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演艺圈：父权幽灵下的“绞肉机”（组图）

11月24日下午，28岁的韩国女艺人具荷拉在家中离世。

一个多月前，她的好友、同行崔雪莉在家中自杀离世。同在少年时期出道、曾经同为女团成员，好朋友的突然离开，令近年来深陷情绪低谷的具荷拉更增添物伤其类的痛苦。两个女孩曾留下许多合影。照片里她们像双生花一样自由恣肆地拥抱和大笑，留下在这个人间的短暂青春和迷人光芒。

无物之阵

11月24日下午，28岁的韩国女艺人具荷拉在家中离世。

还有一个月，就是圣诞和新年。但家中那棵已经布置好摆放在门口的圣诞树，再也等不到这个女孩回家了。

警察进入具荷拉家中调查，其家中已摆好圣诞树图源视觉中国

作为艺人和女性的具荷拉，度过了煎熬、动荡的2018和2019年。

一个多月前，她的好友、同行崔雪莉在家中自杀离世。同在少年时期出道、曾经同为女团成员，好朋友的突然离开，令近年来深陷情绪低谷的具荷拉更增添物伤其类的痛苦。两个女孩曾留下许多合影。照片里她们像双生花一样自由恣肆地拥抱和大笑，留下在这个人间的短暂青春和迷人光芒。

半年前，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具荷拉被发现在住所轻生。被经纪人送往医院抢救回来后，本是病人的具荷拉却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道歉声明：真的很对不起，我会努力让心灵变得更坚强，让大家再次看到我健康的模样。这次真的很对不起。

一年前，具荷拉因涉嫌对男友施暴被警方调查，虽然后经调查证明是男友诬陷，但具荷拉的事业和声名却进入出道后最低谷。这段持续了两年的关系，给具荷拉带来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被暴力殴打，被以公开亲密视频为由进行威胁和恐吓。尽管韩国女性们高举「姐姐来了」的标语为她走上街头，反对亲密关系暴力和控诉拍摄、传播、观看视频的所有男性，鼓起勇气起诉对方的具荷拉还是不堪重负，倒在了巨大的精神泥沼中。

她不是没有努力过。

轻生事件发生后，停工了大半年的具荷拉收拾身心选择在日本复出，但在台上表演时出现抹胸裙下滑的意外，尽管并未走光，但许多韩国网友攻击她在为复出炒话题。与此同时，和前男友崔钟范的诉讼判决又给予了她新一重的巨大打击——法院仅判崔钟范一年半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已故台湾作家林奕含，曾在生前回答记者关于「整个书写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时说，「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在具荷拉和崔雪莉那里，恶人不仅没有得到和罪行相对等的惩罚，更令人绝望和愤怒的是，大多数的恶人并不以自己为恶：

「我没有让雪莉去死过，我也不关心她死没死。」

「精神力这么弱还能当艺人？毕竟要站在大众面前啊。」

「因为恶评就这么唧唧哼哼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做艺人了比较好。」

这是近日韩国某节目对曾在网络上恶意攻击过崔雪莉的部分网民的采访。恶评者的言行很难不让人想起鲁迅曾提出的概念——「无意识杀人团」。

「无意识杀人团」，秉承平庸的恶即不是恶。而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当被戕害、攻击和凌辱的人，试图寻求一个复仇和反抗的对象时，竟然为这恨和仇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复仇对象。

如同进入大雾弥漫的「无物之阵」。

最终，风刀霜剑后，她们被碾落成泥。在死后微茫的血色和潮汐般来去的关注中，生前作为偶像和女艺人被售卖、被观看、被物化、被消费、被侮辱、被损害和被评论的命运依然在重复和轮回。

——她们不是林奕含，不是崔雪莉，不是具荷拉，而还是人们口中「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人间水蜜桃」和「蚂蚁腰」。

崔雪莉离世后，在SM公司发布于互联网的官方公告里，她的勇敢、她的痛苦、她的「不合作」依旧不被看见，她「对个人自由、表现自由大胆地表露的新、新、新世代的标志；是一个欢快踢开散发酸臭老古董味道的伦理纲领的胜利玩家」，「她是拿出了旁人不能及的勇气去过了了不起的一生」、「向着自由用全身力量抵抗、用自己一生去实践」 （演员刘亚仁语）的生命历程，依旧被资本、大公司和整个主流社会结构选择性地遮蔽和忽视。

在官方公告里，她依然只是那只同时引发美和罪的「人间水蜜桃」，那个东亚父权制社会永远期许和致力于塑造的「拥有着明朗微笑的可爱少女」，「她的美丽、她温柔的心，将被我们永远铭记，珍藏于心底」。

