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整个家庭疑似感染！面对传染病防治，澳洲到底有没有经验？（组图）

冠状肺炎四个字，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

为人们所警惕。

这是截至发稿最新的疫情数据。

肉眼可见的，数字在上升。

然而，澳洲这里的疫情

也不容乐观！

周一下午，悉尼一个年轻的四口之家疑似感染了冠状病毒，被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紧急送进医院，该医院刚刚在周一证实了澳大利亚的第五例确诊病例。

如果确诊，那这将是新州第六例甚至第七、第八例确诊病例。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穿着防护服的护理人员将其中一名成年男子带进医院，而后者下救护车时还牵着一个孩子。

而昨日确诊的第五位病例是一位21岁的中国籍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女学生，现在与另三例新州患者在同一家医院（Westmead）被隔离。

卫生官员说，澳大利亚总共确诊了五例，包括新州的四例和维州的一例，但有三个州正在对13人进行测试。在这13个疑似病例中，有5个在新州，4个在西澳，4个在昆州。

病毒的新闻每天都在更新，触动着所有人的心。也不禁让在澳洲的华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虽然澳洲当局都表示信心满满，且做好了大规模收治的准备，但澳洲在针对传染病的防治上到底是否有充足的准备和经验呢？

要知道，澳大利亚在1901年结成联邦时，各州并没有将卫生权力交给联邦，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结成联邦时，在卫生方面，新的联邦国会有权制定的少数法律职能之一就是动植物检疫。

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曾爆发过几次比较严重的传染病，比如：

01

腺鼠疫

1900年至1925年间，澳大利亚共发生12次大规模鼠疫疫情，主要是因为船只不断进口产品，带来一波又一波地的鼠疫。政府健康档案分别记录过1371人和535人的死亡数字。悉尼受灾最重，而且也蔓延到昆士兰北部；墨尔本、阿德莱德和弗里曼特尔也有零星病例记录。

02

天花

1913年至1917年间，悉尼的天花疫情给这座城市造成巨大的混乱。天花传染性很强，悉尼发生2019例，但致死率不高，新南威尔士州只有4例死亡。由于天花的爆发，联邦政府对这座城市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距离邮政总局15英里的一个区域被宣布为隔离区，对不遵守者罚款50澳镑。

03

西班牙流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了和平，但也带来了一种特别致命的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西班牙流感致死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多，约5000万人死亡。1919年在悉尼市，42%的死亡是由流感造成的。大约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被感染，一年内近15,000人死亡。

卫生当局决定，取消重大公共活动，敦促国民避免前往公共场所，在公共场合强制戴口罩（是不是与现在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做法很像？）

此外，澳洲全国发生过其他传染病，协调应对能力不理想，因此澳大利亚终于开始启动全国性的法律，联邦政府才获得检疫立法权。

即使如此，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比如：1913年悉尼爆发天花期间，联邦政府检疫局长宣布悉尼半径15英里范围内为检疫区；然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强烈抗议，称此举损害了商业。

另外在1912年对该法案进行修正之前，联邦政府无权对一些疾病采取行动，例如船上麻疹流行，各州有权但没有资源采取隔离措施。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第一批病例出现在悉尼和墨尔本时，各州通过关闭州边界来实施内部检疫限制，但这些措施彻底失败，没有一个州幸免于感染。后来，各州将检疫控制权全部移交给联邦。

时至今日，联邦政府仍然对卫生没有全部的权力。在传染病方面，联邦政府仍然保持关注，对公共卫生的兴趣和参与程度大大加强。

然而，联邦政府与各州在传染病责任方面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而且还会继续；联邦政府对其认为的国家卫生安全问题，仍然有“抢夺”各州权力的意愿。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公共健康威胁出现或是卷土重来，如艾滋病、耐多药结核病、丙型肝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非典)、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澳大利亚开始开展统一的国家行动。

具体来说，澳大利亚参与传染病应对的国家机构有这些：

联邦政府首席医疗官(CMO)：CMO在各种专业健康问题上为部长及卫生部提供支持。CMO在管理卫生问题方面没有行政或业务职能。

澳大利亚健康灾害管理政策委员会：该高级别司法委员会在巴厘岛爆炸事件后成立，目的是帮助改善全国卫生灾难的准备工作。

澳大利亚传染病管理局：卫生部职能部门，负责协调国家法定传染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监测。

