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拍中国人的10年：都是大国小民，谁没扭曲过、挣扎过、努力过（组图）

严明，70后，安徽定远人，

他是法国“才华摄影基金”奖、

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得主，

素有“诗人摄影师”之称，

他拍照都是方方正正的中远景，

不会逼近地去拍，作为一个观看者，

对视这个时代的“大国小民”，

汪涵盛赞他，

“苦行僧般探寻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

此外，严明也是一名畅销书作家。

距离上一本《大国志》4年之后，

2019年，严明出版新书《长皱了的小孩》，

因为父亲的生病离世，

曾经走遍大江南北的浪子，重新回到出生的县城，

这本书是关于亲情，

也是对自己过去和未来的一次思考。

我们专程去到严明的老家，

在写这本新书的小院子里采访了他，

“我觉得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期，

有些东西是既定了的，

他怀抱着这个愿望一路去寻找、奔走，

那老掉的只是皮囊，

这世界上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

自述 严明 编辑 倪蒹葭

这些年我一直奔波于居住地广州，和我的老家安徽定远之间，我的父亲生了一种肺病，从逐渐病重到卧床，一直到离世，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这个事情对我个人冲击非常地巨大。

在随后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走不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思绪万千，瞻前顾后，写这本书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出口，不仅是亲情方面，也包括对自己的一个思考。

书的封面是一个小孩骑在斑马上，就是我儿子严亨。一年级的暑假我带他回老家来，有一天傍晚在公园里看到小斑马在树丛前，便把小孩带去了，我爸也跟去了。

当时他已经查出了病，但还能行动，我就从摄影包里拿出一个小手电筒，让他在路边打光，他很听话，一直举着手电筒，直到拍摄完成。这也是我所有作品里，唯一由爷孙三代合作完成的。

父亲去世之后就我妈一个人在家，春节期间我会回来，院子里面有父亲搭的一个小棚屋，我高三一整年都在里面复习迎考，我把里面的桌子整理了一下，当成写作的工作间。

人生半途，回到了原生家庭，往前看、往后看，发现自己理想还是零零落落、七七八八。我需要这么一次断想，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展望。

音乐中犯的错误，摄影中再也没犯

我高三毕业之前，父亲说如果你考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个小照相机。但是我离家出门上学的时候，他到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把很普通的广东红棉牌木吉他，结果我就搞摇滚、搞乐队去了。我想这吉他和相机，应该是父亲年轻的时候，想触碰又没有条件碰的东西。

2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化解家人的担忧和差评，告诉他们搞音乐也是可以活得不错。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大浪潮，东南沿海有夜总会歌舞厅崛起，全国各地的很多乐手都往那个地方冲。我去了之后，发现工资是日结的，从来没觉得钱那么好挣过，每天几百块。

但慢慢地，我就觉得这种循环往复的日子是有问题的，白天睡觉，醒了就吃饭，晚上到夜总会伴奏一通口水歌，然后把钱结了又回去睡觉。

我说我们不是要做音乐的嘛，这样下去的话音乐谁做呀？不能在中途就消散了这个理想。那个时候我就放弃了那么多钱，断然跑掉，去厦门去找厉害的乐手，投师学琴。

我有十年时间都是在搞音乐，事实上是比较失败的经历，是一个被音乐玩的过程。在新书里我狠狠地总结了一番，没有人告诉我最重要和根本的东西，却在迷恋设备，苦练技巧，竞逐速度，拷贝偶像，到头来青春耗尽才发现这些他奶奶的原来不是摇滚。

其实我玩乐器苦练技术的路，跟摄影中一些人迷恋器材、跟钱过不去是一样的，后来我说我在音乐中犯的错误，在摄影中再也不要犯，就老老实实地拿相机当工具，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然后建立自己的作品。

近40岁开始摄影创作，一切从重庆开始

不再做乐队之后我到了媒体，先做文字记者，因为喜欢上相机，在30多岁开始搞摄影，2003年夏天从文字部门去了摄影部，我突然发现也很挣钱，第一个月就挣了1万多。

我作为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刚当上摄影记者的时候，是很志得意满的。揣上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证，下班走在街上，在过广州大道的天桥的时候，看着底下车水马龙，内心里都会暗爽，会笑出声来；每到周末，我和爱人去超市里推一车吃的喝的，租一些电影碟，腿翘到茶几上看，就觉得人生这样已经挺好了。

于是过起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采访拍摄生涯。我发现这种拍摄重复性非常高，春运了去火车站，六一了要找个幼儿园，重阳节要找个敬老院，第二年还是这些事。我又开始琢磨了，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新闻民工。我又面临着一个要断尾求生，说再见的时候。

等我决定辞职、自己去拍摄创作的时候，我已经临近40岁了，一切是从重庆三峡地区开始的。2009那一年我真是从一月份拍到了年底，走得膝盖都发烫。

第一次拿着胶片相机去奉节，长江边上一个傍晚，黑云阵阵，女孩被风吹得就趴在柱子跟前，柱子其实是水文部门勘探队留下的刻度线，为三峡蓄水准备的，它就是风雨欲来众生的一个状况，生活的一个切片。

好的瞬间其实像雕塑。这张照片，我是连滚带爬追过去的。远远地看到一个瘦高个的男人拿着一根棍，朝着一串礁石的尽头走去，我心想他走到尽头会不会停下来。我就沿着大坡往下跑，找到一块礁石往上爬，上面都是淤泥和青苔。

转头看他的时候，男子正好走到了尽头，站在那茫然四望，我赶紧对焦来拍他，其实是心狂跳、手颤抖的状况。

我拍那个三峡的猴子，朝天门码头的贵妇，拈花大叔向我回眸凝视，也都是抓拍，但是它又很安静。

现在回想起来之前使用135相机街拍，包括做摄影记者，都是很重要的经验，后来我用120相机拍场景性、氛围性的东西，中间扔包含着抓拍。

艺术评论家罗兰·巴特讲过一句话，摄影不是通过绘画才跟艺术搭界，而是因为戏剧。摄影中的场景性、故事性，那些角色感、舞台感，那些欲言又止的故事，往往才是打动人重要的一个地方。

自己现在想来都是非常幸运的，最开始去了重庆那么有趣的地方，它的风物、自然地貌，那里人的性格，便宜的船票，一切几乎都是为摄影设计。我很快在那里获得了第一批作品。

三峡的景观，还有当时热火朝天的移民工程，为我提供了一个拍摄的大背景。在三峡地区拍摄是影响我的风格的，因为它简洁干净，让我觉得简洁是好的，简单是复杂的千锤百炼，这种风格实际上延续到我后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