是的，不论在林奕含、崔雪莉身后，还是具荷拉身后，被铭记和珍藏的还是那些陈旧不堪的形容词——明朗，可爱，少女，美丽，温柔……在以生命为代价的抵抗、实践、抗争和「复仇」面前，这些形容词如此刺眼和虚妄。

在崔雪莉离世两天后，在日本工作无法回到韩国的具荷拉曾在直播中痛哭着承诺，要带着雪莉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雪莉呀！欧尼在日本没法过去，对不起！只能向你这样道别，真对不起！在那个地方做你想做的，过得开心吧！欧尼会带着你那份努力活下去，会努力……」

然而，40天后，这个疲惫的破碎的在过去几年里备受摧折的女孩，熄灭了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的木炭，她带着未尽的对友人的承诺和她曾那么想要践行的「姐妹情谊」，离开了。她把雪莉的「那一份活下去」连着自己的，一并带走了。

《19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曾在这本引发巨大争议的书的最后写道，「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但选择离开的那些女儿，已经不可能了。

在广漠的「无物之阵」中，在平庸而又平均的普通人之恶里，韩国娱乐工业既像一台当代最完备、精致、高效、代表着最高生产力的造星机器，为韩国和东亚世界源源不断地制造和生产标准化的偶像产品，又如同一台从未停止过享用和吞噬年轻生命肉体的娱乐圈「绞肉机」，在过去几十年里残酷展演着这个东亚父权制最浓厚的社会里，传统保守的两性观念如何与资本财阀控制的娱乐工业一起联手，制造出那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的「厌女症」氛围。

而这个国家深以为豪的庞大造星机器和偶像制造流水线（纽约时报语），曾经获得多少荣光，创造多少欲望、声名、利益和权力，作为它另一面的那台吞噬年轻偶像生命的「绞肉机」相应地就有多么精致嗜血和酷烈——这台一体两面的巨大机器，一方面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幻觉蜃景和偶像产品，另一方面又最典型、剧烈地映射并且再生产着出东亚儒教文化圈延续千年但从未被动摇的文化规范和性别权利结构。

崔雪莉与具荷拉的合照

弥漫的「厌女症」

崔雪莉和具荷拉只是这台「绞肉机」的最新猎物。仅仅在过去15年，韩国娱乐圈就有多位女星因不堪重负选择自杀离世。

2005年2月22日,韩国女星李恩珠因抑郁症自杀身亡；2007年1月21日，歌手 U-Nee被发现在仁川的某公寓家中上吊自杀身亡;2007年2月10号凌晨，艺人郑多彬在首尔男友李某家的卫生间自杀身亡;2008年10月2日，女星崔真实在位于首尔瑞草区的家中被发现自杀身亡;2009年女星张紫妍因为不堪忍受经纪公司安排的工作而自杀；2011年10月10日，女星韩彩媛不堪精神压力于8月25日上午在首尔家中上吊自杀……

近来韩国娱乐圈为何高频发生女性艺人自杀事件，多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横向比较韩国所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序列和东亚三国的娱乐工业，似乎找不到和韩国娱乐圈生态相似的个案。

或许可以从《1982年生的金智英》面世后在韩国所面临的遭际，寻找到年轻偶像接二连三陨落后的结构性秘密。

女星郑有美在网络宣布自己将出演《19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版后，收到了上千条辱骂和诅咒，网友指责她「挑起社会仇恨，引起厌男风潮」，还有人诅咒「这将是郑有美的最后一部剧」。电影还未上映，已有近万人对该电影点了讨厌，还有网友向青瓦台请愿，试图阻止电影的拍摄。

图源《1982年生的金智英》

仅仅因为出演一部事实上价值观并不激烈的剧情电影，就被贴上「煽动社会仇恨、引起厌男风潮」的标签，可见韩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厌女症」已经坚固到何种境地。

2016年该书出版后，Red Velvet队长Irene和少女时代成员秀英等人都曾在网络或者线下活动中表示读过这本书。随后Irene被网友攻击，部分男性粉丝剪毁或烧毁Irene照片，秀英则被大量网友攻击为「女权主义者」。Apink成员娜恩只是因为使用了写有「GIRLS CAN DO ANYTHING」文字的手机壳而引发争议，遭受大量攻击和指责。而在网络上支持郑有美出演该小说改编电影的演员刘亚仁则被攻击为「没当过兵的娘炮！」

对女性的蔑视和矮化、对性别平权意识洪水猛兽般的抵制和恐惧，令厌女的氛围，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地弥漫在韩国社会中。

