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修例”到“政治夺权” 香港骚乱性质已变（图）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反修例，在暴力与抗议的声浪中继续发酵，不仅没有退潮的迹象，在2014年831决定五周年之际，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北京已经将这一场风波定性为颜色革命，也多次通过不同场合指称美国在整个事件中有深度的参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指出，美国希望利用这场风波起到遏制中国崛起，即使这场风波结束了，美国依然会寻找其他机会利用香港遏制中国，这从北京角度来看已经是一场生死决战。

8月31日，抗议者再次走上香港街头，暴力冲击也一度升级。（新华社）

记者：现在不少声音都在呼吁动用“紧急法”，你怎么看？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吗？

刘兆佳：现在暴力有升级的趋势，暴徒用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特别是汽油弹，来攻击警员。现在参与暴力事件的人数在减少中，但他们使用的暴力在升级，再加上这些暴力行为，他们所针对的对象，不单纯市政府和警察，现在已经到了无差别的地步，连一般市民也受到影响，所以显然是要制造一些社会恐慌。也希望这些恐慌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让步。

为什么说是无差别呢，因为他们现在堵塞交通，破坏地铁运作，破坏机场运作，还破坏一些公共设施，比如红磡海底隧道，还有就是滥用私刑，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殴打，还有一些打游击的行动。所以社会上对暴力行为的不满程度不断上升，而且产生很大的忧虑和恐惧。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是做预告一下，特别是对一些暴力分子做一些警告，假如情况再恶化下去，政府会不得不按照法律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况，进入之后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制定一些法规，对付一些和暴乱有关系的人。但问题就是，即使宣告进入紧急状况，也不等于政府会采取很大规模、范围很广泛的行动，也许只是针对一些跟暴乱最有关系的人或者机构或者媒体来进行一些打击行动。不过现在恐怕还没有到马上需要宣布进入紧急状况的地步。

还有就是要搞清楚究竟要打击哪些人，哪些机构，哪些媒体，哪些网络，才可以在宣布紧急状况的同时，推出一系列法规。还要考虑到执行能力的问题，假如没有执行能力，那么法规也变成空文。

记者：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除了动用“紧急法”之外，目前还有其他办法止暴制乱么？

刘兆佳：现在就是要提高警察武力的水平，因为警察面对更严峻的威胁，甚至是生命的威胁，所以应该让警察用更高武力，去对付暴力行为。不过现在社会上关于紧急状况的讨论是好事，因为让这方面有所准备，特别是对一些暴力行为产生某种警示作用，看他们会不会收手，同时要拟定一系列打击对象。

现在应该不会马上宣布，但要做出预告和周全的准备，还有很多东西要出台，不是仅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算了的。

记者：但除了警告、警示之外，“紧急法”像一把双刃剑，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暴力行为的升级，你怎么看动用“紧急法”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

刘兆佳：现在从事暴力行为的人数在减少，但他们还是在通过暴力升级的行为，获取政府让步。这不是什么双刃剑，基本上是一个有效的打击工具，虽然肯定会激化社会的某些矛盾，问题是两害相较择其轻。又不愿意解放军、武警出来，又不愿意让中央直接插手，那就只能用尽香港所能有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来平息这场动乱。

所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然的话，假如政府在市民心中没有办法保障他们生命财产安全，没法维持治安，政府的管治威信会进一步下降，对政府、对香港都不是好事。

记者：前段时间北京的主流媒体说《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失效的，但是在G7峰会上，各成员国都说《中英联合声明》还是存在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废之争？

刘兆佳：恐怕这是中国和英国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英国把这个声明认为是一整套国际协议，所以应该认为在50年不变的时间范围内，英方还有权利去监督中国政府是否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特别是履行关于中方对港政策的部分。

对中国政府来说，完全不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其实不是一个声明，而是包括几个不同声明，一部分是中英联合的声明，一部分是英方自己自说自话，以及中方对香港政策的阐述。从中国政府来说，中方的部分只是中方单方面宣读对香港政策，并不表示接受任何对中国在香港回归后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受到英国的监督，也没有确立监督的程序，让英国可以在香港回归后可以监督中国有没有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部分。

