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究竟怎样才能在硅谷立足？（组图）

对于在硅谷“上岸”并希望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压力与竞争并不是最令他们焦虑的，他们最大的恐惧是——“溺水”，即失业——在美国，没有绿卡之前，无论你是持有OPT实习签证，还是H1B工作签证，一旦失业，你必须在60天内找到工作，否则就将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2019年9月19日，Facebook硅谷总部园区，38岁的中国工程师陈勤跳楼身亡，警方认定为自杀。随后，Facebook的考评机制、企业文化以及华人在整个硅谷的生存状况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先后采访了多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试图在陈勤事件的背后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中国人，究竟怎样才能在硅谷立足？

到硅谷去

好穷好破——这是王硕对硅谷的第一印象。2016年，他从国内来硅谷读硕士，刚下飞机，看着车窗外，觉得这里跟西二旗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稀稀拉拉的大平房，绿化做得也不好，破落荒凉。”

但这并不影响王硕对这里的向往——这个被旧金山湾和太平洋山脉包围的长约25英里的狭长地带，一个世纪前还是一片果园，随着英特尔、苹果、谷歌、脸书、雅虎等互联网与科技巨头的入驻，这里变成了“圣地”，“作为学计算机的人，硅谷永远是一个类似圣地的存在，所以总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过来看一看。”王硕说。

来硅谷念书前，王硕在国内工作了两年，在互联网大厂和创业公司都待过，很累，每天都是晚上10点之后才离开公司，压力一层层传递下来，总有工作做不完的紧迫感。

他轻易地看到了自己未来5年、10年的发展路线，“在五、六家头部公司里，三年内跳一次槽，年薪涨到六七十万，职级类似阿里和百度的p6、或腾讯的3.1。时刻关注房市，一心攒钱，在北京的四环外买个小房子，组个家庭，生个孩子，每天晚上十点才回家，小孩出生的前半年都不会认识爸爸，而你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哐一下，到了35岁，开始遭遇年龄歧视，面临被淘汰，这些都是我在国内那两年看到周围同事所经历的状况，这样的路线对我来说太灰暗。”

他决定来硅谷，先用工作这两年攒的钱读个硕士，然后再去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大厂工作——对王硕来说，这种未来至少是一种可能性的尝试。“去硅谷，对于学CS（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的人来说总归是nothing to lose，大不了将来再回来。”

硅谷聚集着众多大大小小世界知名的互联网企业，这里也是众多CS专业学生的梦想之地。图 / 网络

去硅谷，这是CS的毕业生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在这盛传的一个调侃是，在硅谷，一个招牌掉下来砸10个人，里头三个Facebook、五个Google，其他两个是在startup（创业公司）。但除了“圣地”的光环，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硅谷，还有现实的考量。

据统计，硅谷目前的科技公司数量超过1500家，这意味着这里能提供给外来者的工作机会远超于美国其他城市。“说白了就是，你在硅谷找不到工作，你在美国其他地方也很难，因为这里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在硅谷，科技公司提供的起薪通常在12万美元左右，这几乎是非互联网、科技公司的两倍。除了工资还有股权、奖金和其它福利，这意味着你可以和人合租一个前有草坪后有游泳池的公寓，周末去滑雪，学开飞机，请年假去世界各地旅行打卡。

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男女双方若都在硅谷的互联网大厂工作，初始年薪合起来就能达到将近30万美元，三年之内就可以一起贷款买房，在美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些肉眼可见的优势也使得大量非CS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硕士阶段转学CS——毕竟，这被认为是当下最容易留在美国的专业。特别是对于从文科专业转向CS的学生，他们还可以获得更好的签证政策。

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学生签证将换成OPT实习签证，而OPT签证会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区别对待——

对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专业的学生，OPT签证有36个月的有效时间，这期间，每年4月，你都可以参加H1B签证的抽签。H1B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持有H1B签证者最多可以在美国工作6年，这也意味着你将获得排队等绿卡的机会，在美国，华人的绿卡排期通常也在6年左右。

而对于非STEM专业的人，例如文科商科，OPT签证只有12个月的有效期，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抽H1B，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留在美国的难度。

