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泛亚400多亿投资骗局：22万人血本无归 有大户投资6千多万（图）

当李露站在泛亚交易所中环顾四周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投的钱再也回不来了。

大多数泛亚投资者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分水岭——在某一时刻，他们的生活戛然而止，旧有的人生轨迹和未来的理想蓝图不复存在，如同走到了断崖边，前方再无路可寻；同时，身后一道闸门迅速而沉重地落下，砸出一声巨响，那是对过往生活的道别。

2015年7月6日是李露的分水岭，那天她怀着一丝希望，走进了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泛亚交易所，她的目的是取回自己存于泛亚账户中的140万元。

混乱的交易所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有人瘫倒在地，有人背着孩子哭喊，有人推搡着泛亚员工，有人在云南省金融办的工作人员面前跪下，也有人直直地站着，眼神空洞，一言不发。李露的希望就在这嘈杂中熄灭了，甚至少有人注意到她，人们有各自的悲哀与不幸，谁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最凄惨的那一个。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灾难。泛亚的全称是“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号称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也是国内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现货交易所。2011年成立后四年间迅速扩张，至少22万投资者被吸引参与，涉及资金达400多亿人民币。但最终显示，这不过是一个局，投资者们绝大多数都将血本无归。

不经意间进入

李露是山西太原人，泛亚董事长单九良也是山西太原人。或许是出于对老乡的信任，尽管山西距离云南数千公里，但这里有很大一个泛亚投资者群体。

在泛亚危机爆发之前，李露过着一种西式的生活。53岁的她，身材与皮肤均保养得当，在太原经营着一家收入颇丰的服装店，和丈夫之间财务独立。她对奢侈品感兴趣，收集了许多名牌包和手表，用她自己的话——“喜欢精致的东西”。

李露每年都要出国旅游，但面对移民国外的朋友，她总会忍不住开玩笑道：“你们不爱国，美国护照有什么好？”戏谑之中也有认真的成分。她深信，在中国，通过个人的努力也能积累下财富，并享受不亚于美国的优渥生活。

相较之下，另一位投资者谭燕的积累之路，则是典型工薪阶层的缩影。1989年儿子出生时，夫妻二人只有500元积蓄，“正好生孩子住院押金就要交五百块钱。如果要交六百块钱我就不够了。”

谭燕今年50岁，是太原一家国有煤炭企业的办公室职员，属于大众眼中“稳定”的工作，每月薪酬两三千元。谭燕的丈夫早年与人合伙做长途运输，收入有一单没一单。

领着小老百姓能凑合度日的薪资，谭燕保守而现实，没有奢侈的追求，做着最普通的梦——攒下一笔钱，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谭燕逛街从不进品牌店，她身上的衣服都是商家断码的特价货。二十年来，夫妻二人一共省下40万，再加上卖掉旧房子所得的60万。

100万，足够给儿子买一套新房子了，“完成我做母亲的任务。”谭燕想。

与外界的偏见不同，泛亚投资人在过往的理财经历中，大都极为谨慎。虽然也存在刷信用卡投资泛亚赚取利差的个例，但吸引大量投资人的不只是13.68%的年化收益率，而是泛亚对资金随进随出的承诺，以及地方政府背书所带来的安全性保证。正如泛亚宣传网页上所说的那样——“适合人群：风险偏好低，用于资产管理的时间有限，希望获得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谭燕的理财之路更可谓步步谨慎，如履薄冰。这个天性胆小的女人冒过的最大一次险，是在2007年拿5万块钱冲进了炒基金的大军里，没过几天，看见走势图下行，她又急急忙忙地将钱撤了出来，赔了一万多。“当时就发誓，以后凡是冒险的活儿我都不干了。”

从此以后，家里的钱谭燕只在银行存定期。直到2013年5月，她经朋友介绍接触到了泛亚。泛亚在太原的授权服务机构业务员热心地邀请她去听几堂课。“几千人，会场满满的。感觉什么手续都有，政府那么大的印章，觉得挺正规的。这个盘子这么大，它怎么能是一个陷阱呢？”

一开始，胆小的谭燕只往里放了两万元，在确定了资金可以随进随出后，看着利息一天天地进账，她遂将到期的银行存款逐一转入泛亚账户中。每月3000元工资一到手，她便先转2500，自己只留500元用作一个月的花销。“多放一天就多一天的利息，就是这样的心态”。

2015年2月，谭燕将卖房所得的60万元也存进了泛亚账户中。

李露则是在银行里接触到泛亚的。泛亚的推广渠道铺设甚广，与诸多银行均签署了《联合市场推广协议》。许多投资者都曾反映，有泛亚人员入驻银行营业大厅，发放宣传材料，办理开户手续。

李露也自认为在理财方面是个胆小的人。“有人给我推荐（年化收益率）18%的，那种小额贷款公司的，我不敢做。”

