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的女孩和掩盖真相的“黑箱”（组图）

幼年时代，她几次遇过痴汉，在图书馆，在电车上。最深刻的一次，是小学时在泳池里发生的。泳池很挤，她都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她的呼喊在孩子们的吵闹中显得无力。回到岸边，伊藤只是简短地提了一句，“我被一个男的摸了。”朋友的妈妈或许是安慰她，“就是因为穿了那么可爱的比基尼呢。”还是孩童的伊藤被这句话击倒。有问题的人，是自己吗？不过是穿了心爱的泳衣，却遭到了责备。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那套泳衣。

回到这次性侵事件。那个下令停止逮捕行动的刑事部长中村格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时表示，“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餐厅）啊！”

世界上难道有某种特定的服装，特定的行为是表达性许可的暗示吗？伊藤对此感到不解。

那个被强奸的女孩

“你是那个有名的诗织小姐吗？我可是你的粉丝。”伊藤诗织在东京街头被一群老太太认出来了。在她挥手告别后，其中一位老人突然惊呼，“诗织？原来她就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啊。”

伊藤诗织，日本第一个公开长相和真实姓名，在电视上控诉自己遭受强奸侵害的女性。

刚才这一幕，是BBC在拍摄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时记录下来的。事实上，这样的问候和目光，对伊藤诗织来说，早已成为常态。当她选择在2017年5月举办记者发布会，公开自己被日本知名记者山口敬之性侵的经历时，她的生活注定会从此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下，毫无遮蔽地被讨论、被研究。

事实上，那时距离她被性侵的夜晚已经过去了3年。

2013年，在纽约学新闻的伊藤诗织，在打工的酒吧里认识了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随后山口主动邀请伊藤参观TBS纽约分局，并介绍纽约分局局长与她相识。2014年，快毕业的伊藤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其中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的实习机会，对此伊藤心怀感激。在伊藤看来，她与山口只见过两次，从未有过单独碰面。山口是她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是愿意为她介绍实习机会的人，对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的她来说，也是新闻界值得崇敬的前辈。

2015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诗织考虑回到美国工作。她想到山口曾表示，“TBS华盛顿分局随时在招实习生，你过来吧。”为此她尝试给山口敬之发了一封邮件，询问华盛顿分局是否有实习的机会。山口敬之向她透露TBS华盛顿分局有工作机会，并邀约她于4月3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事宜。

这场见面改变了一切。那一年，她26岁。

平时酒量很不错的伊藤诗织，在喝了几杯酒之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在洗手间，她头晕难耐，忍不住将头靠在马桶盖的水箱上，这是她关于那晚最后的记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酒店房间里，正遭受着来自山口的性侵害。无论她如何哭喊和咒骂，山口都表现得毫不在乎甚至更加兴奋。最后，山口用一副戏谑的态度和语气说：“很好，你合格了。”

伊藤诗织不知道这句“合格了”意味着什么，她落荒而逃。回到住处，疼痛、惶恐和羞耻感爬满了全身，她回忆当时有一种“把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

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却对自己做出了超乎想象的恶劣行径。满怀希望的工作商谈，却演变成一场噩梦。那一晚，伊藤诗织感觉“自己就像被杀死了一次”。

伊藤诗织回忆当晚的情况  图 /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第二天，山口打电话给伊藤询问她是否落下化妆包，“我东西都拿回来了。”伊藤回答。“哦，那也许是别人忘记的。签证的事儿，我回头再联络你，拜。”山口的语气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时候的伊藤仍下意识地用敬语回答：“好的，我明白了。失礼了，再会。”巨大的恐慌，让她无意识地想要逃避前晚的记忆和自己被强奸的事实。

她想，如果把这一晚的事情当做从未发生过，就这样走下去，可能内心不会那么痛苦吧。考虑再三，伊藤诗织给山口发了一封邮件，并未提及任何有关性侵的字眼，只是询问赴美签证和工作问题。

山口并没有回复。

伊藤突然明白，也许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工作签证和职位的机会，未来她也不会与山口变成同事关系，“自己从头至尾只是被山口视作随意处置的‘玩意儿’。”一个刚刚走入社会，对人生前景满心憧憬的年轻女孩，被击碎了最后的心理防线。

噩梦缠身，身体和心理的创痛让伊藤意识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毙。数天挣扎后，在密友的鼓励下，她决定报警。此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5天。

