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看日本职场：比香港还惨烈，不是人呆的地方（组图）

2015年，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电通一名年轻女职员高桥茉莉在员工宿舍跳楼自杀身亡，终年只24岁。日本厚生劳动省发现在高桥死前的10月至11月间，其工作量大增，她因长时间工作而患上忧郁症。在她忧郁症发病前1个月，她的加班时间达到105小时，其朋友透露，她几乎每天仅睡2小时。事件引起极大的社会回响，电通社长最终因此引咎辞职。

令人惊愕的是，上周五（10月6日），东京法院就此事判电通违反劳动法，员工加班远超法定时限，处罚电通仅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

日本早前还爆出新闻——NHK电视台承认其31岁女记者佐户未和于2013年过劳死，她死前一个月疯狂加班159小时，其间只休息2天，最后因心脏衰竭在家中暴毙。

佐户未和

对于日本的职场文化，曾于日本当地留学及工作的香港女孩Stephanie不敢恭维，她接受访问时指出，日本上班族不停加班已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对过劳死的新闻感到麻木，且不会抱怨投诉，“投诉就等于讲你没别人那么厉害、能干，还会令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日本人不会投诉，只会哑忍”，看着同事加班永无止境，Stephanie慨叹地说，“好在我不是日本人。”

Stephanie

Stephanie于2015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硕士毕业，读书期间曾于一家旅行社兼职一年。她指当时办公室内外国人与日本人分成两个圈子，外国人一般工作较有效率，会准时下班；日本人则习惯性地加班，尤其当上司及大部分同事未离开时，他们绝不敢率先离开或埋怨半句。

针对女记者佐户未和之死，Stephanie在脸书上发文，指每年日本官方纪录因工作过劳死的案件有700多宗，她相信佐户未和的个案并非个别例子，真实数字应该更多，但日本政府只会公布违规公司作警示，不会实质惩罚该公司，即便到了电通公司的地步，令年轻的女职员跳楼，也不过处罚区区50万日元而已，故她认为此举毫无阻吓作用。

Stephanie接受访问时指，不少当地人看到新闻都心里明白为何存在这个不良现象，但他们只会慨叹“又可以怎样呢？知道事情不对，不等于可以改变它”，久而久之便会麻木，“这根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

日本人一向重视礼仪及职场的阶级关系。员工下班离开办公室时，会扬声对其他人说“辛苦大家，我先走了”。Stephanie称，此举对很多员工构成极大压力，即使该员工准时下班，因为他们重视集体意识，也无胆量看着仍在工作的同事说出“我先走了”，更经常以早出晚归来证明自己有贡献。

另外，在日本，员工下班后经常要应酬上司及客人，一个月总会有三四次。这些“饮两杯”的社交活动看似轻松，实质非常辛苦，更不会计进工时之内。Stephanie留意到，无论他们多不愿意去，都不会说出口。

Stephanie与日本同事聚会

Stephanie回想兼职期间面对的压力，坦言自己也是逆来顺受，“跟着旁边的人，他们如何做我便如何做，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抗这个系统。”她又说，其公司每天都有早会，会上让每名同事提出当天的工作目标，“在公司角度而言是好事，显示员工很重视团队工作，但很多人其实听完就算，工作效率仍然很低，有意无意拖长工时。”毕业后即使公司愿意聘请她并为其办工作签证，她仍决定回港就职，即使日本生活质量多好，也拒绝为公司卖命。

如果香港人想到日本工作，Stephanie建议做好心理准备后，不妨一试，“当是一种人生体验”，但她坦言在当地见到大部分同年纪的外国人，其工作待遇都不是很好，而且很难打入本地人的圈子，何况大部分人都会受不了这里的加班文化，“除非你非常喜欢守规矩，极重视团队精神，否则你都是去那边旅行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吃这个苦。差不多的薪酬收入，还是回香港吧，香港职场也苦，但都比日本好一点。”

不过，据统计，在2012年，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35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全年平均工时为1,765小时。香港达2,392小时，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高逾三成。

2014年，香港大学进行了有关香港在职人士的精神健康研究。负责该项研究的港大教授谢树基表示，情况令人担心，尤其是情绪低落及生气的数字，对比外国研究均属偏高。“情绪低落，外国约16%，而香港是每4个人有1个；生气到无法自我控制，外国约11%，而香港是双倍，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