童瞻在美国读的专业是公共健康，毕业后，他选择回国在NGO工作过几年，收入低，越待越压抑，再加上女朋友还在美国，27岁那年，童瞻决定来美国念CS。在他看来，这是他能留在美国的最优选择，工作机会多，工资也高，签证还有优待。

这一次，和绝大多数学CS专业的中国学生一样，他的目标也是硅谷——从零基础变成合格的大厂码农，对于没办法投资移民、又想移民的人来说，这几乎是最容易留在美国的路径。

“上岸了”

在硅谷，人们找工作的首选大多是FLAG（Facebook，Linkedin，Apple，Google），找到工作通常被形容为“上岸”，而“刷题”则是确保你能够顺利上岸的一个重要路径。

硅谷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刷题的，因为计算机行业的迅猛发展，人都涌来了硅谷，为了能更高效率地筛选人，考算法题这种“应试”面试环节，逐渐被所有的互联网大公司纳入面试体系。

在硅谷的互联网公司，80%的面试内容都在考察算法，准备大公司面试也主要是刷算法题。通常，在简历过关后，会有40分钟左右的电话面试，了解背景后对方会问几个技术问题。电话面试一个星期之内会通知是否有现场面试，现场面试一般有5—7轮，都在45分钟左右，有的环节是上机的算法面试，有的环节是面试官描述问题背景，需要自己抽象出问题和数据结构，然后给出解法。

尽管都是算法面试，但各家的风格都不太一样，Facebook的题难度适中，主要是看在规定时间，尽可能不出错地考高分，Google的考题则可能会非常难，主要考验的是面试者解决问题的思路。在Google，面试官会直接让你在白板上写算法，边写边解释，考察算法能力的同时还考察沟通能力。

刷题网站的出现，甚至改变了很多码农就业的命运，进入FLAG不再遥远。

Leetcode是一个在线刷题网站，这里的题库从各大公司的真实面试中流出，被放在了网站上。最近几年，Leetcode的题库从最开始的一两百多道扩充到了上千道，如果想要更有效率地刷题，你需要支付160美元，这上千道题将被分为话题tag和公司tag，还附有这道题被面试问到的频率。

刷算法题是准备硅谷大厂面试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一步。

作为硕士转读CS的学生，童瞻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陆续刷了一年的题。这期间，他一度感觉自己的焦虑快到了嗓子眼，刷到不会做的题时，他就挠头，看答案也不懂的时候，继续挠头，最后还是不明白，整个人就瘫在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时常垮着脸，一度觉得自己很抑郁，每天睁开眼就赖着不想起床刷题，无意义地刷手机。

刷题的日子看上去没有尽头，存款也在哗哗地减少——房租800美元、学费一万六、再加上生活费，人民币破7的时候，童瞻曾经因为刷了一下汇率，连着两个晚上没睡着觉。最后，临近面试时，童瞻一咬牙花几百美元报了一门算法班的网课——这种学校相当于算法班里的新东方，课程持续两个月，每周两次课，晚上会有老师上线讲解例题，课后有配套的刷题作业。

一位正在刷题学习的中国学生。图 / 视觉中国

在硅谷，热衷擅长刷题和开培训班的，除了中国人，还有印度人。Youtube上的算法教学视频，很多博主都是印度人。模拟算法面试的软件，系统配对，释放两道算法题，一道是你面对方，一道对方面你，使用者也以中国人和印度人居多。在一个类似豆瓣的app上，印度人也会经常发布“教你怎么写代码/编程/面试”的同城活动。一位刷了半年题最终进入Google的中国女孩说，“市场要求你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大家都会努力去成为这样的人，才能卖个好价钱。”

在硅谷互联网大厂的外籍工作者中，华人和印度人的数量最多，他们也是刷题最大的受益者。从规则上来讲，刷题只是努力的问题——如果三个月刷题没刷到工作，那刷一年或许就可以拿到Google或Facebook的工作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在毕业前的两个月，童瞻拿到了大厂的offer。一年之前他曾投过该公司但失败了，但这次，他“上岸”了。

