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发“死亡威胁”，只是希望年轻人不再赌前途乱港！（组图）

7月23日下午，香港激进泛民冲至立法会委员何君尧父母坟前，推毁墓碑，倾洒逝者骨灰，并在四处喷涂侮辱性字词。现场照一出，舆论哗然，何君尧也因之进入内地民众视野。

在香港，律师出身的何君尧因不忌对泛民嬉笑怒骂，而被传媒冠以“建制战狼”之称；在内地，其因旗帜鲜明的爱港爱国表态，获无数网友点赞力持。

八月近尾声，一个月前那场突破人伦底线的破坏正被一点点修复，而已动荡两月有余的香港乱局尚未听闻结束的号角。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何君尧议员，与大家说说7月事件的前因后续，分享其关于香港现状、两地关系的独特见解。

“我是希望他们走‘生路’，懂得回头是岸”

观察者网：您在七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每天会收到几百个骚扰电话。请问现在这种情况还存在吗？

何君尧：情况暂时有一点改善。

为方便市民与我联系，我的私人电话号码一直是公开的。但是在今年5月13日，我在脸书（Facebook）上发文，称自己已报警投诉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和公民党的郭荣铿制造假文件，当日傍晚，同为民主党议员的林卓廷将我的电话恶意推广，让他的支持者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的手机号已在脸书上公布，林卓廷就暗示支持者：“既然何律师要举报，大家有任何与此案件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打电话给何律师，多给点资料让何律师去跟进。”换言之，他是煽动其他人对我进行恶意电话滋扰。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脸书上暗示其支持者“致电”何君尧（图截自林卓廷脸书）

当时一日能接到几百个电话，现在要比之前少一些。因为市民很少通过那个电话联系我们，所以我们已很少理会。我现在会把未显示来电讯息的电话通过一个app过滤掉。当然，受林卓廷鼓动拨过来的电话还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滋扰，我们之前都有向警方致电，追究林卓廷的这种做法。

高峰时，何君尧每日能接到几百个骚扰电话

观察者网：有一个问题，很多内地民众比较关注及关心。请问您父母的坟墓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反对派过去骚扰吗？

何君尧：暂时没有。虽然他们仍不时在一些社交平台，特别是香港的“连登”论坛上说一些无意义的话。最严重的一次骚扰，还是7月23日他们涂鸦并损毁了我父母的墓碑。

我们已基本清洗了带有侮辱性的粗口涂鸦，被敲烂的墓碑会晚点修复，还要选个合适的吉日去安排一些传统仪式。

何君尧父母坟墓此前曾遭反对派恶意破坏（图自港媒）

观察者网：您后来在一个视频里对泛民议员朱凯迪喊话：“前面的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不生路，你要选择的是哪条路，你早点决定。”这番话当初被反对派视作“死亡威胁”。您怎么看？怎么理解“生路”和“不生路”？

何君尧：7月23日当天中午，我和朱凯迪一起录制电台节目“视点31”。当天的节目主要是讨论7月21日元朗黑白衣人斗殴事件。我清楚朱凯迪一直都在推动所谓的“光复运动”、“时代革命”，如“光复元朗”等运动，因此那时我就在节目中告诫他，不能再继续怂恿某些人去做表面上“和平示威”、最后往往演变成暴力甚至暴动的行动。我想叫他停止，悬崖勒马，不要再煽动群众走上一条不归路。然而朱凯迪一直回避我的呼吁。他还说，如果政府一天不回应“五个诉求”，他们还会继续进行这些“光复行动”。

录制节目时，我父母的坟墓还没被破坏；而访谈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我就得知我父母的坟墓被破坏了。我当时立刻就去现场查看，查看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大概下午5点，我与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如果破坏者能够即刻自首，我代表家人仍选择原谅他。要学会知错就改，懂得回头是岸。

当晚在做例行节目《军事行动》时，我的内心极其愤怒，犹如怒火在燃烧。我心里认定，这件事一定与朱凯迪的支持者有关。这不仅是因为当日我回应了“7·21事件”，还回应了“7·22事件”。