所以情况就是，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英联合声明》只是英国同意把香港交回中国，处理了香港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治权不是主权，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失去了主权，也不承认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只是承认英国在当时实际上管理香港而已。

记者：其实就相当于一份《中英联合声明》两种解释。

刘兆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不同部分是可以单独处理的，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说，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而英国是把《中英联合声明》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中方所讲到的对香港政策，也是两国共同的协议，所以英国觉得香港在回归之后，英国还可以监督中国政府是否履行对香港人的承诺。

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对香港做出的承诺，已经通过基本法，以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已经履行了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中英联合声明》就是一份文件，英方同意把香港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除此之外，《中英联合声明》再无其他议题，也没有订立一个程序让英方可以监督中方在香港回归后如何执行对香港承诺的问题。而且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从主权概念来看，怎么能允许英方在香港回归后还可以介入香港事务？否则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岂不是不完整？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记者：如果说英方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解释还是可以预见的，毕竟作为当事方，但G7这样的场合也是统一调门，该怎么解释？

刘兆佳：这样英国可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你们不要怕香港回归，因为我们还会继续关注香港事务，假如中国政府没有履行承诺，英国会帮香港说话”。英国一直以来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香港人，让香港人放心回归中国，因为英国还会继续监督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是否符合承诺。

问题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英国有这样的权利。但问题是，英方的确让香港人有这样的看法，相信回归后英国会继续维护香港利益。所以从英国角度来看，它同意中方的立场，就违背了过去在香港人中所产生的一种英方在香港回归后还有道义责任的说法。而且过去英国对全世界也是这么说的，说联合声明有效期50年，等等。

所以现在双方都是从不同立场来看这个问题，英方的说法得到西方以及部分香港人的认同，而中方的说法也是按照中国主权和治权来看这个事情。如果英国真的认为中方违反了对香港的承诺，它可以在外交层面找中国来进行谈判，但从来没有做过，而且，就算英国要找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中国也不会理睬它。此外，英国也不愿意因为香港问题和中国交恶，特别是它和中国之间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它在香港事务上本身也无能为力，顶多是喷喷口水，要中方做点事情。所以基本上不要把它的东西看得太认真，只是表达一些它的看法，让香港一些支持英国的人舒服点，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有所交代，但我不相信它会有什么后续工作，更不会在外交层面找中国麻烦。

记者：特区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吗？因为前段时间林郑月娥接了英方的一个电话，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刘兆佳：她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特首要向中央负责，有没有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不可能的。问题就是香港没有外交权，通常外交事务需要中国外交部代香港处理，所以英国外相打电话给林郑，林郑愿意接电话，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所以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不高兴，好像把自己当成是英国殖民地，要听英国老板的一些讯息，这方面的形象很不好。当然，林郑可能是想我通过这个机会向英国人解释香港政府的立场，不要让他们有所误会，但这也应该由中国外交部来做，而不是由香港特首来接英国外相电话。而且，英国外相是一个国家的官员，特首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根本是不同层级的事情，所以她也觉得这个不正确的举动会引起很多的不满，而且也没有能够说服英国人接受她的一套表述，英国还是坚持自己的一套，表达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好像还是一个伙计要听老板说话。这对香港和国家形象也不好。

记者：过去一段时间，舆论方面都在说会不会出动解放军，香港如果继续乱下去会不会“一国一制”。此前深圳举办了“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专题座谈会，王振民在会上也说允许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有条件的，如果先放弃了“一国”的话，北京怎么会给香港“两制”？你觉得这个风波会怎么收场？

刘兆佳：假如这个风波原来是一个赞成或者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纯粹围绕这一事件的风波已经停止了。因为政府已经停止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对这方面表示道歉，说自己做得不好，但现在情况已经不是《逃犯条例》修订，而是不同力量利用香港政府因为这场风波而大受打击、处于弱势，希望能够把几年前占领中环行动中所得不到的东西拿回来。这次在加上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和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希望以此取得特区管治权。

所以这场风波已经变成了特区管治权争夺战，一方是外部势力和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另一方则是中国政府、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管治权争夺的话，根本就没有妥协的空间。所以这场战斗一定是非常激烈，而且维持很久，最后只能是以一方落败而结束。

