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走后，又来了《中国标准2035》（组图）

继备受争议的中国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淡出视线后，中国又在筹划并将于今年推出下一代的全球标准—《中国标准2035》。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15年蓝图，将涵盖人工智能(AI)、电信网络和数据流通等被视为定义未来十年的全球技术领域。专家表示，此举可能会对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权力产生广泛的影响。

今年3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文件。这份文件从五个方面共117点提出2020年中国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深化标准化改革，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参与国际标准治理，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和加强科学管理，提升标准化治理能效。

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的联合创始人艾米莉·德拉·布鲁耶尔(Emily de La Bruyere)对美国商业频道CNBC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由新的技术体系和网络和技术定义的时代，而这些方面的领先者还没有确定，这给了中国决定这一点的机会。”

2018年1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红在第十届电子信息产业标准推动会上表示，该部门正会同中国工程院和其他国家级智库开展标准化战略研究，制定推进标准化战略的行动纲领《中国标准2035》。中国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表示，将推动物联网、信息技术设备互联、太阳能光伏等领域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推动国内外标准接轨。

制定行业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的技术和产业都有定义其工作方式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互操作性的标准。互操作性是指两个或更多的系统共同工作的能力。

例如在电信行业，下一代无线通信技术5G的标准需要多年的规划和开发。技术标准是通过行业机构、专家和公司之间的合作而产生的。这些技术规范被采纳并整合成标准，从而确保了标准尽可能地统一，以提高网络推广的效率。

传统上，美欧的主要科技企业都参与了行业的标准制定。但在近几年来，中国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新华社2018年报道，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红表示，这是中国 “超越 ”世界其他国家的机会。他当时的说法是，“许多下一代技术的专利和技术标准尚未形成。”

但北京研究和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的合伙人安德鲁·波尔克对CNBC表示，中国经济的一大弱点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以标准化的常态化方式跨越时间、距离和空间发生的。他说，“(中国标准2035)是国内的迫切需求和提高自身经济绩效和效率的需要，以及他们希望在国外树立标准的愿望，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形象上来说，都是一种结合。”

在5G领域，中国的华为是5G网络设备的领军企业之一，也在标准制定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根据知识产权分析公司IPlytics的数据，华为拥有与5G相关的专利数量最多，并且领先于其最接近的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

此外，华为还通过一个被称为3GPP的行业机构，成为制定5G技术标准的关键部分。该组织将寻求制定全球蜂窝网络标准的标准组织聚集在一起。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对CNBC表示，制定标准对塑造技术未来的竞争和格局有重要影响，不仅会决定商业后果，也会塑造出对企业有利或不利的架构。

中国力推《中国标准2035》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备受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并成为美中爆发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美方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通过大规模政府补贴、不公正保护措施和窃取外国知识产权来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在2025年时，让中国从“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并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

2018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部分商品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同年5月，特朗普政府再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时，其公告直接指明被征税的很多产品跟“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技术有关。在那之后，中国官方和官媒刻意淡化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

《中国标准2035》的出台同样引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警觉。有业界人士指出，中国有意通过标准制定获取关键数据，中国政府定义的技术和技术标准越多，相关数据就越会受到中国政府各种数据本地化和访问政策的制约。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原定于4月末举行一场题为“中国模式？北京推动全球替代性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但由于新冠疫情而不得不推迟。

到目前为止，专家和美国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挑战美国的实力。

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亚洲政策高级主管纳奥米·威尔逊(Naomi Wilson)3月份向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书面证词中说，“虽然中国的参与和政府的参与增加带来了一些程序上的挑战，但这并没有造成不应有的影响，也没有使竞争的天平向中国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