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朝野为何围绕《反渗透法》激烈争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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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立法院于12月31日，也就是本届立法院会期结束之际，三读通过了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反渗透法》。此时距离新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投票已经只剩下10天的时间。《反渗透法》被认为是主要针对北京当局对台湾政治生活的渗透与干预。自执政的民进党11月底在立法院提出立法草案后，一个多月以来，朝野各党围绕此项法案激烈争辩，直到最后一刻。台湾是否迫切需要《反渗透法》？朝野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民进党为何如此迫切要赶在本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前通过此法？我们邀请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宋承恩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台湾是否需要《反渗透法》？

宋承恩：如果看全球大势，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澳洲对于所谓境外势力或说外国势力在国内民主的操作，目前都有加紧控制的趋势，因为发现有锐实力，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锐实力的入侵，对民主程序中的决策，包括政府决策或国会决策，都会有一些金钱和势力的影响，所以各国都在做类似的努力。台湾在这方面被国际社会认为是重灾区、是前线，中国的操作在台湾非常剧烈。所以，台湾在这方面被认为有些落后，没有一套完整的民主防卫系统。

台湾是否需要《反渗透法》？这要看我们对台湾国家安全情势的评估如何。如果考虑锐实力的操作，台湾的确是需要（这样的法案）。至于民间是否有共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具体议题。今年6月，台湾有一次“反红媒”的大游行。大概有三万多人参加，那天还下雨······所以，其实台湾人对于金钱进入台湾媒体、对中国势力进入台湾媒体是有感觉，民间的确有声音认为需要有所管制。但是，在其他议题上，意见就不是那么清楚，比如涉及到交流，比如宗教交流，或学术交流，或者参访（比如，台湾一些中小学有招待去中国访问）等，这些议题上就没有那么明确的共识。所以要看议题，不同的议题，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就如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地方不一样。

但至于有没有（中国干预），客观上讲，绝对有。有很多证据。比如，国台办对台湾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从更改课纲，或转型正义的过程，或是拆铜像、台大校长选举等，国台办都有意见。他是不是在密切观察台湾事务？是的。对台湾内部事务如何治理是不是有意见？是的。他是否会透过代理人或协力者对台湾事务试图施力？有的······这些都在客观上证实是有的。

朝野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法广：朝野两党围绕法案在立法院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刻。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宋承恩：反对方提出几个理由。第一，仓促立法，就是说，11月底才正式提出《反渗透法》草案；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仓促立法，所以没有社会共识；第三点是认为这与选举考量有关，认为民进党操作亡国感，说中国渗透严重，操弄民众的恐惧，以支持他们“抗中保台”的主张；第四点是，行政部门没有提出方案，意思是掌握国家政策制定的部门没有提案，反而是立法院提出的；第五点是认为，（草案）牵连过广，要件不够明确，比如说会让一些（与大陆）有交流的人，或是有接触的、有生意经营的人，因为有资本或其他连带关系，也受到处罚······这些是主要的杯葛法案的理由。

但是，不是每个理由都有道理。如果看草案的话，相对来说，挺民进党的一些人士或民进党的人认为，很多反对草案的人，其实并没有看草案条文，并没有去研究，因为（草案）有构成要件，并不是那么容易构成，是一种积极要件。所谓积极要件，是所谓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或委托。总之是需要证明。而这种证明在台湾过去的案例中，其实非常困难，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构成。而且，（草案）涉及的各种行为也没有那么广，不是说只要与中国官方势力谈一次话，或听一次讯，回台湾做一些事、捐一些款，就会受到处罚······完全不是这样。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不是反对的声音都有道理。

法广：民进党为什么要这么急切地要赶在新立法院产生之前通过这项法案？这是否恰恰说明台湾社会对是否制定《反渗透法》其实并没有共识？

宋承恩：台湾受到中国打压分阶段。蔡英文2016年当选之后，受到很多打压，先是国际组织活动不能参加，然后是邦交国被夺到只剩下15个，对这些民众都是有感的······就大架构来说，台湾人对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中国因素都是有感觉的。但是，所谓渗透，牵连到很多敏感区域，就是它针对的是台湾的国人，特别是台商等与大陆的势力或人有交往的这部分人。这些人会担心自己的观点会让自己触犯法律。这是一个新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法案中的刑罚。法案规范的行为其实只有几个类型，比如进行游说，政治献金、参与选举（包括助选行为）等等。现行法律对这些行为已经有规定，中、港、澳势力不可以在台湾参与政治献金，或游说，只是从来没有好好执行。现在引发争议之处，是不仅有刑罚，而且加重了刑罚。就是说要用刑法处罚。这一点引发争议：是否需要使用刑法？······

在大的框架下，台湾人对于中国势力的入侵或渗透、干预，是有感觉的，但是如何处罚有一些新的因素。

另外，其实我们有长期参与（相关讨论）。这些事情已经谈了非常久。作为观察者，我必须要说的是，法案推出后的社会沟通时间很短，社会沟通不够，这是事实。但之前有研议阶段，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就我们内部有参与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仓促立法。但社会沟通确实不够。

法广RFI 瑞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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