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实在是憋不住了，连发了几条微博。实在为方方感到委屈。看了她那篇自我解释，我已经有点要哭的感觉。不是仅仅为她，是为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别太难看了，这是历史啊。我们还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下面将那几篇微博照录如下，个别地方做点文字修改。

一

其实，我们很多的分歧和撕裂，是因为缺少一种共情的能力。评论方方的日记，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氛围。我只能说我自己，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武汉就是愁云惨雾、暗无天日，甚至有点世界末日的感觉。那时候能做的是什么？一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包括亲友。二是在所在的群里转一些防疫的知识，还有一些轻松的内容，包括自己拍的照片，目的是想让人们放松点，甚至在我做群主的群里，明确规定，不许发沉重的、凄凄惨惨的内容。三是在微博上，发点声，包括对海南抗疫的建议（据说海南省有关部门和领导还很重视）。也包括为那些物资短缺的医院呼吁，为不能入院的患者呼吁。特别是后者，来得及核实吗？来不及。如果真有假消息，真有人后来指责我，我也只能认了，当时真顾不上，也不可能核实去。后来有人说，孙老师，你帮这个转了，对其他人不公平。这时我也不知怎么办了。确实，转了这个，对那个不公平。但不转，良心受不了。我之所以说上面的话，是希望人们能把方方的日记放到那个氛围中去感受，别用现在的云淡风轻，来指责日记的凄凄惨惨负能量。

二

关于方方，她为什么要写日记？其实我不愿意揣测别人的动机。但这里还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为她委屈的地方。我和方方是同龄人，身份地位也有点相近。当然我没有她的厅级还是副厅级待遇。正因为如此，能够将心比心。我只能猜测，作为一个65岁的易感人群的一员，又在疫区的中心，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甚至，这一次能不能挺过去，这样的问题，我想方方可能都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写日记是为了出名，为了挣钱，我想，从最恶意的角度想，这种动机即便是有，也不会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驱使一个人写下去的，要么是不写太难受，要么是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不用这么高大上的语言来说，为历史留下点记录，帮沉默的人发发声，甚至对自己认为是弊端的东西进行点抨击，这样的冲动可能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文人的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为方方感到委屈。我不知道她想为之发声的人与现在咒骂她的人有多大的重合度。如果这个重合度有点大的话，我只能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丑恶的一幕。没有过的。

三

有人在攻击方方日记的时候，一口一个你造谣。咱们就按比较好证实的失实的标准来说吧，你找出了几个？一个是手机照片吧，那个确实可能是误传（其实是日记中也没有照片）。这个事，我原来也说过，方方后来的处理也不好。一个是护士死亡的消息（方方第二天就道歉了，处理得无可挑剔）。还有一个是医院的屋顶。这几个事被人们翻来覆去重复了无数遍了。各位，那是六十篇几十万字的日记啊，你那么多的人反反复复总共就找出这么几个失实的地方来。你是夸她写的真实吗？是说她比那些大的媒体还强吗？还有人说，她记的都是道听途说，这个是听谁说的那个是听谁说的。不错。但是你得知道，不同的人，朋友圈子是不一样的，消息来源的质量不一样的。方方从那些院长、专家、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和你从买保健品的老头老太太那听到的八卦不一样的。你挑了这么长时间没挑出几条毛病，还不明白吗？还不能证明那些消息的质量吗？

四

有人还在这纠缠为什么在国外出版。这个问题我原来说过不止一遍。首先，外文版封面、题目、序言有问题，方方有失察之责。第二，如果是我，我不同意现在出版。但我说不同意现在出版，不是说不应该出版，而是说容易造成误解和争议。但出版的过程和程序是复杂的，这我是知道的，可能有的地方也不是方方能把握的。现在既然出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人说，这是给敌人递刀子。我只想说一句，除非敌人是像你一样的蠢蛋，才能把那当作刀子。你有什么证据说被敌人利用了。如果说，在民间会造成一些对我们的不良印象，这倒真有可能。但是，第一，能造成印象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因为写出来了。第二，得书出了，人们看了啊，才会有副作用啊。8月份才出呢。前两天，有个小留学生和我说，他在街上被吐口水了，这和方方日记有关系。我说，你说有关系，你拿出证据啊。他说，那你拿出没有关系的证据啊。还留学生呢？那脑袋就是用来吃饭的吗？如果有一天你真被歧视了，也不是因为方方日记，而是因为你太蠢。

五

下面这一段实际上是回复了。

有人写了这么一条评论：如果她真是忧国忧民，为何出版后不宣传将所得版费捐给武汉当地失去父母的困难儿童岂不更好？

我回了一段：你面临灾难的时候需要别人为你发声，发完之后撕咬人家，撕咬完之后说你得把发声的稿费捐出去。这得无耻到什么程度能说出这话来（实际上，方方早就表示要捐出这笔稿费）？

作者简介：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