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和日本，谁在靠近谁？（图）

2017年11月，越南岘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在见到安倍晋三时露出了罕见的微笑。 KENTARO AOYAMA/YOMIURI SHIMBUN, VIA ASSOCIATED PRESS

10月中旬，日本外务省一名负责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官员跟我讨论安倍首相即将访华的筹备工作，他指出，此刻日本政府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庆祝和平友好条约四十周年的时候，倘若日方提出东海共同开发这类让中方容易感到厌烦的议题，会不会破坏友好氛围。“不过，一方越是变得软弱和迎合，对方越容易看到我们的底牌，并趁机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接着讲，“此刻，从日中各自处境的角度说，日方是占优势的，应该主动、直率地提出我方的利益诉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7年以来，同时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访华。由于行程上的原因，原先访问广东等外地的设想取消，安倍晋三将在26日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会谈。安倍首相把这次访华视为今年5月份李克强访日，以及明年上半年习近平访日中间的外交议程，并且把这三个访问理解为巩固和推动日中关系的一连串首脑外交。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中高层往来确实比较频繁和密切。9月上旬，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会谈，坦率交换了意见。10月下旬的会面，将是两人在两个月之内的第二次见面。此外，今年5月日中首脑还第一次进行了电话会谈，在我看来，这是两国政治关系成熟到一定的程度，领导人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才能实现的。

除了高层往来以外，两国民间交流也出现积极的态势。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2017年，日中贸易额为3293亿美元，同比增长9.2%，时隔3年第一次录得正增长（2016年为3016亿美元，同比下降0.6%）；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2.7亿美元（在国别上排名第三），同比增长5.1%，相比之下，世界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比增长为1.9%；据日本观光局与中国旅游局的统计，中国大陆访日游客为736万人次（2016年为637万人次），在访日游客中排名第一。日中民间往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我平时跟日本投资家交流发现，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好坏所左右。

其实，对于安倍晋三这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中方始终没有放下警惕和不信任感。比如，前一段时间安倍首相对南海问题的表态在中方看来是介入和干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协商机制；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允许有限地实施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使得中方担忧日本接下来是否会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更加积极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甚至追求成为“正常国家”；还有一点，无论如何安倍首相上台以后参拜过一次靖国神社，踩踏过中方无法接受的底线。

在此情况下，中国当局如今为什么试图改善和促进对日关系？我认为有4个方面的背景和理由。

第一，美国因素。根据某革命后代和一名前政治局委员的亲属对我的表述，王岐山今年春节前后在内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对外战略时表示，“此刻应该靠近日本和印度”。当时，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恶化。随后贸易战正式爆发。

中国对白宫的贸易政策、台湾政策，以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等立场极为不满。对于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对中国的批评和警惕态度，中国外交部以“无端指责”一词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在贸易战难以化解，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相互指责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中方正在试图把同样因贸易政策等对美国不满的日本拉拢过来，离间美日同盟，尤其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2015年到2016年，我与《中国梦》作者、解放军大校刘明福一起写作《日本梦》一书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表示“中日关系难以改善的最大原因就是美国”的观点。作为鹰派军人学者的刘明福本人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据我观察，他的这一看法在官方和民间比较普遍。

第二，中国试图利用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全球化等方面的消极态度，来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和舆论中的地位。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没有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如果能够支持“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或许意味着一种外交胜利，从外交的角度巩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今年一月，自民党和公民党的干事长在首相官邸向安倍晋三汇报“日中执政党交流协议会”时，安倍提出“关于一带一路，中方的想法也越来越清晰，日方可以对应的一些个案，我们可以好好对应”。

第三，今年是邓小平访日40周年。1978年10月，邓小平带着女儿邓榕访日期间除了跟政治家会谈，参加记者招待会等以外，还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松下三家日本代表性的企业。他参观日产后说，“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他从东京坐新干线前往京都的路上跟记者谈感受说，“一个字，快。像是有人在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邓小平那次访日对今年同样迎来40周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航，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此刻改善对日关系对中国当局来说也等于纪念改革开放。而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角度说，中国仍然需要从日本战后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吸取教训，尤其是李克强所呼吁的“工匠精神”，这是以制造业为荣的日本企业家始终坚守的精神。

第四，今年毕竟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本来就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为此，积极良好的日中关系大概是个基本前提。“该纪念的要纪念，中国还是一个重视仪式的国家，即使对于当前持续恶化和紧张的中美关系，到了明年的1月1日（中美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国还是会尽可能纪念其中的历史意义，”中国外交部一名局级干部对我说。这一动机更多是象征性的，但在我看来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对于安倍首相时隔7年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一事，10月12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把这次访华当做日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的重大契机。”此刻，日方又是为什么如此重视安倍访华和日中关系？