每当被人指责为何不立即报警，伊藤诗织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这不仅让她错失了收集证据的黄金时间，也成为别人质疑事件真实性的原因。“我曾经信任对方，认为他是即将成为自己上司的人，对他心存敬意。这样一个人，在我心中不可能一瞬间摇身变成罪犯。可惜，他的行为，却让我真真切切感觉是犯罪。”彼此交织的两种矛盾，在很长的时间里，让伊藤的内心感到困惑。

当她确认了自己在完全不知情、失去意识的过程中被强奸的事实，她决定走进警局。此刻，伊藤诗织还存有一些幻想，她相信，警察、法律、司法将会还给她一个真相。

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潜藏危机的黑色箱匣才刚刚被打开。

伊藤诗织（左）与山口敬之（右）图 / 网络

黑箱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这是伊藤诗织报警两天后得到的回复。伊藤很吃惊，听到一个女性报案说自己被强奸了，警官的反应竟是这太常见了。

日本警方一再向伊藤诗织强调，“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在这个黑箱里，收集证据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对方还是知名人士，调查起来更是艰难。“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警方劝告伊藤放弃报案。

她并没有止步。此后几个月里，为了着手收集证据，伊藤开始保持与山口的邮件联系。在邮件中，山口拒不承认性侵的行为，认为这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并指责是伊藤自己先喝得烂醉如泥。“如果你想走法律途径争出个所以然，那就走吧。我无所谓。你也不会有丝毫胜算。”山口如此回复。

事实上，根据调查，载着山口和伊藤离开餐厅前往酒店的出租车司机证实，伊藤曾多次要求司机将她放到电车站，但山口却表示有工作要谈，要求司机停在酒店。停车的时候，司机发现伊藤已经人事不省，一动不动。酒店的监控录像也记录下伊藤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又拖又拽，脚不沾地得穿行酒店大堂，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位于东京惠比寿地区的东京喜来登都酒店 图 / 纽约时报

2015年6月8日，在案发后的两个月，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而，在计划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叫停了。叫停行动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

令人生疑的是，叫停之前，负责这个案子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这项案件。之后，案件交付给新的警官，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调查进行了一年。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判定此案不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一个月山口敬之刚刚出版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个人传记《总理》。也因为这样，他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记者，并走红于各大时事评论节目。得知不被起诉的讯息，山口在电视节目中与嘉宾共饮香槟，举杯庆祝“重生”。山口还声称自己不过是不忍心把喝醉酒的女性丢在车站，才不得已将伊藤带回酒店。

山口敬之（中）对伊藤当晚醉酒的说辞 图 /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被撕碎的逮捕令，不起诉的结局，为山口敬之铺好了一条通往荣誉的顺途。

有知情人士透露，山口敬之和安倍晋三及其内阁有着密切的关系，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还给他的Facebook点过赞。在《周刊新潮》的调查中，山口敬之也曾就伊藤的事件咨询过安倍身边最亲近的幕僚之一、内阁情报官北村滋的意见。此时的山口已然成为跻身于日本政治漩涡与权力核心的代表，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了。

伊藤诗织越是试图打开性侵害的这口“黑箱”，就越是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更多“黑箱”。

在这样的环境中抗争，她感到了无助。权力与利益交织的黑箱中，停止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里究竟藏匿着什么样的原因，无人知晓。无论如何努力，自己的面前都横亘着一堵高墙，矗立着庞大的组织，挡住她的去路。

伊藤诗织决定接受采访，写书并召开记者会，并对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诉讼。记者会的召开，《周刊新潮》的报道，伊藤诗织记录事件全过程的纪实作品《黑箱》的出版，让更多人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以及案件的细枝末节。

山口敬之的声誉开始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网络上声讨他的声音越来越多。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赔偿一亿日元赔偿金，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他的理由是，伊藤的做法让他一年内都接不到工作，失去了曝光的机会，导致他名誉和经济的双重损失。

“性侵在哪个国家、哪个组织中都有可能发生，而组织会包庇手握权力的作案人，于是事实就被扭曲。这就是她写下这些经历的缘由，为了谁，为了读者和这个国家。”《朝日新闻》这样评价《黑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时间，美国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哈维 · 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被曝光，一场名为metoo的运动也正在席卷世界。这让伊藤诗织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她也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人，正在经受同样的痛苦。

2019年4月10日，东京一志愿团体为伊藤举办了一场名为“打开黑箱”的民事诉讼的支援集会，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要打开诗织事件的黑箱，还希望打开更多隐藏在这个社会中的黑箱。”

