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的土匪，只因为看了一眼100年前的小学课本！竟成了当今中国的侠客……

他曾自认是个“土匪”，

机缘巧合，因为看了一眼，

中国100年前的小学课本，

竟成了当今中国的侠客，

走在了正义的路上，

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就是邓康延

1958年，邓康延生于陕西西安，父母都是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儿时他是在北京长大的，6岁半才回到西安上学。

他说自己是个“土匪”，因为满口京腔，其他孩子都叫他“北京猴”，欺负他，他也不示弱，就“打死仗”，人家把他按在地上，他无力挣扎，就恶狠狠地掐对方脖子。

看他实在太过调皮，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大哥，担心地对他说：你不能整天都出去疯跑、打架啊。还把自家的书借给他看，从此他仿佛就脱了胎换了骨，如果不是因为老大哥，他可能早就变成一个，不知长进的混混了。

他所出生的时代经历过大跃进，也遇上过可怕的三年大饥荒，好不容易上学了，又碰上文革，正读石木水火的课本被急停，老师要求大家抄写最高指示，还没来得及学‘日月星辰’，美好的小学生活就突然变味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西安矿院学院地质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科院西安分院，就这样当了十年的地质工程师，可他喜欢舞文弄墨，唐诗宋词，1982年，他开始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译文，其中多篇获奖，尤其是他的散文，曾创下《读者》转载之最，他也随之被媒体誉为“岭南才子”。

1992年，他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出版过各类着作及电视作品，代表作都曾入围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然而在从事媒体工作的过程中，随着接触人的增多，以及对中国文字的深入挖掘，他越发感到，复原历史真相责任的重大和艰难。

他曾接触过一拨，热爱田野调查的朋友，席间听到中国远征军的壮烈故事，他悲从中来，当即拍桌发誓：对于逝去的历史，最好的纪录是影像，我以后一定要拍个纪录片，

还原真相还远征军的尊严。

在他看来，一段鲜活的影像，胜过万千白纸黑字，而他绝不仅仅是说说的，更是这么干的，他竟毅然决然地辞去，《凤凰周刊》主编的高薪职位，开始投身于中国真实纪录片的制作。

众所周知，拍纪录片周期长，回报低，是个极有可能赔本的买卖，可他却乐于去做，去挑战。

他说：如果我不去拍，很多老人和事件，就会被岁月湮没。

2007年，为了拍摄《远征军》，寻找活着的老兵，他去了云南。

闲暇时，他还四处在街头，搜寻当年的书籍报刊。而当他在一个旧货市场淘书时，发现了几册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

再仔细一看，他大吃一惊，课本的编者，竟然是蔡元培、叶圣陶等大家。

黄昏，小城客栈，他忍不住捧起老课本，细细品读。

他突然发现了这片土地上，遗存的童年美好，同行一位做纪检工作的大哥，也被他津津有味的样子吸引过来。

他俩不由自主地，一课一课地朗诵起来，读后，那大哥感叹道：范本啊！民国教育，真是育人的教育。

这一篇，叶圣陶编文，丰子恺插图：“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最后一句，一个逆转，末一只羊突然，就像一位哲学家、艺术家，淌着民国的审美和情趣。

这一篇里，老先生穿着长袍，

拉着二胡，悠然自得，孩子们唱歌是见嘴不见眼，窗外的柳树已经发芽了。

再看标题是“乡村音乐课”，这就是民国具有的乡村气。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寥寥数语，全是白描，但慈母手中线的唐诗意境，却翩然跃于纸上。

“小弟弟，在母怀，见姊来，伸手向姊，姊抱弟弟，窗前徐步”

手足之间的情谊简单而质朴，民国老课本总是这么温暖，其实原本也不需太多的说教。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但教育未废止，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者，二者于一身。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

看了这些民国老课本，你就能感觉到，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教育虽然没有现在这般普及，很多人可能只上过几年小学，但他们所受的这种人伦、三观的教育，一辈子都够用了。

用最简洁的语言，展现了最有画面感的童真之美，穿越百年岁月，品读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老课文，让人觉得感动而温馨。

而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些民国老课本，都是在最刻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当时，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包括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全中弹起火，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商务印书馆仍坚持将课本赶印出来，他觉得这些课本，是史上最简朴，却又最悲壮的课本。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就此跟民国老课本，结下了一生的牵绊，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收藏中国老课本的之路。

北京潘家园、西安朱雀路，深圳新秀村、广州珠海中路，纽约的唐人街、巴黎的旧书市场，都成了他流连淘书的宝地。为了搜集民国老课本，他甚至专门几次去台湾，几年下来，他收获颇丰，一共收集了千余册民国老课本。

有好友生动地描述他买老课本的场景：经常强买强卖，对着人家标好价的货品，他会比划出自己认同的价，讨价还价，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强行将货品抱在身上，然后说yes，yes，yes，拿了就跑，弄得店家只能边笑边成交。

这是‘臭名昭着’的‘邓式土匪式买卖’。

但他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如此拼命般乐此不疲去收藏的，他说：我是想让现在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母语的温润，那些老课本就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现在的不足和不甘。

而越对民国老课本了解，他就越是对之着迷。他发现，编写这些小学课本的，竟然都是蔡元培、张元济、陶行知、沈颐等一流大家，他们怀抱着为民族未来谋福祉的愿景，专心致志为小学生们编撰了这些课本。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志士，就已重视到中华复兴一定要从教育，而且是最基础的小学教育着手。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大家，尽心竭力用方块汉字，传达着这世上最美好的人文情感，既有东方的传统内容，又有西方的先进理念。