2018年5月，韩国一成人网站曝出大量女性裸照，其中一位受害者是韩国著名主播梁艺媛。5月16日，梁艺媛通过25分钟的视频讲述当时自己因为不得已和恐惧心理，被动摆出羞耻的姿势。在网站看到自己视频后，她曾经想过自杀，但最终还是决定站出来，因为自己是受害者。

事件很快在韩国引发公众关注，有网友向发起青瓦台请愿，希望政府能够直面非法拍摄的问题。新闻发生后，为了让更多人支持和声援非法拍摄的受害者，韩国艺人裴秀智在网络上传了同意调查「XX工作室非法裸体拍摄」的青瓦台请愿网页截图。

参与请愿后，由于青瓦台请愿文中的摄影工作室信息不准确，波及到另外一间摄影工作室，很多网友抓住这个错误攻击秀智，还有网友以「请求处秀智死刑」为题向青瓦台请愿，且有274人同意。更不用说「李胜利案」中那些被当做交换物和社交资源一样被宰割和流通的女性肉身，和具荷拉过去两年里被前男友用公布亲密视频为由所实施的情感勒索和身心暴力。

在现实之外的影视作品里，我们也能轻易捕捉到东亚社会那种四处弥散的「厌女症」氛围。在《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1982年生的金智英》《问题餐厅》《天空之城》《春夜》《坡道上的家》《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嘉年华》里，所有的女性故事线，像拼图一样组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均的看似「自然」却一直在被父权制社会和厌女症社会左右和塑形的东亚女性的一生：

「刚蒸好的一锅米饭，以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先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越是喜欢的女生就越会欺负她」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

「只要有新人来，年纪最小的女性就会主动跳出来做一些琐碎的杂事，明明就没人拜托她们做这些事。但是男性新员工就不会这样……到底为什么女生要主动做这些事？」

2019年4月，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因在东大入学式上的祝辞，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回响。上野千鹤子是亚洲女性主义研究最富盛名也是最具理论生产力的学者，而她学术生涯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巨大的著作正是——《厌女症：日本社会的女性厌恶》。

上野千鹤子将misogyny译为厌女症，或女性蔑视。所谓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而「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社会」。

在父权社会里，男性位于二元性别秩序的核心位置，上野认为，在这个来自传统儒家的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下，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如同重力和空气般令人难以觉察的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而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例如，在那些在网络上疯狂攻击穿衣自由的雪莉，并以「荡妇羞辱」来对待她们的网友中，有不少正是女性。

「厌女症」的社会崇尚顺从、乖巧、可控的女性类别，推举「圣女」式的女性，打压所谓的「魔女」和「恶女」。这种分而治之，正体现了作为主体地位的男性，对脱离控制的女性的恐惧和不适。

而正是要在这样的性别潜意识框架中，我们才会明白试图走出偶像束缚去做自己的崔雪莉、实践穿衣自由的崔雪莉、试图成为自己欲望和身体主体的崔雪莉，为何在过去几年里，极大挑战并冒犯了韩国社会男性的安全感和主体感，也因此招致了无可记数的攻击、恶评和谩骂。

上野千鹤子写道，男性惯于做欲望的发起和控制者，他们是欲望的主体。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用语，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许可！』」

而正是这种充分地自主和自决，让崔雪莉成为铁幕一般笼罩着的韩国厌女症社会中，那个最勇敢、叛逆和生动的不合作者，而不再是女团和东亚文化里那个乖乖听话的客体。

雪莉身后，网友@王丽兮写道，「大家对女性太苛刻了，女艺人一定要漂亮美丽年轻，这还不够，还要服从，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在东亚，你必须服从于男权。只是和年长rapper谈恋爱、不穿bra、发发ins，然后大家就接受不了了，各种恶评，各种羞辱，各种曲解，向她袭来，我不敢想象她该有多么勇敢，面对各种男权、父权教徒的刺耳辱骂……而她只是想要掌控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偶像人生……」

四十年前，名利场新来的女星麦当娜试图夺回权利，成为发出欲望表达欲望的主体，而不再是被观看被凝视的欲望客体。她成功了，她冒犯一切，成为革命之路上的传奇和全世界的偶像。而四十年后，在东亚现代社会的网络上，依旧有女星因为不穿内衣、着低胸吊带、表演时不慎走光，而被网友们如中世纪的女巫一样用污秽语言和毒箭般的恶评「猎杀」。

