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宣布“中东和平计划” 美国与以色列 究竟谁决定谁？

多维：特朗普公布的和平方案，总共181页，内容主要介绍未来美国、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关系。其中最具争议之处，在于涉及巴勒斯坦建国的方案，比如在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同时，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裂的首都，并将以色列在西岸的所有殖民地纳入以色列领土，约旦河谷亦以安全为理由被纳入以色列领土，等等。你怎么看特朗普推出的这份“世纪协议”？

王晋：在特朗普宣布“中东和平计划”之前，尽管各国的中东问题专家们都在等待着最后的细节，但是熟悉巴以问题和美国中东政策的观察家们，其实早已对特朗普的“新方案”不抱太大的期待。

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特立独行地将耶路撒冷称为“以色列首都”，并且或明或暗地支持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到2018年各大国际舆论不断曝出美国正在酝酿的“世纪协议”细节，以及2019年5月特朗普女婿库什诺在巴林峰会上展示的“和平到繁荣”计划书，一切都已经框定了特朗普此次发布会上推出的“新方案”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新方案公布的场景也因此成为了一次“现场秀”，有的媒体甚至用“海湖庄园秀”（Mar-a-Lago gathering）来形容特朗普的新计划发布现场，似乎作秀的成分大于严肃的态度，完任务的心理多于做实事的迫切。

多维：虽然这份协议是特朗普在上台伊始就酝酿的，但屁股决定脑袋，坐在美国总统的位子上，特朗普对于中东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于巴以问题的思考，是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是，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晋：特朗普的特立独行，已经在诸多国际国内敏感议题上有所体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坚持“政治正确”，放弃道德和义务的考量，转而根据现实的利益做出决策。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同样也是“不走寻常路”。

特朗普对巴以问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在上任之初的2017年3月会见来访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时，特朗普曾谦虚地表示自己还在“学习过程”，特朗普的中东问题团队，如女婿库什纳、顾问格林布拉特、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等人，都频繁地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巴以问题交换意见，寻找巴以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是巴以问题的复杂程度，显然也让特朗普本人及其中东问题团队感到难以入手。于是特朗普转而抛弃“政治正确”的约束，而倾向于通过“承认现实”来解决巴以问题。比如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特朗普将其称为“以色列首都”，但是也宣称会接受未来巴以双方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决定；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特朗普也认为以色列已经实际控制了数十年，因此应当承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占领区的权利；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暗示，将会承认以色列兴建的犹太定居点，反对将整个约旦河西岸交给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

多维：面对这份“世纪协议”，外界不出意外地从中读出了偏袒以色列的意思，而作为这份协议的当事方之一，巴勒斯坦却是全程缺席。这本就很有讽刺意味，巴勒斯坦的命运不由自己说了算，甚至连在场“旁听”的机会都没有。

王晋：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亲以色列”的立场和行为，无疑与其自身和其团队的“犹太人”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针对特朗普巴以问题立场的批评也正是源自于此。比如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家族的犹太背景，他的巴以问题顾问们的犹太人身份，以及竞选过程中受到来自于犹太富商谢尔顿夫妇的资助和支持（28日晚上特朗普宣布巴以问题“新方案”仪式上，谢尔顿夫妇就坐在第一排），都显示出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身份决定决策”的认知，实际上忽视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所面临的窘境，以及巴以问题的复杂性。

多维：时下来看，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具体面临着怎样的“窘境”？美国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说，主宰着或者说决定着以色列的命运？

王晋：对于美国来说，巴以问题已经变得难以解决。一方面，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能够决定以色列，而以色列能够决定巴以问题”。这种认知的前半部分，就是对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深刻误解。实际上美国也许可以影响以色列，但是难以决定以色列的内政外交。

美国确实在历史上给予以色列诸多帮助和支持，但是并不代表着以色列完全没有自主权和独立属性。即使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关系陷入低潮，以色列也一样长期抵制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也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巴以问题上“偏袒巴勒斯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以色列也不顾美国反对，长期支持和同情俄罗斯，力图在美国压力下保持自己的政策自主性。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同样无法完全引导美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控制美国，而以色列是犹太人主导的国家，因此以色列控制美国”。在美国国内，犹太群体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当年米尔斯海默所撰写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也揭示了美国受到的来自于以色列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需要通过美国犹太人社团来传导，而美国的犹太人社团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不同的犹太人社团对于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内政策、外交理念都有着不同的期许和观点。

甚至以色列国内学界也认为，自己仍然没有能够很好地组织起在美国的以色列公民和犹太群体，在美国国内政治、学界和舆论界施加更大的影响。近些年来，BDS运动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就是最好的证明（编注：“BDS运动”，意味抵制[Boycott]，撤资[Divestment]，制裁[Sanctions]，是一项全球性运动，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压，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权益，并尊重居于海外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

因此，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很难用“美国决定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决定美国”来形容，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内部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重大决定，都是决策者根据现实做出的自认为最理性的判断。

多维：如你所说，在巴以问题上，一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就你在以色列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政治之外，普通民众层面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或者说有破局的空间？因为不少以色列作家，比如以色列的国宝级作家阿摩司·奥兹，以及著有《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的阿里·沙维特，在如何对待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反思。