澳大利亚应急管理局：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的主要责任在各州各领地，但应急管理局帮助各州提高应对紧急情况和灾害的能力和实物援助。

澳大利亚传染病网络：在传染病监测、预防和控制方面发挥国家公共卫生领导和协调作用。另外，该网络通过提供战略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澳大利亚和本区域传染病的影响，并开展国家传染病风险的监测、准备和应对工作。

国家大流感行动委员会：负责对流行病进行规划和对禽流感进行监测；计划主要涉及边境保护、免疫接种、抗病毒剂、实验室诊断、呼吸卫生、与公众沟通以及限制疾病传播的感染控制措施等。

可以说，这些机构已经较为全面且完整的覆盖了关于澳洲对于流行病的监控和防治。

不过，但凡新机构，总会出现问题和矛盾：

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

联邦政府卫生部和各州卫生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互不信任的因素；双方需要形成更大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协调得更好。

机构重叠

恐袭、非典、禽流感发生之后，联邦新成立了澳大利亚健康灾害管理政策委员会，已经数目不少的传染病管理机构，现在又增添一员；工作重叠，联邦工作增加，各州工作没有减少；主要原因是各州政府对联邦政府不信任。各州顽固地抵制权力的让渡，这是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权力拔河比赛。也有观点认为，这种体制保留分权的本质，运行良好。全国发生传染病突发事件时，该体制能发挥作用。

从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

公共卫生决策者专业知识有限，在做出关键公共卫生问题的决策时，很少或根本不咨询专家或从业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看法认为，联邦官僚机构的高层不愿让专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从业者和决策者各有看法，政策制定者认为从业者有既得利益太多，关注点狭隘，都在获得研究资金或奢侈的新设备上，且对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缺乏了解。而从业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受政治和官僚主义目标驱动，并不真正关心良好的公共卫生结果。他们担心，传染病爆发很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对于这一本质上属于公共卫生的问题，官员却直接插手，进行微观管理，而卫生专业人员却更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条块分割，交流不畅

现有的应急计划是条块式的，即针对恐怖袭击、火灾、洪水、流感大流行等事件各有单独的应 对计划；传染病爆发时没有一套统筹标准的应对程序，不利于实时高效地处理危机。

监督反应较为缓慢

新出现的传染病让政府措手不及。非典疫情凸显了边境保护措施作为重要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性；从某些方面来说，澳大利亚的监控系统始境外。在疾病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能识别也许是最好的预防策略。出入境健康监测一直是一种规模虽小但有效的长期措施，并根据需要得到加强。

医疗反应能力

医院难以应对突发的多重伤亡事件。大部分医院都对突发危机准备不足，特别是缺乏足够的重症监护设施和床位。

另外，出现危机时，医务人员等劳动力人手不足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特别是在传染病爆发产生伤亡的情况下，应对危机很可能影响正常医疗资源。

基于以上各种问题，澳大利亚开始进行改革。

一百年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非常关注传染病。联邦预算中一般都有专门拨款，用于加强国家卫生安全、防备、应对恐怖袭击或国家卫生紧急情况等方面的能力。澳大利亚正在开展的许多改革，就是建立在现有的流感大流行规划基础之上。

而澳洲先进的医疗知识和研发设备也为疫苗和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疫苗和药物的全国应急储备、大规模伤亡准备、实时疾病监测等问题，正在得到持续的关注。

相信澳洲在传染病防治的问题

已经做得越来越好，

面对这次冠状病毒肺炎的危机，

也让人相信会平安度过，

不必过于恐慌。

可以说，对传染病的重视

是没有国界问题的。

任何在这个时候冷眼旁观，

破口大骂的人，

大概都不是很明白

“唇亡齿寒”是什么意思。

传染病作为全人类的敌人，

自然也只有尽全人类的力量

去对抗才有胜算。

希望病毒早日得到遏制，

大家都能摘掉口罩，

在蓝天下自由的出行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