崔雪莉

父权的吞噬

「厌女症」只是病征。

病征的根源则是延续千年，且从未被革命、战争或者被国家意识形态强力中断过的韩国父权制社会运行逻辑。

或许很少有人会相信，仅仅在十年前，韩国女性在离婚后的6个月内不能再婚，而男性再婚的时间不受法律限制。结婚之后，妻子和孩子都像附属物一样记入丈夫的「户籍」，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签名，比如家庭交费、银行取款、小孩申请入学等，都必须有丈夫的签名才能生效。十年前，离婚时的母亲不能抚养子女，子女在父母离婚后必须跟父亲一起生活，子女也不可以跟从母亲姓氏。在遗产继承中，女性无法拥有和其他男性成员一样平等父母财产的权利等。甚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丈夫是韩国人，妻子和子女就能够获得韩国国籍，而如果妻子是韩国人，即使丈夫和子女生活在韩国，也只能持有外国国籍。

而以上这所有违反基本人权和《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公约》的制度，直至2008年1月1日才被韩国政府以内容包含违反个人尊严、违反男女平等精神等规定正式废除。

被废除的「户主制度」，代表了韩国父权制的精神内核，它严格贯彻了儒家男尊女卑的仪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当代韩国儒教社会形态中的家庭关系，使妇女成为男性的从属，使父权制成为社会运作的坚定基石。

因此当我们试图探索韩国娱乐工业和韩国社会性别观念，为何会在「精致」和「残酷」、「保守」和「现代」的两极同时坐落，形成东亚乃至全世界罕有的韩国偶像制造「流水线和绞肉机」，那么或许历史会给我们一部分充满意味的答案。

从律法层面被废除已有十年的户主制，规定了韩国家庭传统和性别文化。它主要来源于李氏王朝遗留的父权和宗族制度和日本统治时期的家长制。而这两者又都来自儒家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儒家的父权家长制度。由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让男尊女卑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代。譬如，与大部分国家将政治人物印刷在货币上不同，韩币上所印的头像都是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和栗谷大师。

尽管从1970年代开始，韩国女性开始觉醒为自我争取权益，但延续千年的户主制在韩国依旧如铁幕一般牢固，直至2008年才正式废除。但制度的终止，并没有让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和韩国的民主、政治、经济一起变革和腾飞。被松动但从未从根本上被触及的父权制，依旧是这个国家最强硬的历史文化逻辑和性别观念底色。

由于父权制在韩国的强大生命力，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女性依旧被期待在婚育后回到家庭照顾子女。这是传统家庭观念、资本主义职场逻辑、国家意识形态三方共谋下的「回家的呼唤」。在这里，曾经告别了封建户主制的父权，又和资本主义并肩站到了一起。

十年前，被终止的只是法律条文之上的父权制，十年里，父权制的幽灵乘着新的社会形态，从未离开。

在《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中，学者戴锦华认为，我们不需要去不断地发现父权和男权，因为「这天是父权的天，这地是父权的地」，它早已无所不在，不要只是说，「啊！父权在压迫我们」，重要的是要去「发现它们的变奏，这次父权用什么样的面目、什么样的路径出现了……同时保持一种真正的批判和穿透的能力」。

正如诸多学者曾表达过的，「当代父权的最高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

而正是在韩国，在最能够体现权力关系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韩国娱乐圈，父权制藉由这一领域，再度开足马力，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和绞杀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生命。同时也让韩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呈现封建与现代奇异杂糅的诡异社会景观，使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女性权益最不受重视，同时又是父权制氛围最为浓重的国度。

在父权制的庇荫和资本主义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里，韩国在有限的国土资源之上，建造起一个精致又酷烈的娱乐工业王国。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流行音乐市场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韩国流行音乐被《时代》杂志评为「韩国最伟大的出口产品」，《经济学人》则将韩国流行文化称为「亚洲最重要的潮流引领者」（引用自论文《「韩流」是否加重了韩国的性别不平等》）。

韩国的娱乐公司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支持下，从全球招募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这是偶像制造流水线所需的新鲜原料。从市场经济理性出发，艺人越是低龄出道，越有可能为公司创造尽可能多的经济利润。同时这也是为了应对韩国兵役制带来的偶像生涯中断。因为将出道年龄尽量提前，才能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为资本牟利。

此外，当男偶像和男子团体去服兵役时，为了填补市场空白，经纪公司发现「女生组合和艺人就成了救命药」（引自论文《偶像工厂SM公司造星策略分析》）。同时，为了能够占领不同目标受众市场，提高艺人成名的几率，确保公司投资不会全线覆灭，韩国经纪公司历来痴迷制造团体偶像。