所以现在所谓五大诉求，唯一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双普选”，就是要推翻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所以从这点来看，特别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这场风波定性为颜色革命，是美国希望联同香港一些敌对势力图谋不轨，将一些年轻人被利用来打击特区政府、中国政府的手段。所以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方寸步不让。除了停止《逃犯条例》修订，让林郑作出道歉，其他不会再让。就算是一些小的让步，都有可能引起更大的让步出来，或者给人一种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示弱的感觉，会引起更多麻烦的情况出现。

而且，既然这场风波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起到遏制中国崛起的效果。就算这场风波结束了，不排除美国以后还会找寻另外机会来利用香港对付中国。所以现在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生死决战，而且这场战斗还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除非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遏制。

所以这种情况下，寸步不让是基本的解决立场。加入用暴力行为来希望争取让中方让步，只能引来更大的武力来压制。只要是和平手段，那无所谓，但也不会答应这些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现在抗议者再坚持，政府也不会让步，而在这个过程中，抗议者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话，这种行为也会慢慢减少。明知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也很难会再坚持战斗。

所以，这场风波会在北京绝不让步的情况下，来逐步以另外的形式进行斗争。比如通过议会选举来表达出来，但是暴力行为会被压制，香港人也越来越不接受这种与民为敌的暴力行为，所以整一场风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平息下来，但问题这个时间会有几个，甚至半年也说不定，但暴力行动不可能会继续下去。

记者：北京现在给出的第一要务、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但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止暴制乱相对容易一点，但止暴制乱之后，香港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怎样去应对才是比较关键的。你觉得这个风波平息之后，深层次的问题真的会被重视，并被慢慢解决掉吗？还是矛盾会继续累积下去？

刘兆佳：既然是深层次矛盾，肯定就不会消失，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潜在的深层次矛盾，也没有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就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做一些改善管治、舒缓矛盾的政策，中央也在大力协助香港的经济发展，它会对形势有一定舒缓的作用。但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很难解决，除非改变资本主义结构，政治矛盾方面，由于香港还存在一大批反对中国、反对中共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也不少。所以政治矛盾还存在下去。

问题是，“一国两制”本身是允许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只要求不要做任何具体行动，来冲击国家和政权。所以要达到这种情况也不是很难。加入中国政府往后对蓄意冲击政权和国家的力量，会用更强硬的手段去对付。但是在经济、民生、社会问题上，会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手段，来减少一般人的怨气。所以大体上是这样。

而要把所有深层次矛盾解决掉，那么香港那些反共人士不再反共，一些对新中国有抵触情绪的人不再抵触，社会公平公义大有进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深层次矛盾、澳大利亚的深层次矛盾多得不得了，宗教矛盾、地域矛盾。问题是现在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把这些矛盾控制在一个能够不太扰乱经济运作和社会稳定的水平。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让那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抵触情绪的人知道，不能把香港搅乱，把香港变成一个颠覆之地，或者采取激烈行动来攻击特区政府。在行动上要有所收敛，但不一定要马上改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立场。

记者：你上周也参加了深圳的会议，北京是如何思考香港的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有没有在会上讨论？

刘兆佳：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重温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一国两制”的时候早已料到，香港因为这些外部势力和内部势力会引发动乱，所以做好了安排，包括有解放军驻在香港，假如出现动乱，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处理，处理不好的话，中央出手，包括解放军出手。所以，中国政府不会排除在最后关头出动解放军的可能性，对于暴力分子作出惩罚。

记者：北京会不会介入香港的社会改革之中呢？

刘兆佳：一直都在介入，给与香港的一些经济优惠政策、一些民生政策，大湾区的发展都是希望通过香港发展让年轻人有更多发展机会，来舒缓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记者：这是从外部的介入，接下来会否在内部进行强势介入？

刘兆佳：这个比较难，因为肯定还需要一个政府去工作，但中央只要是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话，就会让特区政府更有胆量去做一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事情。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就会处于弱势，需要中央给它去支持和胆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看为什么国泰、机场管理局、地铁，还有公交机构会积极出来止暴制乱呢？因为中央政府要求，中央政府给他们有胆量去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