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教父”马寅初的平反，在今天再成争议（组图）

1979年的今天，中国“计生教父”马寅初获得彻底平反。4年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

直到最近几年，这一国策开始松动。

2018年9月10日，“计划生育”从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内设机构名称中消失。

这也是1981年以来，政府部门中第一次不再有“计划生育”的名称。

因“新人口论”而起起落落，最终影响中国生育政策马寅初先生，在得到平反的这一天恐怕没有想到，29年后他将再次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新人口论”

出生于1882年的马寅初从小聪颖好学，24岁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留学，十年间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由于学术背景过硬，从事的又是新兴的经济学研究，马寅初回国后地位特殊。当时北大教授大多乘人力车到校授课，而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由于资格老，又怀有一腔热血，就连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动他，只能将其关押软禁。在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胀方面做出贡献。

1949年7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全体常务委员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位为马寅初。

但马寅初身上最广为人知的标签，还是《新人口论》。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的“计生教父”。

50年代初，马寅初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现实问题，他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国家百废待兴，要实现赶超战略，必须增加积累和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

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如果为安排就业而不得不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工业化后腿。

第三，“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当时全国人均不足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难以实现，“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马寅初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为此，他在1957年的《新人口论》中提出结论：我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

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途径，马寅初认为首先要依靠教育，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在宣传起到一定效果之后，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他认为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控制力度依然不够，“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马寅初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

马寅初还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如果超生，就征税。

批判

《新人口论》提出的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正悄悄向全国蔓延。随着生产急速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也随之发生转变。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表示“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他还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他还是写个检讨好。

谈话之后，马寅初对《新人口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结论有错。在全国批右大潮的氛围下，马寅初投书《新建设》杂志编辑部，不仅一一反驳了当时报纸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还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大氛围，马寅初展现出的风骨，即便是后来对“计划生育”的批评者也不能不为之钦佩。

这些手稿最终被送到康生手上，并被康生等人利用，学术争论变成了政治问题。

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的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有200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请辞去北大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与此同时，他还被要求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

这一阶段的人口争论告一段落，马寅初从此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近20年。

平反

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称：“中央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及决定。”

彼时马寅初已97岁高龄。

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但要说马寅初“挨整”，也并不确切。在辞去北大校长之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没有受到冲击。

把人口激增的问题归咎于毛泽东的一句话也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马寅初的人口观点在一开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更准确地说，《新人口论》是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赞同节育之后才发表的。

在1957年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几个月之后，《新人口论》问世。

而纵观毛泽东在解决人口问题上的政策实践，虽然“大跃进”中出现过明显摇摆，但很快得到纠正，而且这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实际改变当时的人口政策。

恰恰相反，毛泽东在总体倾向上是提倡计划生育的，这一点越到后来越明确、越坚定。他也从未作出过鼓励人口增长的错误决策并付诸实行。7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与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可”的号召息息相关。

上世纪70年代的计生宣传画。

争议再起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对马寅初的批判声再起。

这些批判主要认为马寅初的观点不够尊重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导致了后来严格的“一胎制”，是现在出现的一系列养老、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潜在问题的始作俑者。另外，马寅初取了两房太太并生育了7个子女的这一事实，也为反对者所诟病。

然而如果回到当时的环境下看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它们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第一，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50年代中期，正值计划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提出的任何学说和观点都无法脱离计划经济这一大现实因素。而计划体制的题中之义也包含对人本身有所“计划”，否则消费品和其他公共产品、包括劳动力的供应计划就无从谈起。

第二，马寅初时代主要面对的是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建国初期，死亡率高达20%，而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1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当时只有54岁）。再加之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建国后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期与资源匮乏之间的严重矛盾。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地并非因为马寅初一人的呼吁，而是当时历史现实的必然选择。早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及其严重危害：“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

在马寅初被批判的60年代，中央和各省市就先后制定了出生率、增长率的目标、规划和措施。从1971至1998年，我国共少出生6.34亿，其中因计划生育因素减少人口达3.38亿。这不仅对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也大大推迟了“世界60亿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的到来。

宿命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其诞生有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套理论是可以一成不变永久使用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与马寅初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彻底告别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年代。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资源短缺和供给受到约束，那么进入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人口结构性失衡，包括快速的老龄化、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发展风险的增加等。

人口问题或许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沉重宿命。它既带来了红利，也让这个国家背上沉重负担。所谓“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学上才是正面意义的，看看拥有巨大“人口红利”的印度就知道了，当它分散成一个个具体的人生时，它的实际表现往往是极度贫困、劳动者缺少权利、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等。

世界上有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很多，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可以预知，但一个拥有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那很可能是一个超级的“蚁族国家”，它离美好的生活的距离可能比老龄化社会更远。

实际上，今天对马寅初的争议根子上来源于对计划生育的不满，而舆论真正抱怨最多的，并非人口多少，而是养老难，养二孩难。这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这是实情。到了这里，生育问题已不简单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成为地地道道的民生问题，它值得相关部门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