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武汉官员瞒报审查机构屏蔽信息导致疫情爆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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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暴发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染病上报系统，官员说该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不怕有人从中作梗。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电脑，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可以在传染病传播之前发现并控制疫情。而此次新冠病毒爆发，预警系统却没有起到作用。

医疗系统屈从政治干预酿惨剧

去年12月，当武汉的医生开始治疗一群患上神秘肺炎的病人时，理应自动进行上报。然而医院听从了地方卫生官员的指示，这些官员出于政治上对透露坏消息的反感，在国家报告系统中隐瞒了有关病例的信息——让北京蒙在鼓里，导致应对的延误。

中央卫生部门最初不是从报告系统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网上泄露了两份内部文件之后才知晓。

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后，地方官员仍然对病例的确认制定了很苛刻的标准，没有上报有助于揭示病毒人传人的信息。正是这种失误浪费了中国抑制疫情的时间，直到暴发为一场大流行。

“按照这个上报系统，应该报告到中国疾控中心，”参与建立直接报告制度的退休卫生官员杨功焕在接受采访时说。“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在1月中旬提前一周采取积极行动，本可以使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专家。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早三周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就可能预防该国95%的病例。

“（我）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去年12月发现病例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采访时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倒回来该多好。”

中央领导层将责任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包括他们对警告他人病毒风险的医生进行训诫。中央迅速将两名卫生官员以及湖北省和省会武汉的党委书记撤职。

如今，对医生、医学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泄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国媒体的调查，都揭示了政府的严重过失：一个旨在保护医疗专业知识和感染报告不受政治干预的系统，是如何屈从于干预的。

审查机构屏蔽重要疫情信息

当早期预警系统失灵时，其他人试图填补信息的空白。医学界找到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提醒他人，比如在互联网上公布政府指令和医院报告。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媒体罕见地大幅提高了透明度，做了大量工作来揭露问题，但审查机构关闭了这个窗口。

政府承诺要修复疾病监测系统暴露出的缺陷，但它在SARS之后也曾做出类似承诺。现在，新一轮修复医疗体系的行动，也可能在政治等级制度下步履维艰，导致专家——医生，甚至公共卫生官员——不愿与地方领导人较量。在中国，政治往往最终凌驾于为防信息流动受干扰而制定的保障措施之上。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12名医学专家在一份关于该流行病的研究报告中说，最初几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

就在去年，卫生官员还显得很有信心，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遭遇SARS那样的危机。

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一次传染病暴发演习，展示了自SARS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给中国造成巨大创伤后政府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8200名官员参加了在线演练，官员们迅速测试他们能多快、多有效地追踪、识别和控制病毒，包括通知北京。

中国防御体系的核心是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该项目始于2004年，旨在防止SARS疫情的重演。当时，缓慢、不完整的上报，加上地方领导人不愿分享坏消息，导致政府应对的延误。使用这个系统，北京的卫生官员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来自医院或地方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如果有医生诊断出霍乱、肺结核，乃至难以确诊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等会令人担忧的感染，官员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发现警报信号。

自武汉暴发疫情以来，一些医生表示，他们不确定如何报告早期病例，它们不属于标准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当病人对常规治疗没有反应时，对缺乏了解的传染病仍然可以被记录为“未知病原的肺炎”，或不明原因的肺炎。

中国卫生部门多年来反复提醒医院注意此类异常情况。“很多传染病在不知道病原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退休官员杨功焕说。“这是在疫情处于萌芽状态时捕捉它的方法。”

疫情初期武汉市领导试图内部解决

有干咳、高烧和无力症状的患者蹒跚入院求医，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最早注意到这些令人不安的特征的医生之一。CT通常显示肺部严重受损。到12月底，武汉当地的疾控中心接到了医生忧心忡忡的电话，提到这些奇怪刁钻的肺炎病例，病例似乎有许多出自华南海鲜市场。医生理论上可以直接报告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医院也要服从于中共官僚。久而久之，对于棘手的传染病的汇报，医院往往会听从当地卫生部门的话，显然是为了避免让当地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和难堪。

这种顺从在平常可能无关紧要。但现在，这让武汉官员控制和歪曲有关该病毒信息的突破口。

上个月由身份不明的吹哨人泄露到网上的一份官方内部报告称，截至12月30日，该市地方疾控部门已录入25宗此类病例。这份简报是武汉市首次试图了解病例的分布广度，列出了自12月12日起的患者信息。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显然决定不使用上报系统，”研究中国政策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显然他们试图要在省内解决问题。”

疾控中心病毒学家邵一鸣在接受中国的《财新》杂志采访时说，武汉市的领导人似乎以为，这种暴发会像短暂而局部的禽流感一样被扑灭。

邵一鸣说：“这种思维惯性可能造成了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使我们丧失了尽早采取围堵策略、告知公众应自我防护的机会。”

谣言和泄露的文件开始在网上传播后，疫情的消息开始传到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根据曾为国家疾控中心辩解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所说，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现了网上传播的信息并拉响了警报。该中心命令专家组赶赴武汉，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最初的一些病例最终于1月3日输入了原本用于早期预警的系统，而这对于早期预警来说已经太迟了。

武汉官员限制医生提交病历瞒报疫情数据

中央政府介入后，当地官员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传染。“他们说（患者）病情比较轻，跟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一个发病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9日访问武汉的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说。“说得很轻松。”

在幕后，武汉官员加紧限制疫情暴发中统计的感染数量，为医生提交病历制造了障碍。

根据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份泄露报告的描述，1月上旬当地官员告诉医生，病例必须由官僚监督机构确认，最重要的是要有省市卫生部门的确认。

泄露报告说，武汉市某区疾控中心官员在1月3日告诉医院负责传染病例上报的医生：“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

根据一份诊断指南的副本，从1月3日开始，武汉市卫健委为正式计入疫情的确诊病例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该指南可能是由医护人员泄露给中国媒体的。规定称，只有在患者去过该市场或与另一名患者有密切接触，才可以计入。这排除了越来越多的与市场没有明确关联的类似病例。

在1月上旬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官员坚称没有新增确诊感染，尽管武汉的医生和来访的专家怀疑危险的人际传播正在蔓延。在前往武汉并从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说情况后，曾参与识别SARS的疾病专家钟南山也对武汉官方的乐观态度存有怀疑。

他和其他专家于1月19日完成了对武汉的评估，确信该病毒已经具备可怕的威力，并在北京的会议上向高级官员传达了他们的警报。

“专家组所有人都反映说，事态严峻，”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对《财新》杂志说。“一定要立刻采取防控措施。”

在数周无新增病例报告后，武汉市政府于1月18日公布了四例新病例，接下来的一天17例，再接下来是136例。

四天后，武汉被封锁以控制病毒传播。

在那时，冠状病毒已经导致26人死亡，800多人患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4月3日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5.1万，治愈人数20.8万。虽然有记录的确诊病例是100万，但实际数字据信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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