但泛亚的业务员说服了她，“他让我看红头文件，我就相信了他们说的政府监管。”李露先投了70万元到泛亚账户里。

许久以后，当上述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讨回自己的财富时，他们也曾回首思考究竟是什么牵着自己走进了这个困局，他们在自己制作的申诉材料中总结道：政府红头文件支持+官方媒体宣传+行业部门领导出面赞扬+国有银行代为推销。

崩溃来临

2015年春节后，一丝不安全感始终萦绕着施巩。36岁的施巩，受过良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清晰。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太原打工。“三天吃一袋方便面、两个馒头的日子我有过，露宿街头的日子我也有过，有时晚上不知道去哪儿落脚，因为我不是太原人。”最终，他靠房地产生意起家，积累了令人羡慕的身家。

多年来，施巩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春节之后，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资产配置。“我在泛亚的资产比例过高，我对它不了解。”他坦承。

他的泛亚账户中有550万。“为什么我这个阶层的人会进入泛亚？因为2012年以来，干什么都不好，风险多，赔钱。所以我们就想找一个不投资、稳妥的渠道去保护胜利果实。一开始我们是做银行理财，但利率非常低，生活成本又这么高。”

2014年6月，施巩经朋友介绍，得知了泛亚。13.68%的年化收益率，在施巩看来并不离谱。“社会上一半的融资诈骗，多数是以利诱惑——给你20%、30%、40%，泛亚不是——它给了一个理财产品的高限，这对于我们经商投资的人而言，不高。”他随即又强调了一遍：“很不高。”

尽管如此，谨慎的他还是请教了银行的朋友，朋友告诉他，13.68%几乎是理财的高限，“略微糙了一点，你多操点心。”朋友说。

“那意思就是，一旦有负面的报道，赶快撤。”施巩说。

然而，施巩并没能及时看到泛亚的负面信息。2014年11月19日，云南证监局曾在其官网的一篇动态发布当中表示，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风险巨大，但这一消息在当天下午即从证监局官网上消失。在施巩事后看来，这显然是泛亚的一次灭火行动。“它充分了解媒体的重要性”，施巩将之形容为一种“残忍的精明”。

即便意识到了自己在泛亚的资产比例过高，施巩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撤离。他曾向身边其他投资泛亚的朋友提出自己的疑虑，“他们通过泛亚的高管打听，对我说，你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比存到银行还保险呢。”

3个月后，当施巩再想撤出资金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走不了了。“完啦！”他心想。

2015年4月，泛亚出现兑付危机，投资者们的钱已无法取出，但彼时正因腰椎间盘突出而住院的李露对此并不知晓。及至2015年5月，当兑付危机进一步发酵，泛亚居然还以“交易所成立4周年，回馈新老客户”为噱头，将投资年化收益率提至14.23%，以期吸引更多人进入，延缓危机的全面爆发。

直到此时，李露对发生的一切仍毫不知情，机构的业务员非但未将实情告知她，反而以本月利息更高为饵，再次诱使李露向泛亚账户转入了70万元。

5月底，李露终于知道泛亚的情况，她疯狂地联系机构业务员，“天天逼他”，她的律师丈夫此时也出面“威胁”当地机构经理。

“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出了一些钱，开始每次3万、5万的，后来越来越少，变成了一千、五百，有的时候出一百，最低的一次出了86元。”如同一个被越拧越紧的水龙头，每一滴流出的水都是奢侈的。

进入7月份，这个吝啬的水龙头终于被彻底拧死，李露再也拿不到一分钱了。140万，并不至于让原本生活优渥的她跌入谷底，“是的，我还有些积蓄，是的，我没有把钱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她仍像个失去了一切的穷人，痛苦极了，“我这个钱挣得和别人不一样，太辛苦太辛苦了。”腰椎每一次撕心裂肺地痛都在提醒她，这些钱的意义。

心态上的挫败则更为彻底，“我现在都不敢想，我过去居然会花一两万去买一个包，想都不敢想。再也不敢理财了，人民币就是贬值我也认了。”

她变得多疑而敏感，“我胆小到什么程度，银行（年化收益率）4.5%的理财我都不敢做。”一接到电话销售，对方刚说一句“您好”，她便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骗子！骗子！”

谭燕则在2015年6月，发现无法从泛亚账户里取出钱了，但她不敢告诉丈夫。一直到8月10日，丈夫为儿子选中了一套房子，打算出手买下，谭燕终于瞒不住了，将实情全盘托出。“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全部，真是身家性命全放进去了。”

她的丈夫性格内向，一直沉默。“他没吭气，他确实看上那个房子了。”