朱凯迪的好朋友，即所谓的“土地正义联盟”盟友、区议员谭凯邦在元朗“7·21事件”后在脸书上发通知，“邀请”别人多“拜访”我在荃湾荃丰中心的地区办事处。结果7月22日，我的办事处就被破坏了。因此，我在23日当天的节目上指出，朱凯迪及其党友也破坏了我的办事处，这些行为是不对的。

虽然朱凯迪说那些人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已划清关系，但他能不能呼吁其他人不要再破坏？于是当晚我在录《军事行动》时就说：“前面的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不生路。”意思就是，如果你继续为非作歹，做这些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就是自取灭亡，前头死路一条。

我说“不生路”，绝对没有任何恐吓的成分。此前我就说过，假使那些搞破坏的人尽早自首，我仍会原谅他们。此外，7月23日前困扰香港的大大小小示威已有十几场，再这样下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知法犯法、铤而走险的那些人，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我是希望他们走一条“生路”，千万不要走那条“死路”。

“‘建制战狼’不敢当”

观察者网：因您敢说话，特别是关键时刻敢表态，媒体给您安了个称呼——“建制战狼”。您自己认为这个称呼贴切吗？

何君尧：实际上我也不是好勇斗狠，我只不过是在履行中国香港人的应尽义务。

香港人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倘若有人在香港搞“港独”，搞“颜色革命”，做一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与他们抗争。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比较看得清黑白是非。但是我相信，在与国家相关的是非面前，一般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都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我不是什么“战狼”，这称呼在抬举我，而我高攀不起。我不会战斗，我只不过是在做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本分。由于我有法律知识背景，又是立法会议员，因此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坚守岗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不敢当“战狼”，我自己不是很能打，相反我觉得自己是“箭靶”，因为有那么多“箭”向我射来，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

观察者网：与您相比，其他建制派成员表现得相对低调。而自香港发生“反修例”游行以来，不得不承认，在香港，反对派媒体和成员的声量比建制派要大许多。请问您认为香港建制派的声音为何这么微弱？

何君尧：总是要有一个开始的。反对派声势大，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其一，大多数反对派都是从“木人巷”（注：武侠小说中少林寺弟子试炼的地方）里“打”出来的，所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其二，如果我们接纳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是“颜色革命”，有外部势力存在，试想下如果他们没有表现，背后的外部势力老板会不会继续找他们？所以他们的培训模式就是要战斗，做出格乃至犯法的事情。

至于建制派，他们支持祖国。而在选举过程中，大的党派（如民建联）会有固定的票源，所以他们就算不做任何激进的抗争行为，也会有选票来巩固自己的位置。即使要公开辩论，也是相对温和。

另一方面，他们若真要（学反对派）这样做，可能也会担心。中国有种文化叫“论资排辈”，资深的建制派议员可能看不惯那些年轻人的搞事模式，认为那些模式不该拥有。久而久之，反对派逐渐积攒了战斗力，建制派的战斗力相对而言薄弱许多。不是建制派没有战斗力，只不过是两方的文化和运作方式不一样。

对我而言，我是一个独立议员，没有党派背景，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认为那件事是对的，我就要去做。我不需要如其他政党那般走程序——只有等到党内大部分人达成共识才行动。走党派途径有好处，就是一次性和和谐性，不好的地方就是时间会流失。作为独立议员，我不需向政党负责，只需向自己和选民负责，这样会轻松快捷；不好的地方就是孤军作战，其他人会说，“你都不是我的党员，我们不一定认同你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同属建制派，但那些党内议员通常会与我保持一个距离。他们会看我做得怎么样。如果我碰了一鼻子灰，那也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要求的保险系数高一点，但是抗争能力就会弱一点。