就这样，韩国人在逼仄的地理环境里，为了商品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发明出一种基于偶像、欲望、崇拜的制造业。而传统的尊卑、性别秩序和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结合，诞生了具有浓厚父权制风格的韩国娱乐圈职场文化。

在来自韩国大学的论文《「韩流」是否加重了韩国的性别不平等》，作者通过近5000份问卷调查发现，韩国娱乐工业产品中展现出的性别歧视，与「韩国『经久不衰』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文化有关。论文认为，「韩国媒体中性别歧视的描述和韩国娱乐工业中对女性的性物化，强化了韩国经久不衰的男权文化，阻碍了性别平等的进程。论文指出，尽管韩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基础设施和教育的现代化，但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却远远落后。

数据和排名也佐证了外界对韩国娱乐工业和韩国社会的观察。

在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R 2015)中，「韩国在145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15位，与南亚或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并列，而这些国家因对女性的高度歧视而闻名，其排名也远低于男权至上的日本」。

此外，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也是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大的。《经济学人》有一项「玻璃天花板指数」(Glass-ceilingindex)中，自该指数建立以来，韩国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最低。

2013年，韩国导演崔承浩根据「张紫妍事件」改编了电影《玩物》。电影结尾的调查数据显示，有45.3%的韩国女艺人中曾被要求陪酒，62.8%曾被要求进行性接待。

在被视为「玩物」的背后，是韩国演艺圈从业者普遍性的精神危机。韩国演员朴真熙曾于2009年发表硕士论文——《关于演员压力、忧郁和自杀想法的研究》。论文指出38.9%的演员深受抑郁症困扰，40%想过自杀。朴真熙在论文认为恶意留言、收入不稳定、对未来的不安，是造成抑郁和自杀的主要原因。

2008年10月，在朴真熙论文正在写作时，韩国当时最著名的女星崔真实，不堪社会舆论自杀。从1968年出生的崔真实，到1994年出生的崔雪莉和1991年出生具荷拉，世界并没有变得好一些。

崔真实的墓地图源视觉中国

在崔真实离世后，韩国媒体人朴铢钠曾评论道，「韩国社会不喜欢坚强的妇女，并认为单身母亲有人格障碍，这就如同霍桑笔下的《红字》一样。」

韩国娱乐圈的「红字」和霍桑笔下的不同。在这里，只要生为女性，额头就会被父权社会的厌女氛围打上醒目的「红字」。即使是像崔真实这样在当时被誉为国民女星的艺人，其性别依然决定了她的命运——和许多同类一样，受到高度发达娱乐工业绞肉机和最浓厚父权社会的双重压迫和熬煮。

在与棒球运动员赵成敏结婚后,尽管后者的名气和收入都远逊于她,崔真实依然做了全职家主妇。丈夫对她进行家庭暴力，并结束了两人的婚姻。离婚后，本是受害者的崔真实却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在正统儒教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韩国人都视离婚为悲剧 ,单身母亲普遍不受社会的欢迎。已有两个孩子的崔真实离婚后 ,信奉儒家理念的电影及电视制作商都忌讳给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因为单身母亲的身份，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前夫赵成敏在离异后很快再婚（引用自《崔真实自杀与儒教的双刃剑》，王晓华）。

崔真实自杀离世后，有韩国学者认为「崔真实的死再次暴露了韩国儒教 的重要欠缺 :它仍未完成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转型 ,不但仍在造就『压 抑女性的桎梏 』,而且其『流弊延缓了(韩国 )现代化的进程』。」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在《厌女症》后记中，上野千鹤子说，从来没想过要写「这么一本不愉快的书」。那么「一本著者写得不愉快、读者读着不愉快的书」，为什么还要写出来？

「因为，无论怎么不愉快，我们不能闭目不见的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而且还因为，我们同时也懂得，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知道了那个现实，就有改变它的可能性。」

刚刚离开一天的具荷拉也想过「改变的可能性」，她曾想把好朋友崔雪莉的「那一份」也好好活下去。离开已经两年半的林奕含，曾经也想过「改变的可能性」

同样是在书的结尾，林奕含通过「伊纹」的口对「怡婷」说：……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你可以过一个资产阶级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你要替思琪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思琪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你懂吗？你要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面对这一道道颜色深浅不一的「血色擦痕」，凡对她者的痛苦有同理心、想象力和共振力的人类，都应该要牢牢记住「她们」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们」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要紧紧拥抱着「她们」的痛苦，然后，替「她们」活下去。同时要记住，「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面对前现代结构中幽灵般不散的父权压迫和超级资本、娱乐工业中那些最丑恶、最直接的践踏、蹂躏、剥夺，不要忘记，不要宽恕，「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

具荷拉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