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印度感受了最强雾霾，辣眼睛烧喉咙，和北京不是一个味儿（组图）

“你一定要全副武装，不然会得呼吸道疾病。”

今年的年假目的地，我选择了印度，但在得知我准备启程前往印度北部的时候，班加罗尔的朋友发来了这样的消息。

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班加罗尔人。空气污染对于印度来说是个全国性问题，但一般来说，北印度要比南部的情况糟糕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世界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印度北部占了14个。

我经历过北京空气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但位于南部的班加罗尔给我的感觉是空气质量还不如出发时的北京，现在又接到班加罗尔朋友接二连三对于北部空气的警告，让人感觉有些不妙。

也是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看到了“最强雾霾”袭击德里的新闻。在德里的朋友告诉我，当地的雾霾很严重，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商店也都关了门。街边站岗的警察和军人戴上了口罩。在德里，嗓子会很不舒服，甚至会“辣眼睛”。

不过无论如何，行程是定好的。

到达的那一天早上，德里的AQI到了两百多，虽然不算“最强雾霾“，但空气中的味道告诉我，这里的空气确实非常糟糕。

空气中能闻到很明显的烟味，像是中国北方农村烧秸秆产生的味道。和北京不一样的是，德里的空气中有强烈的烧焦味以及汽车尾气的味道。

当天德里预报有小雨，但湿润的空气反而加重了雾霾。打了车行驶在高架桥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像是被包裹在大雾之中。远远看去，这片白茫茫的雾气泛着土黄色，能见度恐怕不足百米。

在街上走了一会，眼睛开始干涩发痒，不得不眯起眼睛走路；但闭上眼睛依然有酸胀感。

在德里的街头，即使是最中心的印度门和康诺特广场附近，仍能见到大片的裸露土地。这些土地有些被钢板围起来，好像是在施工；更多的看起来像是人行道年久失修，或者绿化带没来得及种上草木，风一吹立刻扬起一大片尘埃。

德里的行道树上，积了厚厚的尘土。远远地看去，每一棵树都像自带“土黄色滤镜”。下午的时候，德里下起了雨，我匆忙躲在树下避雨。雨滴落在树叶上之后，裹上尘土变成了一个个“泥点子”落了下来。

阵雨过后，天很快放晴，雾霾天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这段时间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被压抑的肺终于能够得到暂时的解脱，虽然仍能闻到空气中的土味，但总算能够畅快呼吸了。

到了晚上，雾霾再袭，污染甚至比早上更加严重。站在过街天桥上，可以看到路灯发出的光被散射成了一道道光晕，远处的灯光也变成了光雾。空气中的烟味比白天更浓。路边有很多摆卖烤红薯的小贩，他们把红薯堆成一小堆，中间放上一小块炭，点燃之后发出刺鼻的烟味，和空气中的霾味结合在一块，我不得不怀疑，这些小摊小贩也算是为德里的雾霾做了份贡献。

但从表面上看，防范雾霾好像并没有受到普通人的足够重视。我在德里的地标——红堡外面，看到了一队前来参观的中学生，他们配有防霾口罩，但大多数人只是将口罩挂在脖子上，并没有戴上。

德里的街上，戴口罩的人非常少见。在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放眼望去，只有零星几个人戴着口罩，这几个人中可能还包括了外国游客。

不得不承认，防霾口罩对于印度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一笔小花销。在印度，一副防霾口罩的售价大约为100到400卢比（约合人民币10至40元）；与此相比，2018年，印度的人均年收入仅有1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2万元），这意味着，口罩的价格几乎等于一日的人均收入。

而这还是人均收入，当暴露在最危险环境中的群体——人力车夫在污染严重的马路边上为了10卢比和你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一天的收入，或许还买不了一副安全放心的口罩。

在印度，汽车尾气是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之一。为了遏制尾气污染，德里曾对公交系统进行过一次大型“油改气运动”。1998年，印度最高法院决定，2001年4月开始，德里所有的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出租车和嘟嘟车（印度街头常见的一种载客三轮车）都需改用天然气。

“油改气运动”在21世纪初期收获了不错的成效，根据印度环境污染防治局（EPCA）的报告，德里在21世纪初的一氧化碳和PM10水平均出现了显著下降，德里一度在国际上被称赞为防治空气污染的最佳案例之一。

但公交油改气运动的成效并没有持续很久。政府顾了这头，却忽视了另外一头——他们没想到，私家车，尤其是烧柴油的私家车的数量会在下一个十年猛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德里的机动车保有量翻了一番，并且随着天然气和柴油价格的差距持续缩小，烧天然气越来越没有经济优势。

不过，德里对于空气污染的防治已经算好的。出了德里，在印度北部的其他地区，情况更加糟糕。在斋浦尔，旧城马路上随时都能看到使用劣质柴油的卡车吐出滚滚黑烟；在阿格拉，仍然能看见有人在雾霾天中焚烧垃圾。

到达德里的当天，班加罗尔的朋友发了一篇登载在《今日印度》网站上的评论给我，文章讨论了为什么德里的治霾成效和北京相差甚远，作者这样说：“看样子，缺乏执行，才是为什么在中国能够收获成效的方法，却在印度不起作用。”

在“最强雾霾”当天，印度最精英的一群官僚——莫迪的内阁秘书，连同德里、旁遮普以及哈里亚纳的行政首长开了一场高层会议，决定以后由总理内阁秘书每天亲自监控这些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同时，德里决定在雾霾天实施单双号限行，以遏制尾气排放。

但纯粹的顶层设计和对城市交通的限制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雾霾的成因远比想象中更加接近底层。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德里又迎来了一次强雾霾，这次雾霾主要贡献者是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农民。为了赶上下一轮播种，农民们在田里燃烧收割后的稻茬。在这片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解决燃烧秸秆的问题，远比实施单双号限行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