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香港还想以不变应万变？

财经政策可以“独立”制定吗？

英国首相和财相之间的从属关系十分暧昧，财相既是首相的阁员，由首相任命，为何又有要求财相独立思考政策的传统？最近英国的财相贾伟德（Sajid Javid）突然请辞，原因是不能接受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要求他解散顾问团队，由首相的顾问团队取代，以往工党的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和财相白高敦（Gordon Brown）也发生类似情况。这一次约翰逊和贾伟德其实各有自己的盘算，後者只是借着维护财相办公室尊严和独立性作为请辞的理由而已。

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和特首的关系是否同样暧昧不得而知。在梁振英政府时期，就曾传闻他与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理念不合，据闻不少前特首的所谓惠民政策都被财金官员化解掉。曾俊华理财审慎，更重视平衡预算，对民生关注不多，名声在外，这亦是当年《香港01》没有支持他出任特首的原因。然而，香港是否真的有这种经济官员独立制定政策的传统？或者说，任何一个政府内阁都难以想像财政和经济政策与最高首长的施政理念貌合神离，这种关系只会产生相互制约的效果，政策无从实施。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主政者无法凝聚团队的意见，辅助的经济官员又认为少做少错，或者不相信主政者的决策，只是要保住自己的职位，终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人缅怀港英时期的政府，认为当时施政的执行力很强。两段时期的差异，有人偏见地认为是回归造成。但探讨问题应该研究得深入一些，稍加论证就知道这种判断缺乏理据。首先，回归後的公务员团队不太熟悉“一国两制”，不太习惯“港人治港”，大家都在静观其变，一些高层甚至用“眼尾”注意着中央政府的态度，在未搞清局势之前，决策和执行都会慢半拍；其次，民主和问责声浪高涨，公务员不愿意被问责，做事变得谨小慎微，以往的殖民地官员早就熟悉如何“管理”民意，知道四两拨千斤，给人造成回归後执行力稍欠的误解；第三，少了个英国总督，来了个特首，中央又“井水不犯河水”，一些人开始以为香港要成为“三不管地带”，有人更忙於建立与中央沟通的渠道，对建制体系就自然少了几分尊重，政治混乱又如何会不成为常态？还有一个最根本原因，高级公务员缺乏政治视野，以往都是听命令做事，“港人治港”对他们来说或许只是政治口号，工作还是萧规曹随，“稳妥”一些为好，毫不意识到政治和行政都需要与时俱进，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角色和担当，在市民心目中，怠政懒政就成为治理品质骤降的结论。

政府施政最关键的是财政和经济政策，大多数民生争议都容易在这里呈现，因此，财政预算案的困局不能简单说是财政司司长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治理体系都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包括市民和中央政府。既然大家未形成改革的共识，亦没有什麽压力，倒不如延续整个政府和社会一直认识的理财原则来工作。这些财金官员心里恐怕在想，为什麽要承担市民不满意的责任，甚至说市民没有道理不满意。

过时又错误的财金思维

这个政府和社会都认同的理财原则是什麽？当然就是自由经济和市场具备神圣地位的信念。可惜这种香港依然当作圣经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北美都不再流行，原因很简单，行不通！关键就是在施政中它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不断制造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近年不断出现，譬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怀疑传统经济学在计算GDP（本地生产总值）时产生的误导，以为经济增长可以反映在民生和工资收入上，但现实是两回事。不少政治家都开始挑战“大市场、小政府”的理论依据，这次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提倡“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甚至有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是十年前无法想像的。反对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着名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次按金融风暴之後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成为最畅销书籍，甚至连《金融时报》着名保守派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都在呼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学必须重构。当然，这些声音不会传导到香港政府官员的耳中，估计陈茂波司长亦不会去研究这些振聋发聩的反思，大家对财金官员想必更不会寄予厚望。结论很明显，我们管理财政和经济的主导思想既是过时的，又是错误的。