伊藤诗织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撬开了黑箱的一点点缝隙，让人们得以窥视其中的暗流汹涌。这个世界还潜匿着无数的黑箱，受困其中的受害者无法发声，即便有微弱的声响，也可能被忽视，被扭曲。

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这并不是伊藤诗织第一次遭受性侵犯。

幼年时代，她几次遇过痴汉，在图书馆，在电车上。最深刻的一次，是小学时在泳池里发生的。泳池很挤，她都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她的呼喊在孩子们的吵闹中显得无力。回到岸边，伊藤只是简短地提了一句，“我被一个男的摸了。”朋友的妈妈或许是安慰她，“就是因为穿了那么可爱的比基尼呢。”还是孩童的伊藤被这句话击倒。有问题的人，是自己吗？不过是穿了心爱的泳衣，却遭到了责备。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那套泳衣。

回到这次性侵事件。那个下令停止逮捕行动的刑事部长中村格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时表示，“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餐厅）啊！”

世界上难道有某种特定的服装，特定的行为是表达性许可的暗示吗？伊藤对此感到不解。

日本NHK电视台做过一项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愿意发生性行为，结果是:

两个人单独用餐   11%

两个人单独饮酒   27%

两个人单独乘车   25%

穿暴露的衣服     23%

喝到烂醉     35%

上智大学心理学教授出口真纪子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恰好显示了日本关于“性同意”的教育是落后的。实际上，以上哪一项都不应该被当做性行为的许可。大量饮酒，单独用餐乘车，穿着暴露，甚至同意进入同一房间，都不能代表任何人获得了侵犯他人身体的特权与许可。

伊藤诗织是一点一点跌入谷底的。除了警方对她喝醉酒、失忆进行质疑之外，她还多次遭受“二次伤害”。

调查初期，警方为“还原案发过程”，让伊藤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与人偶一起重现案发经过。在几名男警员的环绕下，警官把一个人偶放在伊藤身上，一边摆弄着人偶的姿势一边询问，是这样吗？还是那样？每得到一次确认，闪光灯就会亮起一次。

同一天，警官还询问伊藤，“你是处女吗？”以及向她朋友就她中意的男生类型、过去的恋爱经历进行了询问。直到今日，她仍然不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所在，这些问题难道能够左右对案件的判断？“喝到不省人事”就是获得性行为的许可吗？

事发后，伊藤诗织也第一时间联系过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机构。她得到的回复是，本人必须到机构所在地。对受害者来说，拨通一个电话就已经花费了全部的气力，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现场。这家援助中心每年会接到超过6000个求助电话，能够抵达现场的不过100人。伊藤在电话里甚至得不到一些最简单的应对措施，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医院，做何种检查。

伊藤诗织  图 / 纽约时报

向来以公共设施便利与健全著称的日本，却在关键时候无法保护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也被反对党在国会上提出，质询安倍晋三。伊藤诗织的《黑箱》和山口敬之的《总理》被并排摆放在安倍晋三面前，尽管安倍晋三躲避直面山口敬之的问题，最终还是承诺未来会在所有地区都建立至少一家强奸应急援助中心。

2017年6月，110年不曾改动的日本刑法中有关强奸犯罪的部分也被修订。更改了两项罪名，男性受到的性侵害也被承认，并增加起刑点。在此之前，日本强奸罪的起刑点比盗窃罪还要低。同年，支持性犯罪受害者全国性的基金会成立。

立法与机构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人们开始愿意谈论这件事。日本千叶大学法学教授后藤弘子认为，之所以强奸罪在110年间没有被修订，就是因为在日本历史中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性侵害后，首先会劝诫受害者，忘记吧。

这是一个对性文化十分开放的国度。在这里可以花钱买到各式各样的性服务，黄色杂志被公然摆放在便利店里，影音商店里也有专门的色情碟片区域。但人们却对“性侵害”讳莫如深。

东京新宿靖国大道北侧的歌舞伎町号称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  图 / 网络

一个日本女性，举办记者会，在电视机前公开谈论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这在日本的“耻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伊藤诗织召开记者会的决定遭受了各方反对，声音来自前辈、朋友、采访过她的同行，甚至最亲密的家人。

父亲对她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最亲密的妹妹也强烈反对伊藤举办记者会，“要是用英语举办发布会倒是还能想象。可是，千万不要只面对日本媒体，用日语做这件事情。”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一定看了很多不堪入目的信息，伊藤这样想。母亲也交代她，千万不要联系妹妹，“因为妹妹以前一直崇拜你，她的那圈朋友，也都对你特别仰慕。”

