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惶哉：中国如何应对这场昆虫战（组图）

在肺炎之外，近来又有一波“疫情”悄然靠近中国。自2019年年中起，这波“疫情”先是在中东爆发，接着又于年底进入东非，近日更已祸及巴基斯坦与印度，距离中国可谓咫尺之遥。自打有历史以来，人类便屡受此疫困扰，其虽无涉病原体，却每每引爆饥荒，甚至催生鼠疫，最后导致大规模劳动力流失，进而重挫经济。这场灾难宛如枯枝上的野火，猛然窜出，便要燎原－即便其根源只是人类一掌就能拍死的小生物－蝗虫。

小小蝗虫何以致命

2019年年中时，也门当地迸现大量沙漠蝗虫，联合国粮农组织便预警东非各国，慎防蝗灾；然而12月后，预言不幸成真，蝗群飞抵东非，蚕食千里的行军路由此而始，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接连受害。埃塞俄比亚航空更于1月9日遭遇“蝗击”，在由吉布提飞往埃塞俄比亚的路上，先后被两大团蝗群包围，导致视线受阻无法降落，最后只好转飞另一机场，带着点点机身蝗班，灰头土脸地降落。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为此次受灾最重的东非国家，三国境内的蝗虫总数刚开始只有3600亿只，现已突破4000亿大关，数万公顷农田不见青苗，唯余赤土，堪称近70年来最严重蝗灾。而沙漠蝗虫的生命周期一般为3个月，换句话说，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繁衍下一代，而随着无数小蝗虫破卵而出，其数量也呈指数式增长：3个月后增加20倍，6个月后增加400倍，9个月后增加了8000倍，例如此次蝗灾规模与前年相比，足足多了6400万。

而蝗灾的最关键原因，在于气候变迁导致蝗虫原生地的粮食减产，故其只好在啃尽一切后，成群迁徙；且只要跟对风，蝗群一天能飞150公里，又能吃下与体重相等的食物，加总起来，一个大规模蝗群约能啃掉全肯尼亚一天的口粮，蝗灾因而成形。

但蝗灾真正可怕之处，在于饥荒之后的连锁反应。古时的蝗灾先是带来遍野饿莩，接着让饥民尸身化为温疫大本营，引出鼠疫等传染病，尤其蝗虫本身就是老鼠的进食对象，鼠群数量暴增，鼠疫自然肆虐得更厉害。此外蝗灾在古代更被视为君主失德的天罚，故而千万蝗虫过境后，不仅农作遭殃，就连当权者的执政正当性也被啃食得伤痕累累。

到了农业生产科技化的近代，蝗灾仍是令人头痛的存在。例如肯尼亚本身就有族群冲突，蝗灾过后，牧民们往往要举家迁徙，寻找新的草场，而这段穿越牧场、草场与领地的过程，往往会诱发不少族群火并；巴基斯坦则因蝗灾波及棉花业，导致棉制品出口量大幅缩水，更让数万名靠纺纱和织布维生的工人叫苦连天，小农经济体系更是危在旦夕。小小蝗虫，聚在一起却像潘多拉的盒子，只要开了条缝，苦难便伺机涌出。

中国的治蝗经验

蝗灾就像野火，倘若在火苗初发之际便受扑灭，还能抑制灾情；但如果错失下手的黄金时机，结果往往不堪设想。人类迈入现代化社会后，便越来越能应对蝗灾的挑战，透过一系列监控系统，在理想的情形下，科学家会在第一时间扑灭尚未成规模的蝗群，更能预测蝗虫迁徙途径，预警相关国家，让人民撤出潜在受灾区，接着派出飞机大规模喷洒针杀虫剂。