很多人认为这种错误的源头是因为我们以往很成功，这是真的吗？摩托罗拉（Motorola）这家移动通讯业鼻祖曾经风光无限，回归时许多人依然用着它的手机，如今它已从我们的视野消失。类似的例子还有诺基亚（Nokia）。世界在变，不变就会被淘汰，这既是在说企业，也是在说理论或意识形态，放任的自由经济意识形态更是如此，因为它连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不如，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发过光，只是在一些书生和政客的口中像念经一样被传播着。每过一段时间就爆发的经济危机，赤裸裸地将其不足暴露在大家面前，从来没有休止过。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的公务员被很多人视为是专业的，然而，它究竟是什麽专业，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公共事务管理？就算是专业，也会因时而变，香港的医生连英国医生的专业都可以不承认，拒绝他们来港服务，公务员很专业究竟是指什麽就成为疑问。其实，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医生，当政治摆在面前，专业只会变成遮羞布，因为利益已经超越专业，与道德和责任对立起来。试想想，一个病人若面对没有道德的专业医生，心里作何感想？或者只能够在病床上怨命。而专业的财金官员却继续迷信资本主义的滴漏效应，偶然间派钱就以为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真是愚不可及。

有人曾经问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什麽不能用储备建立土地基金，例如用二千亿港元收购土地建设公营房屋，这也是《香港01》的倡议，就算用目前制定的最高农地价格，都足以买到一千八百公顷土地。陈司长认为用这笔钱买地毫无困难，而且值得考虑，自己却没有这种权力。当然，如此重要事情需要整个政府做决策，但他如果认为这是关乎香港经济利益的事情，会否极力促成？林郑特首早前被问到同样问题时，答案没有多少分别，用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陈腔滥调来搪塞，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己。运输及房屋局陈帆局长和发展局黄伟伦局长的回答估计会更有意思，他们分别负责土地和房屋，无法回答另一位局长的职责范围。这种回答亦算合理，因为政府确实是将土地和住房的工作分开，大家不要以为只会隔行如隔山，部门之间也可以摆得下一条黄河。

或者，香港的面包师傅不需要知道面粉从哪里来！事实上，香港的困局从来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太多，愿意带头改革的人看不见，动动嘴巴表达同情甚至帮忙流几滴眼泪的人或者找到几个。香港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只能够望着面粉填饱肚子，等待着每隔一段时间的派钱。可耻的是，派钱的人却经常说派钱不是办法，等着收钱的人听到这种说法，实在是哭笑不得。

香港很有钱　为何港人却很穷？

为什麽香港会被《香港01》笑言穷到只剩下大量储蓄？确实，因为不少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穷，但根据财政司司长的预测，五年赤字之後香港库房依然可以有接近万亿储备，毫无负债，试问这个世界有几个先进经济体可以这样？是政府不认为需要花钱吗？是香港有石油储备，用之不竭，所以财政如此富裕？其实，过去几年，政府通过派钱和减免税项已经耗费超过两千多亿，但却没有改变经济困局，连民望都无法提升，市民的焦虑就更无法减低。这一次派钱後财政司司长民望急升，但不到几天就打回原形。官员会非常磊落地说，我们不是为了讨好民意，而是在专心做实事，然而，他们在那里装傻扮懵吗？民望这麽快下跌，就是因为市民觉得官员不做实事，只知道派钱。可笑的是，就算是派钱，政府都做得难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显然不公平。面对质疑，政府现在又要研究如何补漏拾遗，这又是一个政府无能的典型案例。

一年复一年！如果是好事，大家不会介意，但如果是蹉跎岁月之事，我们又如何忍受？不少人笑言不如“一国一制”，至少大多数大陆居民不需要忧愁基本民生需要。但这种玩笑开不得，更无法实现。千万不要以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国家被香港人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它是中共认为真正能解决香港、台湾回归，保证社会繁荣稳定的最佳方法。如果发展到最後，中央在坚守“一国两制”，香港人却要走回头路，那就真是历史的大笑话。香港政府是否做得好，跟“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无关，而是与“港人治港”是否成功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能否管治好香港才是核心命题。香港人必须讨论香港要走一条什麽样的发展道路，而且要将社会的争议聚焦在这里，它不只是选举模式而已，必须包括我们要实行什麽样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其中特别包括产业和分配政策。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或者只懂得空喊民主口号，而不将具体问题解决，任由政客和官员予取予携，经验告诉我们情况对香港绝对不利。广义的民主包括人民对施政方向的讨论，而不只是探讨“真普选”。就好像不少人在争论香港是三权分立还是行政主导时，只着眼於抽象的政治理念，而忘了政治体制是否有效终究在於能否让社会继续前行，为市民解决住房、就业、工资、医疗、教育等议题，这些工作不需要等待做完政改才开始和持续推动。其实，最近西贡区议会争论一个公园应该起什麽名字而发生激辩就是很好的提示，该公园的建设其实已经停摆多年，大家不如先将公园建设好，市民用来歇歇脚，才去考虑如何做“招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