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官场因防疫不当 问责风暴罢免“一把手”的政治逻辑（组图）

发端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仍在持续，截至2月24日24时，中国全境（包括港澳台）累积确诊77,779例，累计死亡病例2,663例，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湖北武汉。在这场疫情中，湖北官场因疫情防控不力有多个官员被罢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以及湖北卫健委书记张晋和湖北卫健委主任刘英姿等。

对比2003年非典（SARS）疫情，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等官员因处理疫情不当被罢免。今次新冠疫情被免职的官员不同于非典时期次，除湖北卫生系统多官员被免职外，观察家注意到，湖北官场被免职的主要是当地党委“一把手”。蒋超良是湖北官场因疫情发空不力被罢免的最高级别官员，马国强则是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党委“一把手”。

去年12月底首次出现在武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当地官员重视，地方上不仅对警示疫情的舆论进行管控，还冒着疫情扩散的风险举办万家宴。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的党政“一把手”均因防控疫情不力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已被免职的蒋超良和马国强，湖北省长王晓东和武汉市长周先旺同样处在风口浪尖。

那么，为什么不是罢免湖北省长和武汉市长，而是直接罢免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呢？这背后又有怎么的政治逻辑呢？

首先，直接罢免“一把手”，也即湖北和武汉级别最高的官员蒋超良和马国强，有利于消解民怨。如果被罢免的是“二把手”王晓东和马国强，可能不会有足够的效果。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将他们一并罢免。此中逻辑在于，虽然湖北省长和武汉市长在这场疫情中的表现也饱受诟病，但考虑的疫情防控需要，如果湖北和武汉党政主官都被免责，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因为仍然需要熟悉湖北和武汉事务的官员发挥作用。

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公布人事变动时的表述获知，吴玉良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其次，湖北和武汉书记的被罢免，背后无疑是中共“党的领导”强化后，党委“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的体现。有多大权力就得扛多大责任，这是此中的政治逻辑。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免职是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措施，说明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以往，除了毛泽东不曾讳言外，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铁律往往都是隐藏在台面下运行。近年来中国整体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特别是随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工学农，党是领导一切的”被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强化背后，也意味着所担的责任更大，投射到中共官场以及此次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中，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承担防控不力的责任，其背后的逻辑也就十分明了了。

这样的政治逻辑还映射在党政关系上。

“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在2017年中国两会期间，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前的最后一届两会定调中共党政关系。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从“党政分开”到“党政分工”，一字之差，所揭示的却是中共党政关系变局。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时代对于对长久以来党政关系问题的终极回答。

在上述场合，王岐山还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按照王岐山的定义，对广大民众来说，党政以及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其实都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很难分得开。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顺理成章。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武汉市两级主官，蒋超良、马国强之外，王晓东、周先旺同样被认为负有防控疫情不力，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的责任。武汉封城后，王晓东一度对外声称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可武汉和湖北很快传出医疗物资严重告急。1月26日在一场湖北省疫情防控发布会上，王晓东又洋相百出，接连出现口误，被中国舆论严批草率和不负责任。

在发布会上戴反口罩的周先旺，也面对舆论声讨。他早前在接受央视访问时，曾就封城决定抛出“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的豪言壮语，还称疫情初期无法披露是因没有获得授权，被网民指推卸责任。

很多观察家认为，继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后，湖北省长和武汉市长恐怕也难逃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