文气质和趣味性。

实际上，“人本主义”是凤凰卫视对《锵锵三人行》给出的节目定位。在《锵锵三人行》15周年的纪念节目里，刘长乐曾对《锵锵三人行》的创立目的做出解释，“我们要说人话。现在说人话这个词已经很时髦了，但是那时候呢，1998年的时候，你要提出来说人话，或者你想说人话，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要说人话，我们要对真正的观众，把他当人来说人话。”

在很大程度上，刘长乐的这种想法源自凤凰卫视的创立经历。

1996年，经过与政府和传媒大亨默多克漫长的博弈和协商，凤凰卫视在香港宣布成立。出身广播专业的刘长乐在当时意识到中外媒体发展和触达受众上的严重不平衡：中国媒体在当时几乎没有建立起现代的传播机制，海外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大都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但这种需求却没有被任何一家国内媒体意识或者予以实现。“在华语区的电视观众中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品牌效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得益于中国和现在世界上正在开放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和环境。”刘长乐后来在接受CNN采访时强调，这种需求是凤凰卫视得到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为凤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空间，没有这个背景，就没有凤凰。”

尽管也在这场采访中强调自己依靠“关系”的作用相当小，但早期的凤凰卫视的确切合了当时改革开放的背景需求——中国本土和海外都需要看到更多面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依靠刘长乐的海外经历和香港本土更现代化的传媒操作风格，凤凰卫视在成立初期就确立要做“左中右”各种观点都能展现的内容平台，和一套更接近海外模式的传播机制。

对于新闻自由和市场体系，刘长乐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解释，“你必须在新闻自由和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有些事情非常非常敏感，我们不能说，但至少我们不会撒谎。”

比方说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发生时，是凤凰与湖南卫视的合作节目录制期间，但凤凰卫视在节目取消录制后迅速跟进，并在9.11事件时宣布取消所有广告，进行了35个小时的电视直播——两者在此前的国内媒体中都没有先例。打破边界被认为是凤凰卫视重要的优势之一。“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语境氛围中间才诞生了凤凰，而凤凰本身又是开放的推手。”刘长乐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开放的排头兵。”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锵锵三人行》也理所应当地成为开放性和人文主义的实验产物。节目主持人窦文涛此前没有主持过相关节目的经验，个人风格也较为强烈。不同于《鲁豫有约》等其余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的经典开场是主持人加嘉宾三人，端坐在三把椅子上，各人可能面前有一罐赞助商饮料，随后就话题进行聊天式探讨。

窦文涛大多数时候不会主动引导其余嘉宾，“我有点像个导游，就是你得顺着，当然我这个导游我觉得是好的导游，就是顺着大家的兴趣会往那引，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节目聊20多分钟，你觉得他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他更像是一个旅程，但是这个旅程也许是伴花拂柳，一路上景色不错。”

但刘长乐对此统统表现出包容心态，并多次对外称窦文涛与《锵锵三人行》是凤凰卫视气质的集中体现。一定程度上，推崇善意、搁置争议的管理模式在当时也是凤凰卫视的发展关键。窦文涛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承认，“《锵锵三人行》做了13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

新一轮的市场风向

停播并非毫无预感。在今年6月份，《锵锵三人行》被从凤凰卫视新媒体平台凤凰网上下架，此后网络上最晚只能找到2016年3月底的节目视频。当时的理由是凤凰网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在凤凰卫视上，节目继续照常播出至9月8日，最新一期节目是针对电影《敦刻尔克》和历史上真实事件的讨论。

这档开播十九年、象征凤凰卫视精气神的谈话节目停播下线，某种程度上对凤凰卫视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这标志着这档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市场和政策需求，而以前的生产模式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迅速改变了社会主流人群的年龄结构，服务上一代社会需求的凤凰卫视也需要赋予自己全新的市场定位。

刘长乐提出凤凰卫视应该向“全媒体”转型的时候正好60岁。对比早年间对发展定位“以善意揭露真相”、“精英品格、国际视野”的执着追求，花甲之年的刘长乐对媒体发展的本质和现状无疑有了新的理解，“全媒体实际上就是生物链、价值链，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能够生存得更好的唯一选择，否则，我们下一步很可能生存不下去。”

在近年的报道中，刘长乐每每出现，都是为凤凰卫视的转型做站台宣传。2015年时参加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就表示过整个凤凰卫视集团都在做互联网思维的转型尝试。“我们推出了凤凰金融，这个智能金融服务平台在过去的11个月中创造了75亿的交易额。这种尝试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响应中央‘互联网+’的战略，我认为我们还是成功的。”但刘长乐也承认这种转换并不轻松，“很多企业花了很大力气来导流量，但凤凰卫视和凤凰网已经拥有这么大的流量，但收入模式还是非常传统。这是我们需要改善的。”

2000年凤凰卫视宣布上市，之后逐渐形成新媒体和卫视业务两大板块。新媒体业务是凤凰卫视集团认为最能“拥抱年轻用户”的业务板块，包括凤凰视频和凤凰网。其中凤凰视频在去年经历了一次全新改版，除了新闻资讯，还引入了一条、飞碟说等短视频CP的PGC内容，并推出了一档自制节目《锵锵三人游》。

但新媒体业务本身波动较大，由于一直按照传统媒体思路运营，凤凰新媒体市值也一度缩水至3亿美元。2015年，凤凰新媒体宣布入股一点资讯。而就在本月初，百度被传将收购一点资讯，原凤凰网联席总裁陈彤、李亚辞去职务，全心投入到一点资讯。

在一定意义上，尽管刘长乐可以在早年通过妥协的手段换取节目播出，却无法阻挡市场风向和社会审美趋向的变化。其次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让凤凰卫视以前提出的内容触达得到实现，但也令后者构建的话语体系土崩瓦解。

比如对于喜欢窦文涛的观众来说，《锵锵三人行》的停播并不代表这种节目形态的破产。窦文涛在2016年成为优酷网综《圆桌派》的主持人，继续了《锵锵三人行》三俩好友聊天谈话的节目风格。这档节目合计两季的点击量为2.8亿，豆瓣上两季评分都在8分以上。

凤凰卫视也在加大融媒体的步伐，包括签约金庸的15部小说版权，拍摄成动漫和游戏。“我们相信中华传统文化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能够厚积薄发，让中国的故事更加好地传播到全世界。”刘长乐说。而这种尝试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取决于这架庞大的媒体机器能否在新一轮的市场风向下站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