但面对逮捕的戛然而止，检察院的不起诉，媒体的失声，直面公众谈论此事成为伊藤最后的稻草。伊藤认为自己只有说出真相，那个痛苦的她才有可能活下去。“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不是受害者A ，我是伊藤诗织

当初在《周刊新潮》的报道中，伊藤诗织只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样貌的“女受害人A”。

匿名的呈现，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和舒适，相反，伊藤对于顶着“受害者A”的标签感到不悦。当她看到一些案件的受害者遗属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不幸，为了警醒世人，选择在媒体上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照片，她深受触动，下定决心召开记者会，并公开自己的长相和真实姓名。“只有当受害者有名有姓，以真实面孔出现的时候，才会给人们带来最真实、震撼且直接的冲击。只有这样，我的遭遇才不会成为‘常见的事情’。”

2017年5月，伊藤诗织选择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她的遭遇公布于众。《纽约时报》夸赞伊藤诗织此举“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

这个勇敢地打破禁忌的女性，却在发布会后遭受到了诽谤、中伤、威胁，家中被安装监听器，楼下出现监视她的不明车辆，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日本，搬到伦敦居住。伊藤形容她为metoo发声的行为，就像把脸伸进蜂巢一样。

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场所，都有可能上演这样的故事。明明是受害者，却被认为“声张”此事是不堪，是耻辱。当一个女孩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如若嫌疑方拥有些许的权力和地位，受害者公开控诉的目的就有可能被质疑、猜忌、遐想。

“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情，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公开谈论自己被性侵经历的日本女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仅凭这一点，她就在撒谎。”“贱人，她一定是妓女，为了上位到处和别人睡觉。”“这个女人是疯子，全是妄想，不过是为了攻击安倍政权的伎俩罢了。”这样不堪入耳的指责，正是伊藤诗织所遭受的。

日本政府议员对伊藤事件的看法  图 /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连出席发布会的服装都被评头论足。“明明在控诉强奸，却在出场时敞开衬衣领口钮扣，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身穿黑色西服套装，衬衫的钮扣要严严实实地扣到下巴，一脸肃穆不能微笑，这才是人们对于标准受害者的想象。

伊藤诗织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受害者模板”之中，她也不愿意成为那个被马赛克，不能揭露姓名的女孩。她想做的，是站出来成为公开发声的那个人。“我不是‘受害者A’，我是伊藤诗织。” 

今年5月，伊藤诗织被《NewsWeek》杂志日文版评选为“受世界尊敬的100个日本人”之一，同时获选的还有是枝裕和、青山刚昌、原研哉、草间弥生等。她已经成为日本metoo运动的代表，《黑箱》也获得日本第七届自由报道协会奖大奖。

伊藤在接受日本女性NGO的采访时坦言，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相反最了解自己的软弱。“说出这些，不知道要经历内心多大的痛苦。能够走到今天，与其说是我的勇气，不如说是大家的勇气。搜查员的勇气，支持我的朋友的勇气，要接纳女儿意愿的父母和家人们的勇气。拥有这些，才好不容易走到了现在。”

伊藤诗织也成为很多人心里的精神支柱。发布会后，她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声援邮件，有鼓励她的，有对她说出自己被性侵经历的。人们告诉诗织，“我们都站在你的背后，不要放弃。你不是一个人。”“我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件事情。谢谢你让我愿意说出来。”“我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但仍希望把我的力量带给你。”“性带给你的记忆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

遭受性侵的日本女孩向伊藤诉说自己的经历。 图 /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伊藤诗织更加确信了她举办公开记者见面会，以真实长相、真实姓名控诉这一切的意义。“我们总是被教育要隐忍，要坚韧，认为这是作为日本人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羞于谈论这件事。但在性侵害上，受害者还要做到隐忍、默不作声、把痛苦埋藏心底，我认为不会有任何帮助。若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现在，伊藤诗织正作为一名自由记者，活跃在国际新闻界的舞台上。2018年，她制作的有关日本孤独死问题的纪录片获得了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纪录片银奖。近几年，她奔波于埃塞尔比亚、韩国、哥伦比亚、美国之间，拍摄不同主题的纪录片。这是伊藤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独立自由的记者，用她的镜头记录世界。同时，伊藤仍然要作为《黑箱》的作者、性侵害的亲历者频繁地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中，与人们谈论曾经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