然而这次人类却平白错失最佳时机。原因在于，首发地也门正处于内战之中，各方势力忙着争地盘，完全没有余裕处理蝗灾，于是蝗灾便顺理成章扩及东非；然而东非唯有肯尼亚有较强的中央治理能力，故能派出5架农用飞机喷洒化学药品灭蝗，乌干达则勉强派了出2架，其他如索马里等国，长年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自然只能认栽被屠。于是蝗虫大军一路壮大，如今飞抵印巴的蝗虫数，已高达4000亿只。

中国的农业基础，恰好沿农牧交界的长城线发展，与蝗群分布十分类似－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出没于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而东亚飞蝗则活动于东南半壁，蝗灾自然如影随形。先民的抗蝗手法，大抵就是巡查、挖沟、扑捕、火烧、收买等策略，再加上祭祀等超自然途径，例如华北地区流行八蜡庙或虫王庙信仰，江南农民则多祭祀刘猛将庙苡驱蝗；随着清代版图扩张，中国内地的农耕文明逐渐嵌入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新疆也盖起了五花八门的蝗神庙。

近代之后，蝗灾未平，1943、1958年两次大蝗灾，仍是刻骨铭心，小蝗灾则余波不断，千禧年之后，仍有2000年的新疆大蝗灾、2001年的河北蝗灾、2012年的西北蝗灾，来势汹汹；但在此同时，中国治蝗的手段也多了起来，喷洒药剂是其一，虽说成本低、显效快，却会破坏生态环境，例如其往往会将蝗虫与天敌一起杀死，不仅打乱生物链，更会逼使蝗虫的抗药性逐代增强，长此以往，药剂只能越用越重，形成恶性循环。

故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便在新疆实验“养鸡灭蝗”之法。一来新疆田亩平广，于生物灭蝗而言，可谓得天独厚；二来新疆向来有养鸡的传统，故而科技人员能在已有的鸡种中选出合适的，推荐给农户，签定协议，农户每灭一亩地蝗虫，补贴3角钱。在蝗灾不重的年份，光凭养鸡灭蝗便可完成50%以上的灭蝗任务；在2000年新疆大蝗灾时，中国更首次从浙江调来上万只鸭，配上50万只鸡，执行灭蝗任务，收效颇大。

近来，除了生物灭蝗外，中国也已研发出真菌喷洒剂以及转基因等技术，前者对环境影响较小，且能让蝗虫沾上后感染真菌，能有效抑止蝗群增生；后者则改动蝗虫的基因序列，改变蝗虫体内的多巴胺与嗅觉相关功能，使其无法判读同伴发出的信息，自然就难以大规模移动。一带一路计划启动后，中国已相继将治蝗技术与经验输出至沿线国家，既是想敦睦友邻，也有事先预防的考虑，毕竟2000年新疆大蝗灾的根源，除了新疆本土的蝗虫残留基数外，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未对本地蝗灾采取措施，致使入秋后，大量羽化的蝗虫迁入中国境内栖息产卵，也是原因之一。

此次蝗灾的品种属于沙漠蝗，与过往肆虐中国的飞蝗不同。沙漠蝗因地理与适应条件等因素，至今仍尚未在中国造成巨大灾情，但由于其性喜高温高湿，故往往会在缅甸、尼泊尔和印度等地扩散，有时不免就迁入云南和藏南，成为潜在破口。所幸中国边境尚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镇守，沙漠蝗虫往往难以越过高海拔的寒冷地带，即便藏南和云南同尼泊尔和缅甸毗邻，沙漠蝗虫有可能随季风少量迁入，却很难造成大规模危害。地形，也向来是中国的治蝗大将之一。

中国与蝗灾相抗数千年，如今已可谓是沙场老将，气定神闲，人民不再因蝗灾而饿殍满道，也不再因饥荒而流离失所；对大自然而言，蝗灾与病毒，或许不过就是因人类过度开发而起的自体免疫反应。到头来，人类能否完全战胜天灾，或许已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人类究竟学到了什么，能否在下次天灾到来时，游刃有余的应对，既将灾害降到最小，也与大自然和平共存，蝗灾如此，病毒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