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要钱，还是要命？

特朗普将大国政治当做“生意的艺术”（Art of Deal），放弃原则政治，纯粹诉诸利益政治和实力政治。其所宣称的“公平贸易”也与普遍的世界贸易制度无关，而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仅仅对美国公平的、保证美国一定赚钱的贸易秩序。自由贸易不一定导致对美国的“公平贸易”，于是自由贸易可以悄悄地被公平贸易所取代。民主意识形态也不再成为首选，因为对美国而言，民主输出是不合算的生意，甚至根本不是生意，而是纯粹的道义负担与财政负担。这样，特朗普主义就至少具有了三大核心特征：其一，最彻底的实用主义；其二，美国单边主义；其三，实力崇拜。美国二战后建立了一整套意识形态与全球治理秩序，部分意义上有效规训了大多数国家，但美国正在逆转这样的规训进程，其自身也不再接受规训。从特朗普上台以来退出的一系列国际治理协议包括最近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看，美国正在凭借超强实力打破本就脆弱的全球治理秩序，而营造一个以美国为绝对中心的新秩序。这一系列举措不是“帝国撤退”，而是帝国性全球秩序的再造。   

中美贸易战就发生在特朗普主义的“帝国秩序再造”周期中，中国荣幸而又不幸地成为了美国的“头号对手”。自今年4月以来，贸易战以美方单方发难开端，双方经过了数轮正式或非正式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谈判提出的“利益清单”，几乎相当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再版，其本质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美国式的“公平贸易”，是一种不平等贸易条约。中方基于自身战略机遇期仍在延续，本着有原则的妥协立场提出了自身的“利益清单”，希望美国予以尊重及达成协议。中美贸易战裹挟着“中兴案”，这是双方谈判的筹码之一。特金会前，中美双方一度达成了原则性的贸易协议，中兴和解协议也得到了美国行政当局的认可。但是特金会后，一切都被推倒，贸易战全面开打，中兴和解协议被国会推翻。美方设定了500亿美元的关税制裁方案，在中国对等反制后又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升级制裁方案。制裁生效日期设定为7月6日，因此只预留下不足20天的谈判回旋余地。从技术角度而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3000多亿美元，因此无法简单地对等关税反制，于是提出了“数量型与质量型相结合”的新打法。其实美国早就运用“质量型”战术了，中兴制裁案就是，围绕“中国制造2025”的高科技封杀政策也是如此。       

对美方在本次贸易战中的总体战略意图，中国的判断并不够准确。贸易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钱，还是要命？起初我们一般认为，贸易战就是贸易战，就是特朗普为了选举利益及所谓的中美公平贸易，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敲诈。于是我们“以和为贵”，不做严肃斗争的战略准备，立足于从利益上有限满足美国的要求，以“赎买”5—1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北航王湘穗教授曾言，中美博弈最大的战略关键词是“熬”，一直熬到美国无力遏制。改革40年，我们其实也是大体在美国提供的全球化秩序中聚焦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40年的成就，既与中国强有力的政经体制及其国家理性有关，与中国人的勤勉奋斗有关，也与中美关系大体和平带来的发展红利有关。因此，贸易战如果只是“要钱”的话，可以给，中方就主动提出增加700亿美元的对美采购，未来也可能继续增加。我本人相信特朗普是想“要钱”的，可是他的鹰派团队及美国泛滥朝野的“帝国建制派”不干，后者逐步达成了跨党派的政治共识，对中国的战略立足“要命”。这里的“要命”不是直接灭亡中国，这是美国绝无可能做到的，但结构性弱化中国、阻断中国的发展进程，还是有一定的战略实现可能性的。从美国对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最权威解读以及美国2017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系列政策调整来看，“要命”式的对华政策已经完成。特朗普在这样的新战略框架内只能选择妥协，而不可能任由其商人习性破坏美国的既定战略进程。在美国，始终有一种超越有形体制的控制性力量（共济会或其他）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与政策进程，而特朗普只是很有能力、不按常理出牌的掌柜。白宫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大厦”。当然，特朗普高超的“生意艺术”及击垮对手的商战意志，正好契合了美国对华“要命”式的贸易战需求。

