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被唤醒以后，尊严地死还是痛苦地生？（组图）

人性在绝望中被拉扯到极致，看得多了，医生们也总结出一些共性：一般在前3个月，病人家属会非常积极地治疗，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慢慢淡下去，到一年以后，多数人的心气儿被磨得消失。父母对子女，会不遗余力地拿出最后一分钱，子女对父母，会努力到不影响自己家庭为止，夫妻间发现治疗无望时，还是要为自己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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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人，知乎上有这样的提问：“植物人算人类吗？”“植物人有细胞壁吗？”“如果有多个人格，主人格成为植物人，其他人格会不会醒来？”

在陆军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功能神经外科的病房，这些带有科幻意味的想象被冰冷的现实代替。每张床上睡着的人都很相似，无论男女，没有头发，绝大部分人，连气管也会被切开。

植物人的称呼并不准确，医学上用“植物状态”描述他们：身体机能是健全的，能够独立呼吸、吸收营养，小孩甚至会长大；能睡着，也能醒来，尽管睁着眼睛，但其实是昏迷的，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完全丧失。

马丽是其中一位。两个多月前，因为吃下非正规渠道购买的哮喘药突发过敏，这个不到50岁的中年女性呼吸骤停了20分钟。尽管在县城医院的ICU保住了性命，却从此陷入了昏迷，被当地医院诊断为植物人。

在中国，越来越多原本可能死去的病人被救治为植物状态——这和医学的进步相关。外伤、中风和各种原因造成的缺氧性脑病是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车祸、放开二胎后频繁出现的高龄产妇，也使很多年轻人和妈妈变成了昏迷病人。

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何江弘根据国外发病率对应进行估算过——中国每年新增的植物人大概是7万到10万，植物人保有率约30万。他有些无奈：“这个工作空白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真的统计过这个群体的数据。”

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何江弘。 图 / 网络

何江弘最初接触到植物人群体是在1996年，硕士在读的他跟随导师进行植物人临床研究，由于在外科研究上一直没有进展，毕业后，作为外科医生的他没有再参与之前的工作。

直到留学加拿大，接触到新的治疗技术，恰逢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成立，专设以治疗植物人为重点的功能神经外科，2010年回国的何江弘组建了促醒专业组，后来成为以昏迷促醒为技术特色的脑科二病区。目前在中国，包括何江弘的科室在内，专门进行植物人促醒的科室仅有10家左右。

植物人的醒来并非绝无可能。一般来说，以3个月的窗口期为界，进行过药物、高压氧的治疗后，有些病人会自行苏醒。如果效果不好，会采用无创的神经调控治疗，用经颅磁刺激和直流电刺激大脑皮层的活动。手术是目前最为有用、也是最后一个促醒的办法。在病人大脑或者颈椎重要节点的部分，植入电极，在体内进行电波刺激，干预神经环路的活动。

何江弘团队的副主任医师杨艺解释，病人的大脑遭遇重创时，一部分细胞死去，另一部分察觉到周围环境很差，为了保护自己，进入冬眠状态。死去的细胞无法再生，但活着不工作的细胞，通过手术植入电极去刺激它们，就像隐形打火机一样，让它们兴奋起来，重新串联起网络工作。

从2011年做第一台手术起，何江弘团队目前完成了200多例手术，是国内做促醒手术最多的一支团队。还在住院的病人里，恢复状况最好的，是因公受伤的警察黄卫。

一年半以前，他被歹徒用木棍重伤头部，昏迷5个多月后转入这里。2017年12月，黄卫接受了脊髓电刺激手术。现在的他，能被人搀扶着走路，能自己拿东西，还能在不想训练的时候把器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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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人人都有黄卫一样的幸运。几年前，何江弘在病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95%的病人曾被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这个结果令他很意外：“我知道有很多医生建议放弃，但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比例。”

理论上说，有40%的病人在3个月时是可以恢复的，到6个月还是有可能，如果1年后还没有恢复的话，醒来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但让他难过的是，有时候病人还在ICU抢救，医生就建议家属不要救了，“治过来也是植物人。”去地方医院会诊时，何江弘发现病人明明是醒着的，当地医生却很疑惑：“醒着？醒着他怎么不说话？”