为了让课本既有工具性，又兼具人文性、文学性，既承袭传统文化的风骨，又带有面向世界的开明，大学者们可谓绞尽了脑汁，共同讨论，反复修改，常为一字，费事恒至一二日。

有次大学者们在编撰一课时，为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用“去去去，去上学”而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应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去字太俚”，不庄重，几天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还是“来来来，来上学”。

每本书，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大学者编小课本，平实简洁敦厚的文字，如同蹲下来，看着孩子们的眼睛去说话的先生，这样的课本，怎能不叫孩子们喜爱？

他将这段历史称为“最近的春秋”。

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相提并论。

研究这些民国老课本后，他开始给报刊撰写一些阅读体会，没想到这一写，竟炸锅了。《读者》、《读库》等报刊，纷纷为他开辟了专栏。

而后他更是将，自己收藏的课本集结成书。

这一页书的字缺了几个，就从别处挖过来。这一页书的图比较模糊，就使用电脑来修复。…………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他杂取各种民国老课本之精华，终于汇编成一本书。

他掀起了一股，重读老课本的阅读热潮。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啊！”

这样给他反馈的读者不计其数。

台湾作家张晓风与席慕容，过去与他素不相识，可张晓风在大陆书市，一口气买了10多本，回台送给文化界的友人，席慕容也特别为此书发表，〈民国初年的奇书〉一文。

随着对老课本，和民国文化书报刊的深入挖掘，他又从这背后选择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位大家，打算拍成十集纪录片《先生》。

每次谈起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所谓先生，那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取向。

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可他却要穷极所能的去寻找他们，他无论拍哪位先生，都会付出百分百的力气，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走他走过的路，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等等。

但重走先生之路，不乏失落与伤感。经常当他刚采访完时，他就收到噩耗，又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

这更让他感觉到，留下先生的背影，必须争分夺秒。

终于，他的纪录片成功问世，他让这些大家先生们走进了当下人的视线，为当今的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同时他还出版了同名书，并延伸扩展出多个城市的，《先生回来》巡回展，将老课本、民国书报刊、先生融为一体，全面展示给当今世人。巡回展览所到之处，人潮涌动反响强烈。

陈丹青曾高呼：先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他却坚定地相信：先生就是总会回来，哪怕是蹒跚地回来，踉跄着回来。

2013年9月，他又作为制片人拍摄了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盗火者》的制作团队，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20多名教育学者，以影像介入中国教育的现实。书籍《盗火者》的序言中，陈丹青毫不留情地以悲观论调谈教育：“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

学者朱学勤也坦言，作为教师，如果珍惜三尺讲台，“课堂上的氛围，也许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样了”。

而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悲伤，他说：制作这部纪录片及其衍生的这本书，都不是喜悦的过程，今日中国教育之疮痍，前所未见，以纪录片的形式，把当下教育之现状呈现于人，只求唤醒人心。

如今的他仍然走在，抢救中华教育文化的路上，他说自己是双重性格，在两条道上游走。

他是“土匪”，但他不像匪，更像个“侠”：好打抱不平，又极为性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是那么地特立独行。

他好喝上两口，酒桌上兴致来了，话匣子也就打开，收都收不住了，会即兴的吟诗唱歌。

他的泪点极低，自己做的纪录片，全部都烂熟于心了，但每次重看，还会在屏幕前稀里哗啦地掉眼泪，他爱打抱不平，开车上路，旁边一辆面包车向外，抛了个空塑料瓶，他下车把瓶子捡起来，就给人家扔回去，对方纳闷：“我扔个瓶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又往外扔，他就又下车捡，再给人家扔回去，三番两次，最后，对方怒了，直接把瓶子砸过来，关窗走人。

可他做纪录片更是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为市场考虑，要删掉片里的一些内容，可他却坚决不删。

他对旧物的固执和迷恋，都是为了回归，教育回归教育，历史回归历史，常识回归常识。

所以，尽管自己越来越穷，他却仍然伏案疾笔，弓背弯腰，栉风沐雨，废寝忘食，依然背负着文字的行囊，在还原真实的征途上踏实地行走着。

稍得闲暇，他一定会去，旧书市场四下搜寻民国老课本。

那些搜集来的老课本，几乎堆满了他书房的每个角落，夜深人静时，他常常为先生们吟诵，与先生们畅谈。

他的理想只有一个：重回民国，因放不下良善美育，重编旧书，只为了让先生归来！

他始终相信：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它朝向人生命的内里，成为知冷暖的皮肤，识明暗的眼睛，辨善恶的心灵。

从一名地质工程师到杂志主编，再到纪录片制作人，他以文字影像立心，揭示和匡正即将被淹没的史实，关切当今中国时代洪流中，飘零的弱势群体，与同道一起，守护着中国教育的初心。

因为在中国只有，教育的提升才是大提升，心智的驰骋当为大驰骋。

汉字如石粒，磨砺搭配，联起就是一串项链珠玑。

那一摞摞民国旧书，从先生们的手中穿越故去的历史，带着全新的期盼，更凝成了重塑未来的希望和力量！

心之悲悯，情之热烈，他这位中国教育的真正侠客，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