王晋：当前巴以问题的解决，就是和平已经进入“死胡同”。首先，巴以双方民间的信任程度已经岌岌可危。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风靡一时的“接触带来和平”理论，即认为更多的对话和了解会化解矛盾的学术假说，已经被证明为空谈。

我在以色列生活期间，经常见到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学生，他们在回到以色列初期，往往乐观地认为，如果“犹太人学阿拉伯语”“巴勒斯坦人学习希伯来语”，那么“和平就能到来”。一些公益组织将犹太人学生和巴勒斯坦学生“混编班级”，组织巴勒斯坦成年人和犹太成年人进行对话，一起看电影，一起聚会等等。但是个体层面的友善实际上难以转化为政治层面的谅解，个体的行为也难以被等同于群体行为。

因此很多曾经带有幻想的美国或者欧洲犹太青年，在经历了几年以色列社会生活后，也从号召巴以和平、以色列让步的“左翼”转变为敌视巴勒斯坦的“右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都秉持右翼政治理念，仇视和敌视巴勒斯坦人，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信任感不断降低，对于彼此和平相处前景的不信任，是一个现实。

以色列国内愈发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也阻碍了以色列“用一个声音说话”。任何和平的达成，必然意味着一方或者各方都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而让步的前提必然是让步一方能够拥有绝对的威望，打压国内反对声音。而这一点，在当前的巴以双方都不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巴以和平，尤其是奥斯陆和平进程得以开启，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巴以双方都可以大体上按着“一个声音说话”。以色列国内左翼的工党（现在由于“二代当政”和内部纷争，工党已衰落成了“二流政党”）能够与右翼利库德集团达成某种默契，进而在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反观今天的以色列政坛，宗教右翼团体的崛起，左翼政党话语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欧洲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非洲裔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之间在社会议题的对立，都已经严重撕裂了以色列政治凝聚力的基础。从2018年末到现在，以色列经历了两次大选都无法成功组建政府，以色列国内在未来内政外交诸多议题上表现出的分裂和对立，都是其历史上所罕见的。以色列无法再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巴以问题上，也必然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让步。

多维：以色列无法再用“一个声音”说话，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也让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凝聚为一个力量。

王晋：没错。上世纪90年代初，阿拉法特带领的海外巴勒斯坦抵抗团体回归时，被广大的巴勒斯坦民众视为“英雄”，其威望前所未有。但是随着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执政后的表现，尤其是贪腐、纷争和各类丑闻的出现，使得巴勒斯坦民众对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信任度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带有伊斯兰政治属性的哈马斯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巴勒斯坦内部“世俗-宗教”“海外-本土”之间的传统裂痕。

这一裂痕在2006年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冲突中达到高峰。而更加激进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也在近些年试图复制当年哈马斯的成功经验，在加沙地区通过不断挑衅以色列来损耗哈马斯的统治权威，进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法塔赫内部在继承人人选问题上久拖不决，流亡在外的达赫兰也不断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来影响法塔赫的内部进程，都使得巴勒斯坦内部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任何让步，都可能被政治对手用来攻击自己，致使巴勒斯坦无法在谈判桌上做出理性的让步。

多维：巴以之外呢？中东其他的力量与因素又在如何影响着巴以问题？

王晋：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民族主义战胜了各个泛身份意识形态。20世纪的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也许民族主义有各种弊端，但却是大势所趋。在特朗普的“发布会”上，不仅有来自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政要名流，也有阿联酋、阿曼和巴林驻美国大使，显示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特朗普巴以问题“新方案”的支持。

从历史上看，巴以问题一直都是阿拉伯国家用来“内斗”的工具而已，无论是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军队在1967年惨败于以色列（彼时埃及将自己的精兵强将调往也门，同沙特进行争夺），还是叙利亚和约旦与以色列或战或和的微妙关系，巴以问题从来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正确”，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议题。

1987年时任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放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取代了泛阿拉伯主义政治理念，都表明了民族主义才是中东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无论你是否喜欢。2011年以来中东阿拉伯国家普遍陷入内部纷争，不同国家民众开始关注自身问题，而巴以问题也逐渐沦为边缘性话题。在此背景下，想要调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帮助实现巴以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仅仅是空想而已。

多维：美国无法决定以色列，也无法决定巴勒斯坦的内政外交，巴以双方互不信任，也都无法统一各自的内部声音，阿拉伯“兄弟们”也不愿意切实提供帮助，这些都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巴以政策。

王晋：特朗普选择了“尊重现实”，即根据以色列现实控制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为基础，以金钱收买的方式来压迫巴勒斯坦做出让步，将过去“土地换和平”转变为“金钱换和平”的原则，来提出巴以问题的方案。

其实特朗普应该也很清楚，无论提出何种方案，都无法实现巴以和平。巴以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死结，无论是谁来接手，巴以都无法实现彼此都满意的和平协议。在此背景下，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成为了推动特朗普提出和平方案的主要考量，也正是因为如此，特朗普的新方案发布会就只能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海湖庄园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