竞争

由于路径清晰可见，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有的在国内已经工作过几年，听朋友说这边赚得多，来这边水一个硕士，刷刷题就能进大厂，于是他们就来了”。童瞻现在的同级同事中，就有这样的人。但现实中，这种集训的、应试的学习模式，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尽管刷题能刷过面试，但一进公司面对竞争会立刻掉队，被PIP（“绩效改进计划”，也是大家公认的解雇前的通知），或者被解雇。

在硅谷的大厂工作，有着非常光鲜的一面。

方晓飞在Facebook工作了快三年，他喜欢这里。工作日早上9点半闹铃一响，他会起床赶去公司吃早餐，从家到公司，开车只要20分钟，这让他时常和国内对比，以前在腾讯实习的时候，单程通勤就要一个小时。

硅谷的科技公司一般都没有打卡制度，因为打卡被认为会降低员工的士气。公司还会匿名统计员工的满意度，包括工作中“喜欢的内容”和“擅长的内容”，各组会相互比较，不满意员工就会跳槽或自由换组。此外，公司每周都有讲座和技术沙龙，关于AI、智能医疗、无人车新浪潮等各种主题。还有21天的带薪年假，方晓飞每次都很开心的打开世界地图，搜索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把目的地的物价换算成美元，去哪里都觉得是一件小事。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满足，“我来硅谷，就是和世界上这些IT人才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一辈子，就是圆一个梦吧。”

硅谷某著名科技公司拥有令人羡慕的宽松开放的办公环境。图 / 网络

但宽松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同样宽松的结果。Facebook曾是硅谷最受雇员欢迎的公司，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整个硅谷压力最大的公司。

“比如说你写了多少行代码，你提交了多少次代码，这些全都是公开的信息，大家都可以查到。所以说你大概比较一下，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评分最低，看你差多少，有没有达到期望。”这也是方晓飞最大的压力来源，“你看别人在你旁边，唰唰地写了很多东西，心里面肯定会很紧张。”

方晓飞常看到有的同事下午四点多就下班回家了，但这些人会在晚上突然提交代码，因此，尽管没有打卡制度，但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员工出于主观意愿而加班。

“周三是公司规定的work from home日，很多人在家办公，对于想偷懒的人来说，理论上一周只上四天班都可以，但我还没见到过真正在家休息的人，身边人各自手头的项目每周都有稳定进展。”方晓飞的一位同事说，他甚至还听说过曾经有同事主动提出降级，虽然收入降低了，但是工作压力会减小，从而获得生活的空间。

此外，出色的沟通能力也是在硅谷大厂立足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是擅长隐忍的中国人所不擅长的。

方晓飞在入职Facebook的半年内就晋升了，但那次后，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升职，至于理由，部门领导表达得直截了当，“他就觉得我沟通不行。”当时，方晓飞同一时间要做很多项目，和很多人沟通协调，有一些没沟通好，迟了交接，影响了其它团队的进度。

方晓飞很沮丧，“你要想尽快升职，我的理解是，你不能有短板，各方面都要达到公司的晋升标准，还得持续半年一年的时间表现好，一旦出现些短板就不大好。”他决定弥补自己的弱项，申请换组，去了一个十分重视沟通的组。

现在，他会第一时间把觉得重要的消息通知给大家，当前项目什么进展，什么时候交接，可能存在的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也第一个站出来去沟通解决，“就想让大家能知道，这个人非常靠谱，只要有问题找他就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需要具备的素养。”

“上岸”后的童瞻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这种性格在国内的评价是，这孩子比较文静，好词儿，在美国就是太quiet，应该更open。不表达，别人就认为你没有需求。”

除了沟通，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一大难题是——同印度人的竞争。

“在硅谷，印度人和中国人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位在美国生活了12年，如今在Facebook工作的华人工程师说。在他看来，美国的移民种族中，中国人和印度人最像，都是属于不爱惹事儿、做技术工作，喜欢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喜欢买房子，喜欢攒钱。“也就是因为像，所以产生了竞争。”

