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做生意”！澳籍“港仔”选择回港！说澳洲多元，“见过非洲人开公司吗？香港有”！（组图）

认识Joe（化名）十多年了，记得当时他陪女朋友回港，初时很不惯，每次见面他都说要回澳洲。

来香港前，他在澳洲已工作八年，有不错的职位，有很多出差的机会，他把来香港当作是长假期，以为假期完结便会回澳洲。他初期在香港做的几份工都不顺心，有待遇差的，也有拖粮的，感受到香港生活迫人，我以为他总会走。没想到这次见面，他说现在倾向长时间留下来。

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在既有的文化上接纳新文化，认识新地方的制度与程序，是每个移民者都要学习的事。

小时候的他是跟着妈妈走，对于离别没有太大的感觉，反而新地方的歧视更让人印象深刻。当摆脱小学鸡式的歧视时，他已投身社会。澳洲的大学不只分全日制及兼读制，还有一种叫sandwich course，读书与实习交替，大学时已开始工作，毕业时几乎与职场无缝接轨。

来香港时，他不过二十多岁，却任职澳洲一家美国公司，主管亚太区业务，经常新加坡、香港、北京、东京各地跑。

有天，女朋友敏敏跟他说，爷爷年纪大了，想回香港陪他。敏敏是移民后代，在澳洲出生、长大，父母在当地都有工作，她读教育出身，本想在当地教书，但不捨在香港独居的爷爷，决定回来。

Joe当时没有想太多，也跟着女朋友回来了。敏敏幸运地找到小学教席，但他的求职过程不算愉快，不断转工。那段时间，所有社交活动，他都没有积极参与，常常将“返澳洲”挂在嘴边，直至后来他与敏敏结婚、置业，回去的念头减少了。

“一个人的去留跟他建立的日常生活圈有关。简单来说，这里有物业，你要走便要卖物业，在其他地方重新找一个物业，这是一种取捨。”

去与留的挣扎，被简化得好似搬家一样。我们在餐厅坐下，他缓缓地说，最近辞职了，在创业，“香港的发展机会因人而异，但整体而言比其他地方多。”

营商环境与多元文化最为吸引

从事数据分析及金融科技多年，从低层做到中高层再到创业，他体会到香港打工仔被剥削，但营商环境却很好的反差。

“香港是全球最易开公司的地方，在内地，一个外国人要进去好难，香港人去内地反而好易，有好多优惠政策。在香港做外国生意也很常见，你见尖沙咀有很多非洲人，他们会在香港做非洲贸易生意，而在澳洲，你好少见到有非洲人在那边开一间公司做非洲人生意，要澳洲人开公司，才可以跟非洲人做生意。”他指，香港人如果明白这些好处并加以利用，会有很多机会。

此前，因为工作接触不少伙伴，促成他的创业决定。“我与印度、新加坡公司倾合作，都是靠自己，因为政府只是做大陆。”

政府提出发展大湾区，一来想实现中港融合，二来则是解决本地市场过小的问题，在他看来，大湾区仅是政府为了加大市场的“懒惰方法”，从中央那里分一杯羮。

他认真道：“香港由八十年代领先，变成现在等人派糖，想留在香港发展便应该自己去想怎么发展。”

营商环境是他考虑会否再走的主要原因。十年前，他曾想移民新加坡，当时本地经济衰退，雷曼破产，新加坡的经济环境看似比较好，但经济低潮期短暂，又考虑到新加坡文化不及香港多元，当地强调多说华语多写英文，外来人口以华人、马拉人、印度人及西方人为主，实乃只有四种文化，他便打消了念头。

他指多元文化如香港，世界少见，这对定居、营商都有好处。“香港是除了做生意，更可以认识朋友的地方。过去几年，我认识了很多人，有以色列人，有居于加拿大的法国人，大家一起食饭饮酒。”

澳洲不是以多元文化自居吗？他不置可否，“我们会叫人鬼佬，但不代表我们恨他们。但在澳洲，某些区域我们是不敢去的。”

