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说，告密会怀小宝宝 他一直弄一直弄...”（组图）

电影《嘉年华》的导演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表面上无比热闹，背后却有非常多的不幸。

任何一个受过伤害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7岁大的女孩，面对性侵这种不幸的时候，会经历什么？

有人发过相关内容，他是一位父亲，那天带着女儿和小儿子出门买东西，因为忘拿钥匙了，他想让7岁的女儿上楼取一趟。

他家就在七楼，距离也没有多远，再加上女儿平时独立性也很强，就放心的让女儿上楼了。

（图源于现代快报）

就在这个从一楼到七楼，只需要坐电梯的短短距离里，女儿受到了侵害。在电梯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把7岁的女孩逼到墙角。

尽管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明白，那个人渣拉开拉锁，用“小便的地方”碰了她的脸。

女孩后来跟父亲说：他“一直弄一直弄（自己小便的地方）”，还会有“奇怪的表情”，“像被什么夹住了一样”。

我们都知道，这个15岁的人渣，对女孩做了多么糟糕的事情。

可是因为犯人还是未成年，即使那位父亲报警了，也只能是无疾而终。

至于那个7岁的女儿，可能只是察觉到不太舒服，然后带着这份疑虑长大。

最后在成长到能知晓这些经历的含义的时候，开始陷入新一轮的疑问中。

她可能会埋怨自己，或是对任何亲密关系产生怀疑。

这注定是个痛苦的过程。

可这并不是个例，跟她类似的受害者还有很多，罪恶就这样，以平平无奇的方式出现。

有时加害者，也许只是隔壁住着的邻居。

几年前在广州有个性侵案件，当时9岁的女孩小琪，因为内裤上总是有污渍，被母亲带去医院检查。

结果被诊断出了处女膜陈旧性破裂，以及盆腔炎、阴道炎等炎症。

母亲这才知道，小琪已经被隔壁开店的邻居性侵了3年。

小琪在犹豫着告诉母亲的时候，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怀小宝宝。

因为那个老板以前经常威胁她“说出秘密就会怀孕”，她才不敢说出这一切。

就在父母报警，隔壁老板被警车带走的时候，小琪还忍不住拉住妈妈说她害怕。

这种事情给她带来的阴影太大了。

在过去的3年里，小琪每周都要去隔壁叔叔家，而且必须是蹦蹦跳跳的，否则就会被打得很惨。

（图源于广州日报）

她不仅情绪要开心，哪怕时间不对也不行：“如果起床了，不准时过去，他就要打我。”

叔叔对她的暴力危害，不限于拽她头发、用凉席的篾子扎她、用毛巾塞住她的嘴。

导致有次小琪在跟弟弟玩的时候，因为把凉席弄散了，都吓得哇哇大叫。

那个叔叔对她的伤害，已经达到了应激反应的程度。

不仅仅是邻居，有时加害者甚至是至亲。

有个河北女孩，从9岁开始就遭到父亲性侵，原因十分荒谬，仅仅是因为她的父亲，想要报复前妻跟他离了婚。

2016年8月，女孩小青被父亲性侵了两次，最后一次正好被母亲撞见。人渣父亲不仅没有收敛，母女二人甚至惨遭殴打。

当加害者明目张胆时，那些受害者就成了冰山底下庞大的部分。

女童保护基金曾发布过这样一串数字。

在2016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有433起，受害人有778名。

2015年曝光340起性侵儿童案，2014年是503起，而在2013年，这类遭到曝光的案件，才是125起。

大家可以发现，曝光的案件变多了。

（图源于界面新闻）

可案件曝光就说明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没有，更多人扮演了沉默的大多数。

由于种种原因，她们不愿意把性侵经历公布出来，这些受害者无法开口说话。

阻拦她们的东西太多了，首先就是恐惧。

浙江金华15岁的少女小文，跟在外打工的父母住在一起，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小文的美貌很快引起工厂某谢姓员工的注意，他有好几次对小文进行侵犯。

他知道小文胆子小，不敢说出去，还三番五次威胁她不能告诉任何人。

直到小文提出跟父亲换房间，父母终于发现了内情，这才报警抓住了谢某。

当然，她们更恐惧的其实是二次伤害。

在2013年有6名女童，去班主任那里补习功课，可就是这位班主任，对孩子们进行了猥亵。

事发后，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医院治病，希望能得到应有的补偿。

可是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回应，说他们这样折腾太丢脸：

“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

现在6年时间过去了，类似的声音还是没有断过。

很多人认为，性侵受害者本身就有问题，觉得她们穿的衣服暴露、在语言上有错误的表达，或是有其他容易引人误会的行为，为自己招惹了灾祸。

这很容易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女孩们会暗示自己，一切都是自找的，更不愿意把真相说出来。

即使她们说出了被性侵的事情，想获得他人的安慰，却被误解得更深。

在相关报道上，我们总是听到类似的评价：“是自导自演来炒作吗”、“这是价码谈不拢，事后反悔了。”

旁观者总是愿意质疑受害人，却放过加害者，给犯人的罪行找借口。

诸如“会不会是因为你们都喝酒了”、“他是你前男友，算了吧”。

就算在著名的汤兰兰案中也是这样，明明是亲父与村里的其他亲属，侵害了汤兰兰。

她本来已经把犯人送进了监狱，可在几年后，就因为旁观者觉得这事儿“太离谱”，就引发了一场“寻找汤兰兰”的大型舆论事件。

其实事后，央视已经找到了改名换姓的汤兰兰，和相关的警局法院，调查出了当年的判决就是正确的。

可二次伤害已经造成了，受害者经历了当年的惨剧还不够，又要被人重新提醒一次她的过往。

关注未成年性侵，就是因为这事儿实在太过普遍，后果太过恶劣，不管受害者是女孩还是男孩，只要经历了，就会像胸口扎了一根刺。

有位受害者，在年少时遭遇侵害后，特别恐惧跟单身男性独处，哪怕工作了，在电梯里遇上了男同事，也要找借口离开。

她说“原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淡忘这件事，可我错了，我就像动物反刍一般，不停地咀嚼那晚的场景，在漫长的夜色里抽烟、失眠，自我煎熬，直到天明。”

这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他们以为早就忘记了，可根本不可能。

当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受害者，遭遇类似的经历时，都会想起那个糟糕的白天或者晚上。

那种不适感，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回忆起来，只要往后每次有案件发生，每次新闻曝光，都是一次次共情。

有人说，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里的肮脏与丑陋显现，于是这束光便有了罪。

但是不应该这样，如果有天受害者能开诚布公地说出那些经历，那些加害者都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旁观的看客们也不会因为看了几句只言片语，就断定事情的真相。

这才是事情应有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