观察者网：听说修例事件持续发酵期间，英驻华大使曾想拉您倒戈。可以介绍一下当时她是怎么拉拢您的吗？您最后如何回应？

何君尧：“拉拢”是我的感觉。

今年2月份香港政府推行《逃犯条例》修订，到3月底，行政会议通过《逃犯条例》修订新方案。3月份，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要来香港见立法会议员，当时通过英国驻港的总领事来问我们谁有空。会面时间安排在礼拜三，因为我当天得从广州回来，所以答复对方“如果赶得及，我就来；如果来不及，我就不一定到。”当时我也没有问有谁会出席。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资料图/维基百科）

礼拜三当天，我刚好来得及从广州回港。出席午宴的时候，我看到有6位议员——除了我和周浩鼎两位建制派，还有4名反对派，分别是毛孟静、杨岳桥、胡志伟及梁继昌。

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还没到，英国的驻港领事先到了。他和我们寒暄几句，就很快把话题切到《逃犯条例》一事上，讨论条例会不会过。我回答“会过，因为我们的票数一定够。”他听完我的话就沉默下来，而后又和其他议员在盘算估量这一条例通过的成功率。

当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快到来时，站在我左边的毛孟静最靠近房间门口。照理说，驻华大使应该对香港立法会议员一视同仁，会和每个人握手。换而言之，她进来后第一个见到和握手的应是毛孟静，但是她没有，好像对毛孟静视若无睹，和毛孟静擦身而过，直接和我握手。毛孟静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非常愕然，似在说“她为什么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忽略我了？”

吴百纳没理由看不见她，作为外交人员，也必定注意礼节。由此我觉得，这位驻华大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次会面就是想要多看看我们建制派议员对《逃犯条例》的态度。

“治乱世，用重典，二十三条立法应继续推进”

观察者网：因为您曾担任过香港律师会会长，所以想问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说，“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香港的法律对于那些反对派，特别是那些暴力示威的年轻人来说，是否仍具有震慑力？

何君尧：法律一定是还有震慑力的。香港仍以法治为重，我们各行各业的运行仍以法律为基础。我们不接纳违法的事情，而每个违法的人最后仍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仍然有震慑力。

不过法律的威慑力近几年受到了冲击。从2014年“占中”事件发生后至今，香港的律政司对于这类恶意违法案件执法力度不足，这就给外界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年轻人觉得犯法没有成本，于是搞事情越发大胆，直至最近的一系列所谓的“光复运动”。

法治对于香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很重要。虽然从2014年到2019年期间对一些恶意违法案件，处理得不太妥当，使得稍微失去了一点说服力，但是只要律政处之后把关严格点，再加上法庭量刑重一点，相信法律又可以恢复其威慑力。

观察者网：您呼吁香港尽快设立《禁蒙面法》，请问其中有哪些考量？

何君尧：目前全世界大概已有数十个国家通过了《禁蒙面法》。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现代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制定的政策要到位、贴地气、深谙民众思想，又要求政策推行时保持透明性，而民众自己在追求、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又没有遵守这一标准，是不是很矛盾？你既然要求别人要有透明度，那也要让人看到什么人提出这一诉求。换而言之，你对别人有要求，别人也对你有相同的要求。

第二，那些国家通过《禁蒙面法》，是基于很多人自以为隐藏身份后，犯法不用承担后果，没人抓得到他。这是个坏信息，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逃避惩罚，从而今后做事更加不顾一切。

争取民主、表达诉求，这是现行体制所赋予的权利，但是大家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是正人君子，有诉求讲出来，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示威游行人群（图/香港文汇报）

观察者网：您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但现今《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您觉得以后“二十三条”立法通过的可能性还有多高？

何君尧：虽然《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但我们不要灰心。此前我也在立法会多次公开询问特首推动“二十三条”立法的时间，特首说要社会氛围好一点再做。不过，在倡设《禁蒙面法》以后她又觉得会有荆棘。

对于特首而言，她做事当然要判断形势，因时制宜。但是之前我们要求通过《逃犯条例》的时候，本就是希望香港不要成为逃犯天堂，也是公众利益诉求所然。严重犯法者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即使是跨地域犯罪，我们也应该把那些犯人送回犯法的地方去进行公平审讯。这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亦符合联合国的标准。全世界194个国家，有160个国家已互相签订了类似的逃犯安排。

