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世界大变局】当香港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图）

香港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狂热正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AFP）

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威胁恐吓、污损驻港机构悬挂国徽……眼见昔日奉法治和多元为核心价值的香港因反修例陷入执拗与对抗的旋涡，很多人不由扼腕叹息：这还是以往那个民主法治的香港吗？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和记忆中的香港不告而别？

“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港味的传承看来遥遥无期。那个自由的香港，正在自建围城。”这是2018年内地一篇网络热文《我们与香港终于不告而别》文末的一段话。的确，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曾被英国殖民一百五十年的香港在回归廿二年后的今天，正在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尤其是当这样的“变小”与“封闭”遭遇中国不断崛起与世界大变局，并直接或间接发生一番激烈碰撞与反应后，使得多数港人越来越看不到出路和未来。

偶然中的必然

面对香港今天的撕裂，一些人在假设：如果在修订《逃犯条例》之初，特区政府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尽可能凝聚社会共识，是不是就能避免这样一场冲突？其实香港反修例冲突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带有偶然性，但放在整个大变局的周期中，又是带有必然性的。

正如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会见戒严部队时说的话，“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同样地，对香港来说，眼下国际的大气候和自己的小气候都正处于转捩点，大气候是中国的不断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小气候是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裹挟的香港再难对此视而不见，所以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世界正在处于变局的周期中，区别在于有人认为今天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美两个大国摩擦、碰撞的阶段性变局。“屁股决定脑袋”，不管是哪一种变局，对深受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影响的香港来说，都将是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个。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如同香港这样，具体实践著“一国两制”。用邓小平当年承诺的话来说，就是“让那里（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管治制度、法律体系、金融经济政策以及对外关系，内地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今次的大变局，虽然范围是“世界”甚至是“人类”，但不可否认的是，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美国绝对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大主角。所以这样的大变局，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第一次站在擂台两边的直接较量。处于夹缝中和冲突点的香港，实践著资本主义却又离不开社会主义的香港，怎能感受不到这种激烈碰撞甚至是巨大的撕裂感？

过去百年，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未中断过，但因为国际秩序的制定权和强势文化的主导权握在西方世界手中，所以社会主义始终处于下风和劣势。久而久之，加上苏联的制度缺陷，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专制、落后、不文明的象征，而资本主义则代表着自由、民主、开放、多元。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以“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面发出预警和担忧时，人们会瞠目结舌：原来以苏联解体为标志所宣告的二十世纪意识形态较量之结束，并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倒正在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而且今天资本主义面对的，不是昔日的苏联，而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醒来”的中国。

西方世界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这头“醒来的狮子”，因为依靠殖民、掠夺、霸权逻辑成长壮大并主导世界这么多年的的西方国家，始终不相信这头狮子会是习近平说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深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影响的香港，虽然同为“一国”，但从中国崛起中感受到的不是“国家骄傲”、“民族自豪”，反而是一种切实的挑战与危机。因为在不少港人看来，不管内地经济如何发展，香港那“一制”始终优于内地那“一制”，而“五十年不变”背后附带的那句“五十年之后呢”，答案不是香港被内地同化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内地终被香港同化走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当年面对文革之后的烂摊子，深谙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也明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因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习惯于线性思维且越来越陷入到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香港，很难用这样的辩证法跳脱出来理解今天的结构性困局。这也是今次的反修例明明针对的对象是“逃犯”，而非香港大多数市民，却能很快速地成为港人同仇敌忾的原因所在。尤其当“反送中”的口号响起，隐含的逻辑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走上街头抗议那个“中”，那就是在支持内地的那一套，就是在给香港“送终”，港人怎能不“反”呢？

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让港人在大变局的周期中茫然失措，在面对自身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时，也是踌躇不前，很难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改革。尤其是当特区政府与北京都将“香港连续二十五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当作耀眼的成绩轮番拿出来炫耀时，就已经很说明问题。沉浸于对过去的想像，不知是无知还是无畏。站在北京的立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才能一定程度上打消西方唱衰香港自由空间的声音；而站在特区政府的立场，仿佛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香港依然有足够“资本”区别于内地任何一座城市，也才能继续为自身的治理能力之不足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支点。循着这样的思维与逻辑，即便香港目睹了过去百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甚至本身作为“前线”和“战场”切身体验著这场意识形态冲突，却鲜有人认为习近平挂在嘴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自己相关。

以香港作为警示

既然香港今天的这场“高烧”偶然中带着必然，是不是大可不必为此过于悲观？毕竟放在大变局的周期中，香港今次的反修例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底不过是一朵小浪花而已。如果抱持着这种心态，可能低估了香港问题今天的分量。因为反修例背后的“偶然”，随时可能换一番形式和模样到来，何况香港有足够的“民意”作为支撑，就像是一个个“地雷”，一不小心踩到就能轻易掀起另一场骚动。而偶然中的那个“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大调整、大变革，“时”与“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所以当这样的“偶然”和“必然”相互交错反应一番后，小浪花会不会最终成为大海啸，也未可知。

香港问题看似不复杂，基于历史与现实，好像谁都可以诊断出它的“病症”并开出“药方”；但同时香港问题又足够复杂，复杂到就算开出了一个个“药方”，香港也很难药到病除。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药方”本身的有效性之外，关键还是人本身的问题，比如线性思维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至于始终无法进行伤筋动骨的结构性调整和综合治理，以及宁愿少做不愿错的官僚心态，导致“病症”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反而越积越多。不管是“药方”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香港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矛盾都事无巨细地被世界看在眼里，尤其被时时不忘那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台湾人看在眼里，甚至在关键时候不惜用放大镜来看。从这个层面来看，香港问题是香港问题，又不仅仅是，其警示意义还隐含着至少两个命题：台湾要怎么办？中共会怎么样？

先说台湾要怎么办。换个维度来看，“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并非没有道理，至少统一之后的台湾可能面临的问题，今日的香港正在或多或少地预告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虽然给出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而且一个总原则和目标是“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就香港的经验和今天面对的问题来看，统一不仅是目标，同时也是过程。作为目标，香港回归在1997年主权移交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可作为过程，香港的真正回归也就是人心回归，至今还在艰难地进行中。

台湾问题也是如此，因为统一不只是两岸政府间的政治挑战或博弈，台湾内部的形势变化也直接影响着统一的可能，“人心统一”能否最终实现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如何完成统一。如果说香港回归之际还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摸著石头过河，那么“一国两制”已在香港实践了廿二年的今天，北京在面对两岸统一的问题时，需要尽可能多地从香港回归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真的掉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魔咒中。

再看中共会怎么样？如同香港反修例背后是民众的怨气和怒气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一样，中共治下的内地，也因为长期以来简单粗暴的舆论管控以及“毒奶粉”、“毒疫苗”等一系列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不断积累著一股怨气和怒气，“压力阀”一直未能解开和释放。这股积压的怨气和怒气的“爆发”方式，可能不同于香港和台湾，但其“杀伤力”决不可低估。因为这里的“问题”，已经不是普选还是非普选，民主还是非民主，而是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以今天的香港作为警示，中共需要这样的“居安思危”。

回到开头的话题，香港何以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可能一直以来故步自封的香港本身并没有变太多，只是内地变了，世界也变了。当这样的香港遭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经历一番伤筋动骨的撕裂之后再出发，才是香港最迫切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