2015年8月19日早晨，和平时一样，手机闹钟响了。谭燕醒来，发现丈夫的脸发黑，已经没有了气息。

“急性心肌梗死，他从来没有这个病史。”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被气死的。

这个胆小的女人全面崩溃了，她一生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用尽全部力气，以期让脆弱的家庭方舟避开航路上每个暗礁。现在，竟因为自己的过失，这艘船彻底倾覆了—儿子的房子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

煤炭行业近年来不景气，她和儿子所供职的国企陷入了无法开支的境地。而家中所有的积蓄都在泛亚的账户里。丈夫的丧葬费，还得依靠朋友借钱筹措。

到了2015年12月，谭燕已经流不出眼泪了，人们只能从她拧成一团的表情判断，这个女人在哭。最初的痛苦和悲伤已经被刻骨铭心的仇恨所取代，“我一定要要回这个钱，要不回来我就去抢，就算杀人我也要抢回来。”

她歇斯底里地咒骂，骂泛亚、骂银行、骂体制。“对不起死者，对不起活人。”这是她在骂自己。

“一夜回到民国前，”施巩形容自己的处境，“比解放前还痛。”他欠下了一大笔外债，现在，他必须一边运作自己的企业，一边去给别的雇主打工。“我需要去为别人打工来支撑自己的小企业，一旦我的企业垮了，我的员工就只能另谋他路。”

令他感到诧异的是，即便危机到了如此地步，一些泛亚机构仍在吸金。

2015年5月的某一天，施巩前往太原当地的机构讨要资金。当他看到仍有不知情的人准备开户存钱，便主动将实情告知。一位客户经理见状将他拉到一旁，“施总啊，你最好能介绍新客户进来，你要是不能介绍客户吧，就不要管别人把钱存进来，他们的钱不进来，你们的钱怎么出得去呢？”

施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屡战屡败的维权

叶强发现自己没钱了，对他而言，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已经4个月没有给员工发放工资了，公司的暖气费也在拖欠着，更令他深受刺激的是，自己居然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半年前，即便用最严苛的标准衡量，叶强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有钱人。他的公司是山西的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家大业大。

半年后，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剃了多少次光头，不如此，则无法掩饰失控生长的白发，他今年只有32岁。这半年以来，他很少能在凌晨两点前入睡，“无论多累，都睡不着”。

叶强的身份非常尴尬，一方面，他是受害极深的投资人，他的整个家族在泛亚投入了6000多万，其中有他自己的1000多万，其余的是父辈叔伯们一辈子的心血；而另一方面，他同时是一名泛亚授权合作机构的法人，这意味着，有许多投资人通过他的机构，将钱交给了泛亚。这些人是他的客户，而他们此刻血本无归。这笔账，难免会被算在叶强头上。

经营小额贷款多年的叶强，从未觉得泛亚的年化收益率是个问题。“13%、14%左右的利息，按民间说法，才一分多一点，是一个合理的范围。现在民间放贷二分、三分再正常不过了。”

直到2014年之前，叶强的小贷业务都较为顺利。因此他并没有将太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泛亚之中。进入2014年之后，受经济下行影响，全国范围内小贷公司业务规模明显下滑，亏损的情况大量出现。

“小贷说白了，就是换钱给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要是不好了，小贷就不好做了。在山西，就是煤矿的原因。”叶强说。

面对严酷的行业形势，叶强萌生了退意，于是他陆续将小贷业务中的资金撤出，转入泛亚之中。“我们是坚信这个东西没有问题，才会把身家性命放在里面。”

即便发生了兑付危机之后，叶强仍觉得这不是一个难题。“作为金融行业而言，挤兑是难免的，偶尔发生一次是正常的。因为当时中国股市比较火爆，钱肯定是往钱多的地方跑。”

当兑付危机持续到6月份时，叶强开始感到焦虑，考虑到客户将面临“能进去，出不来”的情况，他的机构决定停止新开账户。然而，一些投资者在被婉拒之后，仍坚持前往另外一家机构开户。

当危机持续了半年之后，叶强和全国各地的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压力。从6月开始，便有知情的客户开始向他讨要资金，“每天都有，一直持续到现在，不间断。”他开始受到威胁，“如果不解决，我不活，你也不用活”，一位客户对他说。

“我内疚得不行，我理解客户所有的行为。”叶强说。

迫于压力，叶强只得举债接盘，“我举债大概700多万去帮客户。我的钱进，他的钱出。挨个解决，到后面就解决不动了，因为我的资金也全在（泛亚）里面，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

许多机构法人都有过类似的接盘经历，甚至有人被愤怒的客户限制人身自由或遭到殴打。

无奈之下，叶强和全国数十家机构的法人于2015年9月前往昆明泛亚交易所，“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走了”。

“说是开会，其实相当于跟大家通报一下”，在会上，泛亚向众机构负责人提出了“债转股”方案，“当时得到的回复非常惊人，交易所就摊牌了——就说‘我们没有办法了’。”

