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香港反修例冲突背后的关键内因（组图）

近一段时间以来，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掀起轩然大波。在香港内部，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组织的反修例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6月9日发生的大游行，民阵声称有103万人参与，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不管沿用何种数据，这都是近些年来最大规模的游行。不仅如此，为了反对港府强行恢复立法会修例二读程序，许多港人甚至发起包围立法会行动，过程中一度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二读程序被迫延后，恶化事态。现如今，各方说法不一，有批评港府推动修例手法过于拙劣、操之过急，也有批评参与反修例的港人缺乏理性和被意识形态裹挟，还有批评外部力量介入，甚至有传言称港府内部将反修例定性为颜色革命。 

坦率地说，修例之所以从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正常修法行为，一步步被扭曲和恶化为街头抗议运动和大量港人反对的“送中条例”，确实是内外各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港府自恃占据司法公义，忽略港人对于陆港司法差异的疑虑，在未进行充分社会咨询和凝聚共识的情况下，过于强势乃至傲慢地推动修例，是造成修例能被一些人扭曲和污名化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欧盟国家以罕见的高密度介入反修例，频繁发声，推波助澜，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然而，比港府手法拙劣和外部力量介入更关键的原因是，港人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能得以有效舒缓的怨气。在反对“送中”、捍卫人身自由这些标签之下，怨气才是内因。毕竟，稍具理性的人，都不愿看到罪犯逍遥法外，不会任由香港沦为逃犯天堂，都不难看到修例的初衷是填补香港司法漏洞、彰显司法公义。而经过港府修改完善的《逃犯条例》草案，更是早已列明，只涵盖可判处七年或以上监禁的最严重罪行，罪行必须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法例内都订明的罪行，并不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自由以及政治罪行，移交前有行政及司法系统的双重把关，也就是说，修例对遵守法律的港人来说，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可遗憾的是，道理归道理，许多反对修例的港人其实已经不关心《逃犯条例》草案内容，他们只是单纯的反对、焦虑，修例只不过恰好给了他们宣泄怨气的理由而已。他们的怨气，首先是指向陆港矛盾，是对中国内地司法公信力的不信任。应该认识到，由于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港人许多都是当年中国内地逃难者的后代，“恐共”心理一直是香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再加上中国内地确实存在专制弊病和人治问题，司法公信力存在不足，以及港人对中国内地的意识形态化认知，这让香港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对中国内地治理体系的疑虑和不满。陆港之间一些本具有良善初衷的协作和融合措施，时常因此遇到各种阻力。 

2014年占中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为了化解港人的心理隔阂和怨气，促进两地融合发展，北京出台了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在内的诸多积极政策举措，但从今次香港大规模反修例来看，港人对中国内地司法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的不信任情绪依旧存在，两地之间的隔阂还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巧妙地化解。 

市民的怨气还指向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长期以来，香港内部撕裂严重，不光建制派和泛民的撕裂严重，而且港府和建制派的嫌隙、年轻世代对于港府的不满都非常突出。而林郑当初竞选期间因为获得北京的排他性过度加持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令她自当选之日开始就面临认受性不足。尽管她尝试过做出一些积极改变，强调“首要工作是修补社会撕裂”、“恢复市民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但效果不尽人意，未能有效弥合社会撕裂，甚至被人诟病为“做表面功夫”。今次修例过程中，大量年轻人的抗议，反映的正是相当多港人对林郑和港府的不信任。 

除了对中国内地、林郑和港府的情绪之外，反修例港人更深层次的怨气是常年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今年初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房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进一步恶化，由2017年的19.4倍升至20.9倍，意味着香港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创调查历来最高水平。因此大量港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的公屋。可今年2月，香港房委会公布的最新轮候数字显示，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仍维持在5.5年的高位。在此现实下，将近21万人蜗居于逼仄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 

不仅如此，香港乐施会于2018年公布的《香港不平等报告》中，香港的基尼系数再创45年新高，已经到达“极端贫富悬殊”，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英国《经济学人》曾发布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 

面对这些，那些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港人，有怨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本次反修例抗议过程中，就有声音指出“香港的病根，在于财富分配问题”，“每日早晚，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香港老人在垃圾桶中寻找能换钱的废品甚至食物时，我们就应该知道，香港离社会大地震不远了”。诚如斯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只会令中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长此以往，社会怨气只会持续积累，愈来愈泛政治化。 

所以说，香港眼下的反修例是内外多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相比于港府的僵化和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关键的内因是港人的焦虑和怨气，其中又尤以经济民生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陆港两地制度与价值观冲突最为根本。所谓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管是否有修例，也不论是否外部介入，只要未能实实在在解决好香港的内因，香港将难以走出困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占中事件和旺角骚乱，还是本次反修例，均是内因在背后起关键作用，是以后治港最根本也最需要解决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