《逃犯条例》在香港遭遇反对，是因为那些人不讲对错，借题发挥，为自己日后的犯罪作恶（采访原话为“做你世界”）找一个借口。这让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华。日本人挑起战争的缘由就是说他们要通过卢沟桥，寻找失踪的日本军人。实际上如果只是寻找日本军人，又何必要打到整个中国都生灵涂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本来就想行凶作恶，但是要找一个借口。《逃犯条例》也类似，只不过是这些“港独”们一直等待的一个借口。

日本借口寻找丢失士兵，发动卢沟桥事变

既然那么差的环境都见过了，回顾“二十三条”，它是一种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动。过去22年来，我们为了诸多理由，“善意”地将它拖得太久，以迎合香港社会氛围。但是现在连《逃犯条例》这本来无害的文本都被不少别有用心者用来制造、加强对国家的排斥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推动“二十三条立法”这件事上再次退缩呢？

有些人貌似很有政治智慧，说《逃犯条例》都通不过，再碰“二十三条”就是自讨没趣了。而我却觉得情况恰恰相反。这没有问题的《逃犯条例》都能引出那么多暴乱和“反中情绪”，此时更要下重药，“治乱世，用重典”。尤其是现在香港立法会已是第六届，70个席位中建制派占了43个，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因此我认为应该要继续推进“二十三条”立法。

观察者网：现在《逃犯条例》掀起这么大风波，您认为未来几年，香港立法工作是否会处处受限？

何君尧：不用担心，我们恪守岗位。要对自己有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逃犯条例》一事出来后我们更需要来一次整合，不能再临阵乱了套。

如果6月12日那天就算反对派围堵立法会，各位战友都能一起坚定地读完条例，那么这事就极有可能搞定了，后续也不一定会有7月1日立法会被打烂的事。

所以就算前面有多大阻力，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这条路必须走过去。香港要相信，自己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能对恐怖主义做出任何妥协。

·“比关注外籍法官多少更重要的是检讨法律的执行”

观察者网：外籍法官也是大众热切关注的议题之一。不少人担心、质疑外籍法官在审判时会偏向反对派。特别是“占中运动”过后，英国籍法官杜大卫（David Tool）判7位负责清场的警察监禁2年，虽然他们最近获得减刑，但这一审判至今仍让不少人愤怒乃至失望。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何君尧：其实香港目前真正的外籍法官不多。在近200个法官里，真正的外籍法官可能不超过20个。但是很多法官，他们在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还拥有外国国籍，这种情况是有的。我本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不可忽视的是，香港是一个国际的航运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是“亚洲世界都市”。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它每年会迎接近5千万游客，人次是本地常住人口总数的近8倍。尽管这些游客中有近八成来自内地，但仍然不能忽视香港本质是一个国际都市。香港每年处理的案件，除少部分是刑事案件外，大部分都是民事案件，且常牵扯到不同国家。因此有外籍法官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香港的案件仍是非政治性案件居多，即使有些牵涉到政治，司法复核还是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不能忽视的是，香港是国际都市（图/视觉中国）

近年“港独”闹得比较猖獗，出现针对《基本法》及挑战国家安全的社会活动，这时法官的观点就参差不齐了，究竟是加大惩罚力度，还是采取宽松态度，大家态度不一。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要“wake-up call”（叫醒服务）了，法庭不应再宽松判案。

从以上角度来看，法官之中外籍人数的多少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客观说来数量也不是很多，即使180个法官里有20个外籍，也只是1/9而已。在司法与监控政策层面怎么处理和重新定位这类事件，才是目前真正棘手的问题。

刑罚检控有其对应的政策条例，我想是时候检讨下我们是否仍应该将导致社会大动荡的事件判得那么轻，抑或是起诉的时候多点“零容忍“。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因此应该认真细心考虑检控指引。而在司法方面，法庭的量刑也应该由首席特派官再做检视。