这样的病人，就像一台显示器坏掉的电脑，主机完全是正常的，却没法显示出来。他们的肢体运动、语言功能都遭到了损坏，只能通过眼部的一点点细节来表达。何江弘把他们称作处于微意识状态的人。

在2002年之前，医学上没有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的区分，无法根据医生指令做出相应动作的病人，都被视为植物人。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基层医院，对植物人的认定也主要基于医生的主观判断。何江弘说，即便是有经验的医生，这种判断的误诊率也高达4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被诊断为植物人的病人，其实是有可能被唤醒的。

几位医生都在采访中提到了一期题为《我曾经是植物人》的TED演讲，演讲者马丁无法发出声音，他通过机器讲述自己被身体囚禁的故事。

马丁从长达13年的“沉睡”中醒来，据他描述，从昏迷的第4年开始，他开始恢复意识，能够看见并理解周围的一切，却无法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别人。“我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我可能在这具躯体中度过余生，孤独地死去……我就是在等死，只有死亡才能真正救赎我。”

直到一个治疗师坚信马丁能理解听到的话，建议他的父母带他去做认知能力测试，马丁才终于重回现实世界。

马丁在演讲中讲述自己的经历。 图 / 网络

在何江弘的科室，对微意识的评估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入院的病人，除了医生给出指令进行判断的临床量表评分外，比如举手，转动眼球等，还有影像学和电生理两种方式辅助检查。“几种检查手段同时出错的机会就比较少了，我们尽量让诊断更逼近事实。”何江弘说。

这直接救治了一些人。和黄卫同病房的王巍，同样在老家的县城被诊断为植物人，还在ICU抢救时，他曾被建议捐献器官。现在，他还不会说话，但能用手指比数字，计算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

醒来的植物人毕竟是少数，促醒团队也经常遭受来自业内的质疑：能够被促醒的，本来就具有微意识，植物人根本是无法促醒的。对此，2013年毕业就加入了促醒团队的主治医生夏小雨给出了一个解释：“植物人促醒的治疗，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植物人促醒，而是把可以促醒的那部分人择出来，把他们治好，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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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可能是那个还有着微小意识的人。还在县城医院抢救时，医生告诉马丽的丈夫，妻子再也不会醒来。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男人一连哭了两天。但是最近几天，他开心地喝了好几顿酒，因为被一个乐观的说法鼓舞：“过两周就能醒，醒了就能走路了！”

父亲不在的时候，马丽的女儿才袒露实情，她说医生的原话是，“保持现在的状态，过两周可能会有意识的迹象。”为了鼓励他们给马丽按摩，还加了一句：“将来还要走路呢！”

消息在期待中简化变形，最后，连父亲自己也相信了。女儿忐忑地等着希望可能会破灭的时刻，想提醒父亲的话也不知该如何说起。

黄卫的父亲是理性的那个，他已经成了护理领域的“专家”，儿子的营养食谱、康复计划，都是他自己制定的。他用极为硬汉的方式要求醒来不久的儿子，“你有父母、老婆、孩子，没有权利就这么躺着！”

杨艺说，从一个人被诊断为植物状态那一刻起，他的整个家就变成了一棵树，无法移动。困住他们的，除了需要照顾的亲人本身，还有强烈的愧疚感。他们甚至认为自己不能开心，也不配拥有独立的生活。

人性在绝望中被拉扯到极致，看得多了，医生们也总结出一些共性：一般在前3个月，病人家属会非常积极地治疗，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慢慢淡下去，到一年以后，多数人的心气儿被磨得消失。父母对子女，会不遗余力地拿出最后一分钱，子女对父母，会努力到不影响自己家庭为止，夫妻间发现治疗无望时，还是要为自己考虑。

医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给家属鼓励，“因为不想让他们在还有希望能唤醒的时候就放弃。”这注定是一场胜率很低的艰难战役，和影视剧里病人动动手指、醒来就是正常人的情节完全不同，在促醒中心治疗，能获得的最好结果是，病人恢复了意识，还要面临认知功能障碍和运动功能障碍，也就是说，还是重度残疾人。