在他的印象中，硅谷90%的技术移民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其中，印度人的数量要远超中国人，再加上英语是母语，且更擅长沟通，因此硅谷大厂中的身居要位的印度人数量也明显高于中国人。

觉得硅谷看起来和西二旗差不多的王硕在这里发展得还算顺利，他从到美国读书的第一天就开始刷题，CS硕士毕业后顺利地进入大厂工作，关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竞争，在他看来，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面试中，如果遇到印度的面试官，“即使中国人面试面得很好，也会给低分。”

据他了解，中国人因此吃了不少亏，但这种状况近年来正在改善，因为，“我们这一批90后在跟印度人的对抗当中正在变得强势。”

在硅谷，虽然身居要位的华人雇员少于印度裔雇员，但华人大多有硕士乃至博士学历，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印度裔。图 / 虎嗅

最大的恐惧

对于在硅谷“上岸”并希望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压力与竞争并不是最令他们焦虑的，他们最大的恐惧是——“溺水”，即失业——在美国，没有绿卡之前，无论你是持有OPT实习签证，还是H1B工作签证，一旦失业，你必须在60天内找到工作，否则就将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每年，美国政府会向外国人发放共8.5万个H1B工作签证，在2013年之前，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获得H1B签证只需申请，并不需要抽签。但由于申请人数越来越多，从2013年起，H1B签证改由抽签的方式发放。其中，有2万个名额面向拥有美国大学硕士及以上学位的高学历申请人，高学历者如果没能在2万个名额中被抽中，将被并入6.5万个普通名额，进行第二次抽签。

近年来，抽中H1B签证变得越来越难。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15到2018会计年度，H1B签证首次申请的拒签率从6%升至24%，且拒签趋势仍继续升高——在2019年H1B的抽签里，有超过19万人申请，其中有美国硕博学位的申请人抽签命中率约为51%，其他申请人的命中率为38%。也有人三次连续没有抽中H1B签证，最后选择回国。

而在H1B的抽签中，中国人的中签率远远低于印度人。有数据统计，2017年的8.5万个H1B签证，69%给了印度人，中国人所占的份额为12%。

当获得H1B签证越来越需要运气的加成时，对那些持有H1B签证、正在排队等待绿卡的中国人来说，一旦失业，就将意味着你此前所获得的运气与付出的努力，很有可能会全部作废。

H1B签证拒签率在逐年攀升。图 / 网络

很多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都感觉自己被签证束缚住了。同一家公司，美国同事觉得工作节奏太紧张，决定裸辞，然后去休息旅行一段时间。但中国人大多不敢，“我一旦失去雇主的话，我的H1B签证60天就失效了。就觉得自己还是被一条无形的锁链锁住了。”

有的人厌倦了在大厂做一颗螺丝钉，在小的创业公司看到了更喜欢的项目，但也不敢轻易跳槽，一旦创业公司创业失败，失业很可能会令他们直接“溺水”。还有的人在公司遭遇职场霸凌，气不过时也想过大不了吵一架离职，但没办法，请一天假，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上班。

也有人会安慰自己，失业并没那么恐怖，在被遣返前尚且还有好几条路径可以自救。

例如，选择重回学校去读个学位，从实习签证开始重新抽取H1B，或者去外包公司（ICC），等待翻身的机会。

外包公司通常被认为是留在美国最差的选择。这些外包公司通常是印度人开的，他们接大公司的项目，提供合同工的工作，可以确保你的H1B签证继续有效，但相应的，你的工资会被砍掉一半，压到6万甚至更低。很多人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但也必须在此期间接受明目张胆的压榨。

一位已经拿到了绿卡的硅谷华人工程师至今仍认为，等待绿卡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时候，不敢频繁回国，怕失业，不敢去创业公司，怕在工作中起冲突，也不敢给自己一段空档什么也不做。“尽管有了绿卡之后，这些事情也不一定就会去做，但有选择和没有选择始终是两种状态。”