“要钱”，只是就贸易谈贸易的利益再平衡，“要命”则成了以贸易为借口的权力秩序再平衡。中国不再是贫穷的“无产阶级”式国家，而是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新兴社会主义大国，因此面对美国的贸易战，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要钱”可以，慢慢给，有礼有节有利地给，而且要有助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要命”不可能，中国民族复兴与人民发展进步的正当权利不可剥夺，中共的全部执政合法性也系于此。随着特朗普与美国建制力量的结构性妥协带来的全面贸易战之展开，中国的战略判断开始从“要钱”的既往习惯性思维及对特朗普的表面判断转型为“要命”层面的国家主权利益与人民发展利益的权力秩序博弈。中美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中美贸易战已经陷入“要命”式的极限博弈，这也不是威胁，而是现实。中华民族离复兴的世界舞台最近的时刻，也是全球性治理权力博弈最惊心动魄的时刻，是最具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刻。这样的历史时刻，智慧坚韧地挺住了，就是柳暗花明；胆怯愚蠢地倒下了，就是山重水复。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中美国内各有不同的反应，画风诡异。从美国国内来看，贸易战波及的产业利益已经开始游说和政策公关，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及主流舆论对贸易战并不看好。不过这些产业力量和公共舆论尚不足以扭转美国的既定政策，只有在贸易战结构性伤害充分呈现时，特朗普政府才会有政策调整的压力，而美国的选举政治才会再次摇摆。从中国国内来看，官方舆论表现为一贯的强硬立场，这有其合理性，但也需要更加清晰地向国民解释贸易战的真实情况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以及贸易战条件下国内产业及公共政策的整体调整方案，以便凝聚民心民力共同对外。倒是中国的民间舆论特别有趣，除了部分偏左的公号及讨论群外，相当一部分网络舆论都有着“美国必胜”式的立场，认为贸易战可以打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可以扭转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新体制与新战略共识，可以重回“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和不挑衅美国的温和立场。中国必须是一只温顺的“熊猫”，而不能是凶猛的“东方巨龙”。中国必须是没有自身思想与意志的“尾随者国度”，而不能是回归自身文明及坚定自身政治存在的“创造者国度”。许多网络软文貌似做反思状，但内里充满了对美国秩序的顶礼膜拜，充满了对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规范性质疑。这是一种宽泛的“刘仲敬主义”，一种经过西方精神洗礼后不再可能真正独立思考及产生中国经验基础上之新思想的偷懒主义。

确实，此次贸易战不同凡响，但美国肯定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开打的，其预期结果也不可能真正有利于中国人民。贸易战是对中国“自主现代化”百余年精神体系及政治体制的总考验，有可能促成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但不是网络软文式的“全盘西化”，被迫穿上西方规范体系的超级紧身衣，而是更高质量的自主化。许多貌似理性甚至夹杂数据或模型——低端一点的则是赤裸裸的“历史终结论”背书——的分析，只有市场，没有国家；只有经济，没有政治；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只有泄愤，没有责任；以及根本搞不懂市场经济与主权秩序的辩证关系，搞不懂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之发展正义的关系，搞不懂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背景与约束，仿佛是以怨妇心态埋怨着本土大地，仰望着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市场乌托邦”。在这一场鱼龙混杂的贸易战舆论博弈中，浑水摸鱼者众，幸灾乐祸者众，建设性担当者寡，真正反思创新者寡。作为长期从事公共专栏写作的笔者，对于文字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与判断力，而对于玩弄文字的轻浮写手，无论其学界地位和话语修辞如何出神入化，抑或社会科学式的数据模型如何眼花缭乱，是否具有道德和知识上的基本真诚，是否对本国人民及文化有着基本的热爱，还是能够清晰辨明的。