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自认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因此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有一种被放纵的错觉。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后果，犯法没有成本。所以这个量刑指引应该要有一次更严格的检讨，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外籍法官的多少不一定最重要，因为这些法官量刑也都得依照规矩。相比之下，刑法说清楚哪些事情有罪应当被提起公诉，如何给一些违法行为准确量刑（如判入狱7年还是10年，或最高量刑），或许更加重要。这些是可以通过司法量刑指引下手的。

观察者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英国驻香港总领馆香港雇员在深圳被判行政拘留15天一事？

何君尧：国防外交问题超出我能力之外，关于这件事的背景我也了解不多，所以没有什么观点可以贡献。但是我相信，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在外交礼节上一贯得体，不是背后有很重大的原因，是不会轻妄扣留英国驻港领馆雇员的。

观察者网：说到外交，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英国说《中英联合声明》现在仍然适用，但是中国政府称1997年以后香港事务即属中国内政。您怎么看中英双方的分歧？

何君尧：我认为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里早就提到香港将如何过渡到利用《基本法》治理；而1997年以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是以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据。

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1997年以后，香港的事情就已基本上属于中国的内政。香港任何法律问题，其终审庭都是在香港，而不是在英国枢密院。另外，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由中国的全国人大掌握，而不是英国的枢密院。从行政、立法、司法等多个角度看，香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英国不再有任何能力去干涉。

如果中国真的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那么英国投诉的唯二途径：一条就是通过外交渠道交涉，不过这个类似“你说了我听了就过了”，没有结果；另一条就是在联合国里面，依照相关条款裁定——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国与国间缔约的条文。

如果走第二条路线，英国能否获得其想要的管辖权？我认为也是没有的。当年美苏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来美国自己单方面取消了，有后果吗？今天的俄罗斯唯有多做几枚导弹，一有不妥就放过去。其实大国与大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多是“君子协定”，如果有一方选择不遵守，对方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出兵和别人打仗，而这点，需要政治人物懂得审时度势。

“深圳在进步不代表香港在退步，而是一同走向成功”

观察者网：我看到您在微博里写道：“回头看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不禁想问，心坏了尚可以换，脑残了，怎办？”……请问您对于他们“怎办”有什么建议吗？

何君尧：没有。年轻人和年长者永远有代沟。代沟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今年才存在的。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有写新旧社会冲击下的不同代间的代沟。

其实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很正常的。哪个人年轻时开车没有风驰电掣过？当他们的阅历足够之后，就会渐渐想要稳定下来。那些50岁的人以稳重为主，因为更多要考虑在精力已不如过去那般旺盛时，如何去过一个自己丰足的晚年。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此我觉得2014年的“占中”和如今的运动并不是怪事，怪就怪在有外国势力要来挑拨家庭矛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人故意来家里搞破坏，导致家庭矛盾逾趋激烈尖锐，这点才是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稳住自己的阵脚不乱。在对外方面，大家要明确对手，予以还击；对内方面，大家要对自己自信，对自己的制度有认知，再坚定立场，知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鸣枪示警，等等。

至于对待年轻人，我们也应软硬兼施：如果他们遵纪守法，为他们提供找寻自己出路的机会；假如他们非要走违法之路，那就必须承受法律的后果。。

观察者网：日前“香港市民”李嘉诚先生就目前局势发了两则广告，一则写“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一则写“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您认为这两则广告在呼吁什么？

何君尧：以李嘉诚先生在香港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是劝解年轻人，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各位后生仔，你们不能诉诸暴力破坏社会，我们必须要守规矩，从正道。但他没有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不同的报纸发出了不同的信息。也就是说，李嘉诚先生所言并非仅是提醒一般的暴徒，更是对背后的两国主导者表达建议。

李嘉诚在不同报纸上登载不同版本广告（图/港媒）

我认为他在《明报》上刊登的“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是针对美国人而言。修订《逃犯条例》，其“因”是好的，中国政府的用意之一就是警示美国间谍不要轻易到内地犯案，否则即使逃到香港也能被引渡到内地接受审讯。但是美国做了这么多事，已招来恶果。而发布在《大公报》上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先生应是说给中央政府听的，希望能为香港青年多留点情面。