除了特朗普因素、日中关系本身的重要性、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等以外，根据我跟日本政治人士、企业家的交流，安倍首相最近重视对华关系，甚至到了令人联想起“靠近”的程度，跟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由经济产业省及其相关人士所主导这一内政上的结构有关。

自从2012年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政务秘书官的今井尚哉是经济产业省出身。他是安倍政府的核心人物，也是安倍首相最信任的臂膀。去年5月，中国首次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井秘书官独自出席。“我们把它视为安倍政府重视和支持‘一带一路’的信号。那次我们也跟他围绕日方如何参与‘一带一路’交换了意见，”参与了论坛组织工作的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除了今井尚哉，2012年以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顾问的长谷川荣一也是经济产业省出身，曾在该省担任过中小企业厅长官。这次安倍访华议程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借机主办“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这是今年5月份李克强访日期间跟日方达成共识的“第三方合作”之延伸。届时，估计安倍晋三和李克强、日中双方的高官、大使，以及民间企业的代表都将出席。为了筹备该论坛，9月25日，双方在北京举办了“关于日中在第三国推进民间企业合作的委员会”会议。中方团长是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日方团长则是内阁总理大臣顾问和泉洋人。和泉是国土交通省出身。“让和泉负责该论坛的日方代表，这个事实表明一切。安倍政府确实是想在第三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进跟中国的合作，”一名熟悉首相官邸事务的政治记者对我说。最近，经产省的官僚们不断跟日本企业会面，请求配合该论坛的召开，以及接下来跟中方的具体项目合作。而对于让日本企业参与跟中国一起开拓第三方市场的过程，中国至少在国内政治议程和舆论环境上把它解释和宣传为日本大力支持“一带一路”，作为政绩。

据我观察，安倍政府也深知中方的用意，也担心和警惕被国内对华强硬派，以及特朗普政府等理解为安倍首相中国试图制定的规则和主导的秩序给予了支持。所以，在大力推进对华关系的同时，安倍首相也尽可能地进一步巩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欧美之间的关系和合作。9月25日，美日欧三方负责经贸政策的阁僚在纽约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达成一致并共同提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提案有部分内容针对中国。

我认为，通过时隔7年的日本首相访华大力推进日中官民一体的经济合作是可以的，为此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也是可取的。双方的领导人也必然会讨论朝核问题、地区合作问题，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等共同关心、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正因为当前中方处在复杂、微妙、敏感的国际形势下，相对更为迫切地需要拉拢和靠近日本这一亚洲最大的美国盟国，如上述日本外务省官员指出，日本此刻应该利用合理的外交谈判筹码，切实地向中方提出安倍政府的利益关切和议程需求。

我想在这里提出三点：一，东海油田气合作开发，即2008年6月胡锦涛主席对日进行国事访问时最终达成，但后来没有实质推进的协议。自从2012年“国有化”事件以来，中方通过设立防空识别区、派遣公务船等方式采取强硬、扩张的措施，围绕相关海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对此，日本政府感到担忧，避免进一步摩擦和冲突的同时，始终渴望落实2008年的原则性共识，即在不损害各自法律立场的情况下在东海选择一个区块进行共同开发，中方欢迎日本企业按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的合作开发。然而，由于中方对此共识内容的消极态度，尤其对于双方的合作和开发以“中间线”为框架所展开的警惕，过了10年，始终没有实质进展。

二，日本与北朝鲜之间的人质绑架问题。日本政府认定，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北朝鲜当局共绑架了17名日本人，后来经日朝政府谈判，2002年北朝鲜承认绑架了日本人，其中5名受害者回国，但至今仍未达到日本政府和舆论所希望的——敦促北朝鲜当局查出真相，让所有仍健在的受害者回国。

三，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北海道以北的四个岛从1945年8月“二战”结束后被苏联军队非法占领，务必实现北方四岛的归还，这是日本政府的立场。

这三个问题既是日本在客观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关切，也是安倍内阁希望解决和推动的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方的支持。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中方是谈判当事国；对于第二、第三个问题而言，日本则需要中国作为东北亚大国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习近平上个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安倍晋三时，对于日本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绑架问题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这说明，中方在条件允许的形势下是会配合解决日方的核心利益的。

就这三个议题而言，此刻就是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