当然，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中国国内舆论“右转”有着特定的政治与时代背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之后，人们对文革式的运动惨剧非常忌惮和恐惧，因此对政治体制的风向一贯非常敏感。邓小平时代的三十年，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阶层均有利益改进，中国也在尾随美式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成就，改革自由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尽管一度受挫，但在“历史终结论”的神话鼓舞之下，仍然构成相当一部分人的严格政治理想。美国的“对华接触派”立足的也是中国的“和平转型”预期，认为随着中国国内中产阶级的发展及中国对全球化的规则适应，中国会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也可能会“印度化”。但改革4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体制调整与改革思路重构，尤其是确立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制理想”，以及党政关系上对“党政分离论”的完全放弃，使得国内改革共识出现了结构性分裂，中国的整体转型已经超出了改革自由派及美国稳健接触派的“和平转型”预期，而走上了“四个自信”下的党政新体制及“一带一路”跨国（或帝国）政治道路。中国不再满足于西方路线下标准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而是在治理型（或工具型）民主法治国基础上嵌入了新党国与新天下的复合政治理想。十九大之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天下”、“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全球化”，在东西方之间忽然又陷入了一种充满矛盾张力及观念无比混乱的状态。原来清晰的路线图已经残破，原来不自信的中国重新获得自信，原来已彻底沉沦的东方又重新崛起，原来自信从容的西方反而陷入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漩涡。对新体制与新路线的质疑，以及改革过程中受挫群体的怨愤，在这一场贸易战舆情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宣泄。客观而言，这是中国改进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难得的政治样本。

总之，从“要钱”到“要命”的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全球权力秩序竞争的揭幕战。对美国而言，利益固然要再平衡，可是持续获利的基础却是全球领导权，因此贸易战就不只是贸易战，而是美国“权力世界杯”的卫冕之战。中国必须从战略上认清中美贸易战的“要命”本质，立足从最坏、最严峻的处境出发，放弃改革40年来的“尾随者”思维，摆脱简单“赎买”发展权的机会主义倾向，真正从维护民族复兴大局及自身政治经济整体存在的根本原则出发，从维护及承担世界自由贸易与和平发展的大国治理责任出发，从努力团结中美之间广泛的第三方国家力量出发，坚持并逐步创制适应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需要的国际规则体系。也因此，负责任地斗争及创制规则，是改革开放在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简单回避斗争，以为一切回到改革初期的相对温和立场就可化干戈为玉帛，只是政治的浪漫派，不仅不利于中国复兴进程的结构性进展，也不可能保护好改革的既定成果及人民的发展利益。

贸易战会成为中美权力秩序的持久战，中国需要的是更高质量的自主性改革开放及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而不是特朗普美国试图强加的新《望厦条约》。中美为了长期博弈，会各自寻求“替代性市场”，TPP的本质就是美国寻求对中国的市场替代，因为只有替代才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封锁，如今的中美经贸关系犬牙加错，无法决断分离。全球市场在今后较长时段内会形成“美国+第三方市场”和“中国+第三方市场”两个有一定交集的体系，或许这也是中美权力历史性交接时段的“第三方市场”结构性机遇。但中国是享受不到这样的“第三方”机遇的，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定义中已经不可能是“第三方”，而是严格的“相对方”。贸易战即便达成阶段性协议，7月6日即便有暂时的和解安排，这些过程性现象都只是双方管控极限风险的理性化手段，而不可能结构性化解中美的权力秩序之争。作为各有其文明传统、历史抱负与权力意志的文明大国（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不是只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兴国家），中美都难以放弃自身的理想与使命，而这是特朗普的实用主义以及中国改革初期的“尾随主义”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难题。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世界新宪法”，但这样的规范前景只是稍有端倪，远未具其形貌。

（本文首发于作者的多维客专栏，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