泛亚希望合作机构能够安抚投资人，使其接受“债转股”方案，但是参会的机构负责人们普遍不愿意。“当时机构（负责人）都懵了，当场就有掀桌子的。我也懵了，怎么可以往股票这个方向去，那个风险，作为普通投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抵抗的。这完全背离了泛亚原来承诺的‘无风险’。”

这次会议让叶强断送了希望，他当即从昆明乘机飞往北京，加入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于2015年9月21日在证监会门外发起维权活动，要求清算泛亚。正是这一次维权活动，使得泛亚危机在媒体上得到了大规模曝光。

其实自2015年7月以来，全国各地便陆续发生了多起不同规模的泛亚投资者维权活动。

李露7月从昆明回来之后，便立刻投入了维权之中。通过在昆明与各地投资人建立的联系，她发起了全国联名报案，在此后的历次全国协同行动中，她一直负责与各地代表的联络。

操办完丈夫的葬礼，谭燕每天来到太原的泛亚授权合作机构里痛哭，逐渐认识了一些本地的投资人。众人决定将当地的受害者联合起来，进行维权。他们逼迫着机构交出客户名单，然后开始逐一联系。

“分给我200人名单，我就在家里不停地打电话。”最终，200人中有80人被谭燕说动，决定加入维权行列。

维权者们称彼此为“难友”，他们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阶层，从资产过千万的公司老总，到每月领着微薄退休金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在各自固有的生活轨迹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有任何交集。如今，他们聚集在一起，只因同一把镰刀齐刷刷地收割了他们的财富。他们曾经富有也好，向来贫穷也罢，如今都不重要。就像原本长短不一的韭菜，刀锋所过之处，只留下一截短短的根茎，昨日的葱郁已与今日无关。

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围堵宋鸿兵一事，其实并未经过缜密的预谋与布置。

宋鸿兵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世界金融历史。著有《货币战争》系列丛书，长期高居中国财经图书畅销榜榜首。宋鸿兵曾经在泛亚的宣传中为其站过台。

2015年12月12日，宋鸿兵受邀前往太原万达广场发表演讲。

这一天，58岁的泛亚投资者谢涛早早来到了会场。进场之后，她环顾会场，发现观众并不多，还余下许多空座，于是她在投资者的群里传出消息。收到消息的投资者们陆续进场就座，宋鸿兵也已经登台演讲，“我们都在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座位的在后面站着，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异声，他们一点警觉都没有。”人们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演讲结束。

在演讲过后的提问环节中，投资者们递上条子，询问泛亚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事情都被视频记录下来了，激动的投资者们上台围住了宋鸿兵，质问他为何为泛亚站台。

由于事前准备不足，投资者们并没有带上纸和条幅。好在现场主办方的礼品袋里赠有一张福字贴，人们便在它的白色背面写上口号。因此在视频里看来，投资者举起的口号纸背面竟是一个红色的福字。

“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算有预谋，有预谋的话，大家肯定准备得更充分。”谢涛说。

这一粗糙的围堵行动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大媒体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太原。他们终于引起了维权以来最多的关注。

但这个世界是如此庞大，每日都要产生众多喧嚣的头条。每一个遭遇不幸的人都明白，只有持续发声，才能使自己不被湮没在海量的信息中。

2015年12月22日，太原的投资者们在冷风中发起了又一次维权，但当他们路过山西省信访局门口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们遇到了在此请愿的e租宝的投资者们。这家曾经占据央视新闻联播前的黄金时段广告、融资规模达728亿多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投资人数超过90万。2015年12月8日晚间，新华社发布消息称，“e租宝”网站以及关联公司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经营活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随后，e租宝官网、APP无法正常打开，引起了投资人的恐慌。

12月22日，e租宝的投资者们已经提前在信访局门口拉开了条幅。泛亚投资者们继续前进，队伍交错的片刻，两群不幸的人相互挥手示好。

就在2015年的最后这一个月里，除了e租宝外，相继崩盘的还有大大集团、MMM等融资平台，而不知名的小平台和理财项目更是多如牛毛。

在一次饭局之上，李露无意间透露了自己陷于泛亚的情况，令她意外的是，七个人的餐桌上，居然还有另外两人面临与自己相似的困境。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投资的项目“人都跑了，找不着了”。

同一时刻，谭燕坐在萧条的办公室里，努力回想生活本来的样子。“很幸福。我们三口人那时真的很幸福。”

2019年3月，云南省昆明市法院宣判，昆明泛亚有色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给集资参与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此外，法院还查明被告人单九良、杨国红在经营、管理昆明泛亚有色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者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事实。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本案财产刑执行时，退赔集资参与人损失优先于罚金刑的执行。

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涉案资产追缴工作，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金属等财物。目前，涉案财物的追缴工作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