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与恐怖份子：南北夹击下的尼日利亚（组图）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陆上，也有一国正饱受神秘疾病侵袭，且至今已被夺走15条性命；然祸不单行，病毒之外，此国北部还盘踞着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发动的恐袭至今已造成1.7万人丧命。这个被病毒与恐怖分子南北夹击的国家，正是人称下个金砖四国的西非石油国－尼日利亚。

难以根绝的疫情

1月29日起，尼日利亚东南部的贝努埃州（Benue State）便陆续出现神秘疾病患者，其症状主要为头痛、发热、呕吐、腹泻与身体乏力，且最初4名感染者已在发病后48小时内全数死亡。截至目前为止，已有超过百余人染病，但确切病因为何，却仍如坠五里雾中。

而早在神秘病爆发前，尼日利亚便饱受病毒肆虐所苦，例如年年都会卷土重来的拉萨热（Lassa Fever）。此病最早出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拉萨镇，主要感染源为潜藏于囓齿动物尿液或粪便中的拉萨病毒，患者本身的体液或排泄物也具传染性。而感染者在经历6到21天潜伏期后，会出现高烧、头痛、口腔溃疡、肌肉酸痛、皮肤下出血以及心肾衰竭等症况。

拉萨热于1969年开始大流行后，便由尼日利亚蔓延至西非各国，造成该区每年100,000至300,000人染病，年均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而今年的尼日利亚也在1月中旬左右，开始了对拉萨热的年度抗战。时至今日，已有1700多人感染，70人丧命。但与去年的3,498例感染、171例死亡相比，真正的高峰恐怕还在后头。

尼日利亚拥有2亿人口，为非洲第一，更有五座足以诊断病毒的实验室，却还年年被拉萨热屠戮，甚至无法杜绝黄热病、脑脊髓膜炎及猴痘的骚扰，症结还是在于本身的治理问题。

首先，尼日利亚本身的医疗体系十分脆弱，故在非政府组织与外国医疗团前来协助前，可说完全不是病毒的对手。然而医疗团与外资介入当地后，又催生出新问题－尼日利亚过于依赖外国NGO的援助，结果更不愿花心力提升本土医疗，也不愿盘点统筹医疗网络与资源，反导致各单位与团体各行其是，平白浪费许多经费与行政、沟通成本。结果病毒战爆发后，战线无法统一，能赢全凭运气。

例如在2014年，致死率高达90%的埃博拉病毒（Ebola）肆虐西非，带走利比里亚、几内亚、塞拉利昂三国11000条人命；当年的尼日利亚很幸运，刚好在病毒传染之初，于某座实验室验出了埃博拉，也恰好政府愿意出手干预，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并积极追踪疑似案例，因而让尼日利亚躲过一劫。然而，紧急中心在疫情结束后便停止运作，因埃博拉战役而初具雏形的医疗作战团队也宣告解散，既维持不了医疗体系，没留下任何遗产。

除此之外，尼日利亚经历数十年内战，全国基础建设元气大伤，联邦政府无力顾及国家的卫生治理问题，地方政府又推拖责任，结果就是满街垃圾无人清理，鼠群数量暴增，恰好拉萨病毒的宿主就是囓齿动物，长此以往，病势自是越发不可收拾。

然而除病毒外，长期内战与中央治理失能也为政局埋下另一隐忧，那就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崛起。

尼日利亚的塔利班

博科圣地成立于2002年，早期活动范围多在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的首府迈杜古里，“Boko Haram”源于豪萨语，意为“禁止西方教育”，故而有人称其为“尼日利亚的塔利班”。而综观其崛起背景，在宗教意识形态挂帅外，还潜伏着民族与经济的暗流。

1960年，尼日利亚自英国殖民中独立，其宗教民族地景恰好皆为三足鼎立的局面：穆斯林占人口比47%，基督徒约33%，其他土著宗教20%；而在两百多个部族中，豪萨—富拉尼人、约鲁巴人和伊格博人，是该国的三大主体族群。这三大族群长期相互倾轧，争夺权力、地盘与资源，尼日利亚好不容易摆脱殖民主义，却又立刻陷入种族政治的泥淖中。

1966年，伊格博人掌控的军方势力发动政变，压制了两大族群所支持的文官势力；但不到半年，军政府便被豪萨—富拉尼人推翻，尼日利亚随即陷入长达三年的内战，死伤上百万人。而正是在此番失序下，军火大量流出，准军事民兵如雨后春笋般迸现，成了日后博科圣地的武装基础来源。

博科圣地起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尔诺州，当地并不产油，故经济发展远落后于油源充沛的南部，不仅失业率高，基础教育也不足，青年文盲率高达83%，贪腐之风也相当严重。

在此困境下，当地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情绪日渐高涨。博尔诺州多住卡努里人，自8 世纪始，卡努里人便建立塞法瓦王朝，经纬多代西非史，直至 19 世纪殖民者到来才宣告覆灭；尼日利亚建国后，卡努里人长年受三大主体族群压迫，社经地位十分低下，又怀念过往荣光，自然动了改变现状的心思。

此外，根据尼日利亚1979年宪法规定，各地得依不同社会习俗、族群概况，自选伊斯兰教法、现代法律或传统的习惯法加以实施；而北方以穆斯林为人口大宗，自然偏好伊斯兰法，恰遇此次国家放行，便开始了大规模的伊斯兰化进程。

最终，民兵武装、卡努里民族主义、伊斯兰化等力道在北部相互交缠作用，成了博科圣地的三大主心骨。自2002年首任领导人穆罕穆德·优素福（Mohammed Yusuf）创立组织以来，博科圣地一路招兵买马，如今已是称霸一方的准政治实体，其于势力范围内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制，并常南下劫掠，例如2014年的奇博克女校绑架案，当时博科圣地一共掳走276名女学生。即便事后经各方交涉，其分批释放多名人质，至今也尚有112人生死未卜。

此外博科圣地也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仅自称“伊斯兰国西非省”，也学到不少恐攻策略，近来其活动范围已扩及乍得和喀麦隆境内，引得西非各国人人自危。

尼日利亚政府虽有意清剿北方的心头大患，却屡屡功败垂成。主因在于，尼日利亚南北发展失衡，几大族群又相互夺权，内战时种下的民兵苦果至今也尚未收拾，博科圣地因而得以在各“三不管地带”间游转、壮大。长年下来，其已身经百战，培养出强大的军事实力，甚至会与周遭的恐怖组织共享情报，羸弱的中央政府根本不是对手。

自打第三世界解殖后，许多国家都出现类似的困境－部落倾轧、宗派主义、发展不均、地方武装崛起，其虽闯出殖民地的栏圈，却又一脚踏入“失败国家”的泥淖。现今的尼日利亚，南有病毒肆虐，北有博科圣地盘距，两大现象暴露着治理失能的危机。这个国家虽有世界第九大的石油储量，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央失能与分配不均，却导致其发展之路注定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