2005年，Cronulla（悉尼南部海滩区）曾发生一场骚乱，澳洲人与该区的中东人有冲突，一群中东人一星期后又到白人区捣乱。

越南人聚居的Cabramatta、华人居多的Hobart，即便是较多香港人居住的Chatswood，“有朋友会过去玩，但不会经常去。”

这是以“共存”为前提的多元文化。“香港有以色列人社群，有中东人社群，你有没有见过两家人在打架？他们不但不会打架，更可以做同事，会出去倾偈饮酒。他们在澳洲也可以共存，但绝对不会揽头揽颈饮啤酒。人们来到香港就变成这样，有钱大家搵，有偈倾，都是生意伙伴。”

“为什么留下来，因为在香港做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经有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没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为这个地方出一分力

功利而现实，港式和谐或多或少都与利益挂钩，但近日的社会运动却将这种表面的和谐也撕破，黄蓝对峙，警民对立。Joe身边不乏因政见不同而掀骂战的朋友，读过法律的他尝试以专业知识拆解朋友间的矛盾，譬如谈到逃犯条例，他会先建议大家看看香港与内地的法制有何不同。

“我们要衡量恐惧是真实发生，还是假象？不只中国，美国也是这样，他们有反恐条例，甚至不需要在美国境内捉你，他们曾在伊拉克捉了一个澳洲人。我们首先要明白每个地方的制度，在哪里会受保障。”

他希望朋友不要轻易跌入漩涡，以理性讨论取代骂战。他说自己有立场，也曾在社交媒体写过一些看法。他指大家因为恐惧而容易被点燃愤怒，对修例感到恐惧的人在6．12被警察的过度武力而牵动情绪，又因警方在上水、沙田的错误执法而掀起更大的反抗，7．21白衣人乘虚而入，警方的失职引起民众更大的愤怒。

他不认同暴力，无论示威者抑或警方的暴力，都需要追究，需要有独立调查委员会。愤怒的港人更应该尽公民责任去投票，甚至组织政党去推动政策及建设社会。他喜欢以数据分析，指出大家的盲点。譬如收到文宣图，他会追踪原图及数据源，从而分析资料的准确性，叫朋友不要被图片上的文字影响，尝试用原图解读事件。“但不是每次都可缓和。”他苦笑道。

人生中一半时间在澳洲，一半时间在香港，他喜欢澳洲的自然环境，也钟情香港的多元文化，他关心这片土地发生的事，希望这里可以变得更好。

近年，他积极投身社会服务，推动金融科技及创科，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学会，倡导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在专上学院教授相关课程。“为什么留下来，因为在香港做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经有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没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敏敏在旁边不作声，后来她跟我说，他们谈政治议题有时会引起误会，朋友觉得他们有澳洲护照有退路，视他们为局外人，“我很喜欢香港，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回忆，我不会希望它不好。”

她虽然在澳洲出生，但小学及中学有近一半时间在香港读书。父母担心她中文不好，暑假便让她回来返学，读了半年，又送她过去读英文，在不断的入学退学中度过求学阶段。丈夫初期来到香港不知如何生活，她有心理准备随时跟他回去，后来他终于积极起来，回头再看，她感恩当年他义无反顾随她回来。“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其实很浪漫。”她笑道。

体会过移民生活的好与不好，经历过搬迁回流，敏敏形容自己面对去留确实比较少包袱，“有了这些经验，我要去其他地方，我不会害怕，会知道如何适应。”

Joe则将人的流动比喻成转工，每间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转工必然要面对新的文化。“我们要明白每个地方的文化，才会考虑是否转过去。”

朋友问他移民澳洲好不好，他会反问：“你觉得澳洲完美？那里交48%税，住贵食贵搭车贵，你不会出街食饭，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喜欢吗？”

那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有很多东西吃、天气好，听起来很好，但你不可以有双重国籍喔。”当把每一个地方的优点与缺点都列出来，原来世上并没有完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