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陈勤的遭遇。

他30岁左右来到美国，念CS硕士，毕业之后去了思科做软件开发，工作两年后离开思科去了外包公司Ryzlink——这极有可能是为了保证H1B签证继续有效的权宜之计。

2018年，陈勤离开了外包公司，进入Facebook，隶属于传说中工作压力最大的广告组。他在广告组的工作并不顺利，试图换组，且已经联系好了新的小组，但在换组的前一天，陈勤的上司在绩效考核中给了他最严重的差评，他也因此换组失败，这也意味着他很可能被开除。此时，他已经在美国生活8年，有了家庭和孩子，离职则意味着今年38岁的他很有可能将再次为了签证回到外包公司，甘愿受剥削，甚至被遣返。

据《华商报》报道，得知换组无望的陈勤与上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留下了一句“这不公平”后，他走出了上司的办公室，没过多久，他从Facebook的顶楼跳下，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陈勤去世后，硅谷的华人们献花悼念他。图 / 网络

选择

尽管每个人都曾面临着“溺水”的压力，但留在硅谷——仍是绝大多数人的答案。

硅谷庞大的华人数量使得他们很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少数族群。

王硕觉得自己来美国依然过的是纯中国式的生活，和中国人住在一起，除了在公司、学校，上班、上课的时候用英语之外，其它没什么差别。“中国人所需要的任何配套设施都很完善，使我们能够软着陆，并没有太多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像我这样对融入美国这事并没有很感兴趣的人，可以很顺畅地过着类似国内的生活。”王硕只吃中餐馆，但在硅谷，上海菜、粤菜、川菜、湘菜、火锅都有，“口味的话跟北京比，就打个八折吧，也够吃了”。买东西去中国超市，包括螺蛳粉在内的国内能买到的东西，这里也都有。

车会看红绿灯，会主动避让行人，无障碍设置也做得好，也没一群人关心你的工作和婚姻，童瞻喜欢这里的自由和尊重。尽管他有时候也会苦恼，这里没有发小，不能很好的照顾父母，如果有了小孩会遭遇更多问题。但他还是决定先不去想这些，“得先把绿卡搞定了，才有资本谈别的事”。

硅谷区域点缀着众多中餐厅和亚洲超市，方便华人生活。图 / 谷歌地图

为了能更好地待在硅谷，方晓飞还在努力地改善自己的“沟通问题”。每周公司都会有些小聚会，大家围在一起喝酒，站着聊天，他会逼着自己参加这些社交，把它当作工作的一部分，看到有同事聚在那儿，一定要走过去，参与对话，就像他当时上英语课给自己的要求。和童瞻一样，他最害怕同事们聊橄榄球比赛，因为，“真的没法聊”。

每次聚会，方晓飞从来没有在最后离开过，随时都想走，只是会逼着自己多待一会。“如果这是在国内，我可以站在这里吹一个小时，但是在这里，可能站十分钟，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还没有在美国组建家庭，方晓飞并不拒绝回国的选项，他觉得如果哪天国内的互联网大厂不用天天996，工资也不错，说不定自己就回去了——对于很多享受硅谷生活的年轻华人来说，这是必须具备的心态——留在硅谷很好，但回国也不是不可接受。

刘航就选择了回国。从硅谷的一个小创业公司离职后，她经历了一段疯狂刷题的时光。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每天头顶都悬浮着一种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感。她开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海边。都是山路，拐着弯往上，没有路灯，开到哪，地上的反光片会反光，眼前只有那一点点光亮，眼睛也就专注的盯着那一点亮。

到了海边，泪水早就干了。四周一点灯光都没有，海浪拍打着岩石，岩石立在黑暗里，因为太黑了，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到，也看不到大海，只能够听到海浪声，还有海的腥味。她觉得自己特别渺小，靠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重建生活的秩序感。

最终，她拿到了Google北京分公司的offer，周围有人劝她，股票太低了，回北京不划算，而且回国了之后，很难再回来，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回来。

刘航说，对拿绿卡这件事，她并不执着，只是觉得这像是个悖论，“你觉得那是通往自由，但你是牺牲了你在未来10年时间的自由，这么宝贵的时间里，牺牲掉去很多其他地方的机会，我更愿意过的生活是，我要到每个国家都看一看，都去生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