2017年，大连，一位从植物状态苏醒的病人正在家中进行康复训练。 图 / 视觉中国

在医学上，帮助病人从植物状态苏醒是巨大的进步，但在一些病人家属眼里，恰恰是绝望的开始。杨艺有些无奈：“有的人连残疾的状态也不想要。”她曾接诊一位因生二胎大出血导致昏迷的病人，手术促醒后效果不错，慢慢恢复成重残，出院回家继续复健。

对于出院的病人，医生会定期进行电话回访。杨艺捕捉到了家属态度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欣喜，到“最近也没出门”。她很理解，时间长了，原本以为能继续恢复的丈夫发现，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状态，也不再有动力了。

最后一次电话回访时，丈夫说“挺好的”。杨艺后来从别处得知，那时那位妻子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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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艺和她的同伴们时常需要应对的沮丧时刻。

植物人促醒被视为医学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人的意识虚幻而复杂，喜欢科幻的杨艺，原本是出于“好玩儿”选择了这个前沿的领域。

可实际上，即便在手术促醒最为成熟的陆军总医院，也要平均每一两个月，才有一个病人醒来。大部分的时间，医生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各种并发症。

国际上有一个医学共识，植物人的生存时间一般是一到两年。但何江弘觉得，植物状态的病人能活多久，完全依赖于家属的一口气。如果护理得当，病人可以长期生存。最后的死亡，往往是因为护理质量下降导致营养不良或者并发症。

他们比刚刚出生的婴儿还要脆弱，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两小时需要翻一次身，每天叩背、按摩、吸痰，每一个疏忽都可能把他们沉入水底。

医生夏小雨心痛地说起一个病人，手术后醒了过来，他能费力地自己穿裤子了，到了锻炼进食时，心急的家属给他喂了核桃，导致窒息，原本已经被抢救过来，后来又因为喂饭误吸的食物呛进了肺管，导致了肺炎，就这样死掉了。“原本给人捞起来，然后又沉下去了。”

何江弘有时能感受到医生们对于这项事业的犹疑。促醒的周期长，见效慢，费了好大的力气，也可能没有多么明显的效果，还时常会面临伦理上的纠结。医生们挫败感强，不是很愿意从事这个领域。

他自己偶尔也会被挫败击中。去病人家里随访，他会感受到强烈的冲击：“特别穷，那一瞬间，你就会想，他看病的几十万是怎么弄来的？而且治疗效果又不是特别理想。这让我觉得特别内疚。”

他时常和医生们一起进行心理建设：帮助病人家属的唯一办法，是尽全力解决问题，作为救治者，是需要调整心理预期的。

那位已经苏醒的病人因并发症离世后，夏小雨常对家属们强调，不要只把目光放在促醒上，要把活着放在第一位。植物人毕竟是活着的人，维持良好的生存状态，既是对人的尊重，也给未来留下希望。

颇具科幻精神的杨艺有一个设想，也许在未来，还有微意识、但没醒来的人能成为阿凡达，通过机器让精神获得自由，这是她的最高目标。

这个领域茫茫一片，没有方向可以追随，同样也不受界限的框定。一切可能对病人有用的方法，何江弘和他的团队都不排斥，也愿意一试。

何江弘参与了艺术家吴超发起的“植物人视听唤醒项目”，为植物人制作视频。除了共性的视频以外，还为一些病人做了个性化的内容，比如，给喜欢吃辣的病人看红油中翻滚的辣椒，在宠物狗的叫声中混合进流水的声音，给一个出事前梦想带狗去看海的女孩听。

由艺术家吴超发起的“植物人视听唤醒项目”。 图 / 网络

在经常参加的访谈和科普中，何江弘和医生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救治这样一群人有没有意义？有尊严的死和痛苦的生，应该如何选择？

他们经常用一个欧洲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问题，调查的对象是经过恢复、有一定意识的病人，问他们生活幸不幸福。结果80%的病人表示，自己很幸福很快乐。

何江弘的理解是，这个群体，也是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机会的。“我们清醒的时候说，我不怕死，我要活得有尊严，但是如果真到面临的那一天，可能就是另一种选择了。”

他和团队们保留着一种朴素的共识：一个人的生死，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哪怕他是个植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