观察者网：前几日中央提出要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不少人疑虑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最终会被深圳取代。您担心这一问题么？

何君尧：按照香港《基本法》的精神，“一国两制”要保持“50年不变”。不变的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将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不发达的国家逐步发展到和世界上其他强国比肩的水平。

假如届时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相当强盛，是否还一定需要“一国两制”？当年香港人对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没信心，但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香港人会不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当能证明香港的制度完全落后于内地，到时“一国一制”就顺理成章了。

顺着这样的思维去想，1980年，本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被设为经济特区，今天再被赋予新的定位，这也体现了中国正不断进步的趋势。不单如此，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现在有不少于5000万的人口，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英法，这是很惊人的表现，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在这一情况下，我认为深圳的进步不代表香港的退步，它代表着的更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正不断走向成功，我们应该为此高兴。

香港、深圳隔江相望（图/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内地-香港两地矛盾似乎在不断显化，数年前就已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地关系：“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您认为这一形容属实吗？

何君尧：这种情况发生是必然的，我不是那么担心。不说香港和内地，即使是内地人内部，北京与上海、广州与深圳、广西与广东，都会时常存在这种比拼较量。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这种比拼往良性发展，不要让地区主义抬头，从而导致国家的不稳定。

所以香港和内地之间矛盾激化，并不是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问题有多大，而是另有外部势力的影响，企图掀起港式“颜色革命”。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这次“颜色革命”也激发了中国人无比团结的力量。

“颜色革命”就是要在一个群体内部造成分裂，令一部分人不爱甚至厌恶自己的政府，从而瓦解政权。“颜色革命”方便美国，因为他们不用出兵，培训你内部的年轻一代，让他们丧失国族认同，进而进行内部自我攻击。用生物医学来比喻，美国只需释放一些病毒让你自身病变就好。

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已在“颜色革命”下“牺牲”了许多，1997年之后，我们又没有在教育上把好关，导致新的年轻一代又再次受到波及。现在这些年轻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偏说自己只是香港人，要搞“港独”，很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香港系列事件发生后，有一种现象出人意料，那就是它也激发了我们全中国年轻人的斗志，从80后、90后到00后，万众一心，共同打击“颜色革命”。

香港是一块“试验田”，从香港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力。通过香港，我们知道了中国局部的“病变”何在，从而吸取经验，这对于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对将来的挑战，都很有意义。

观察者网：看您新浪微博，已有近52万粉丝。内地游客、记者13日在香港机场被袭击时，不少人在微博上@您，您也快速做出回应。无疑，您的微博已成为内地和香港沟通的桥梁之一。请问您对于两地的民间交流有没什么寄语？

何君尧：交流一定要有，我能为此添一份力也感到很自豪。但实际要做好交流工作，还有很大的力气是需要政府和各界人士去出的。

何君尧议员微博界面

如今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管理自己的政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在什么岗位，他们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在微博上的感受，就是粉丝们往往不会感到害羞，他们有什么问题就会第一时间按键发送给你。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及时把握资讯科技、了解人民期望，加强对于整个交流工作的管理。

当然，社会的运作有一个过程，不是大家想到什么要去做，就会立刻有人去实施，让它立竿见影。只有投入很多的心血、坚持及资源的配合，才会有成绩出来。大家不要幻想自己或他人像科幻片里的英雄一样，一步登天。现实和理想之间大部分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不过资讯科技的确令我们将期望和实践更快地拉近了一步。大家仍然要记住，做事不能够脱离现实。我们有梦想，但是梦想要怎么达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也是最近才重新使用微博——2013年5月我就创建了微博账号，当时只有1000来个粉丝，过去一直没有用它，直到最近有内地人看我的脸书，问我为什么不用微博。我说好吧，我重新开。

重开至今三四个星期，粉丝已有52万人，这是很惊人的。它也带来了第二个信息，就是如果你能同时把握好香港和内地这两个市场，那你将获得无限的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