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了，为什么赌王还能娶4个老婆？（组图）

5月26日，澳门“赌王”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最初的悼念后，网友们的关注点迅速转移到他5000亿的家产该如何分配上，新媒体人则再次梳理起他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何鸿燊一生迎娶4位太太，孕育17名子女，其中为赌王生下五个后代的二太太蓝琼缨，嫁给赌王时才14岁。

在奉行一夫一妻制的中国，赌王一家显得落后、守旧且充满神秘感。

赌王一家的相关花边新闻也向来为众人所乐道，此前名模奚梦瑶被赌王与第四位太太的儿子何猷君求婚一事，就吸引了大批吃瓜群众。

可是，赌王家族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一夫多妻的现象还在延续吗？

一、“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

在文化人类学中，一夫多妻是指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于一位妻子的婚姻习俗。一夫多妻制下，有平妻制（指一夫多妻制度下有多名正妻的情況）、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多妾等形式。古代中国主流的婚姻形式，便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尽管一夫一妻制是现在大多数国家法定的婚姻制度，但明确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仍有不少，如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也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

前不久，美国犹他州一项正式生效的修正案，就将一夫多妻“去罪化”，已婚人士可接纳额外的配偶，只要新配偶自愿加入。

明确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和非洲，主流信仰是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国家，“一夫多妻制”被认为是“古老传统”而得以保留。

据媒体近期报道，安哥拉一位73岁的“大老爹”病逝，他生前一共迎娶了40多位妻子，留下281个孩子，孕育了250个孙辈。光参加葬礼的直系亲属，就有近500人。

在马来西亚，有华人团体领袖还曾提议，让当地华人跟穆斯林一样奉行一夫多妻制，扭转华人人口比率下降的趋势。但质疑同样不少，不少网民指出，当地华人生育率低是因为养育孩子不便宜，不是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可以解决的。

马来西亚当地的穆斯林可组建多妻家庭

祖鲁族出身的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结过6次婚，78岁高龄仍拥有4房妻妾。在南非的祖鲁人虽然已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依然保持了一夫多妻制的传统。

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和他的妻子们

在港澳地区，由于英葡殖民时期的民法沿袭了《大清律例》，当地华人可以根据律例纳妾或休妻。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着手推动婚姻制度的改革，1971年通过了《婚姻制度改革条例》，才在法律上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清律例》被正式取消，“纳妾制”改为不合法。但香港法律承认律例废止前登记的婚姻，因此至今仍有一夫多妻的例子。

不过，即便是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和地区，一名男子在法定婚姻之外拥有众多情人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这些行为往往被称为婚外同居、“包二奶”。男性或公开或秘密地与情妇来往，甚至与她们生子。

这种供养婚外情人，生育非婚生子女的情况，可称为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所谓“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赌王何鸿燊，除了拥有合法的一妻一妾外，就还娶了两位无法律关系的姨太太。

赌王和家人们

经济因素在这种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中影响很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与内地收入消费差距极大，香港低收入的工薪族用较低的花费，就可以在深圳包养内地女性。

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部分村落由于住满二奶，被称为“二奶村”。包二奶造就了“绝望的主妇”等社会问题，成为一时热议。

尽管有公益人士一直在呼吁相关法律监管，但时任香港大法官邓国桢的一番话，可窥见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

邓法官说：“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上，男人可以包二奶，可以有情人、情妇，也可以与她们生儿育女，这些都是合法的，无需法例监管。”

二、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为避免继承关系混乱，“一夫一妻制”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但贵族、士绅、富商这些特权阶级可以纳妾，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妻与妾的身份地位，差别甚远。所谓“聘为妻，奔为妾”，妻是正式配偶，须明媒正娶、三书六礼。妾出身低下，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其家庭出卖为妾，成为夫家的一份财产。

《红楼梦》中的平儿即是妾又是丫鬟

纳妾也不需要举行婚姻仪式，一般由妾向妻斟茶，喊声“大姐”就行了。一旦女子卖身为妾，去留就全凭夫家的好恶。

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待遇也有显著区别，前者称“嫡出”，后者称“庶出”，前者才具有正统法理的继承权利。

嫡是指正妻及其所生子女，庶指正室以外的女性（包括妾、婢妾、情妇等）及其所生子女

当然，一夫多妻只是少数男性的特权。在古代中国，一些贫穷的乡村地区，一妻多夫很可能是更为普遍的现象。

在《清代的一妻多夫制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介入》(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一书中，作者揭示了18-19世纪，一妻多夫和卖妻现象在底层社会的流行。

由于贫困、男女比例失调（溺杀女婴的情况并不鲜见）、人口高速增长、耕地资源紧张等原因，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男性，通过共享有限的女性“资源”来满足性生活。

士大夫精英阶层制定的性别秩序，从根本上无法与底层人民的生活需求相契合。贞洁崇拜、性别隔离等儒家意识形态，对底层社会的穿透其实十分有限。

在男多女少的背景下，女性被物化甚至明码标价。但作为农村社会的稀缺性劳动力，她们可以通过一妻多夫这种另类的家庭组合方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他男性的议价能力。

贫穷的农村男性，通常以结拜兄弟或入赘的形式，共享一个妻子，并让她作为共同财产的管理者。

到晚清时期，一夫多妻制，连同吸食鸦片、缠足等，被视为旧中国衰朽败落的象征。扭转这一性别关系，成为现代化工程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男女平等思潮逐渐兴起，但社会风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精英阶层纳妾之风依旧盛行，狎妓、逛窑子等“风流经济”蓬勃发展，甚至成为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

在纳妾盛行的背景下，民间依旧沿袭清代兼祧习俗，将妾视为正妻。京剧名演员梅兰芳先娶王明华。1921年，以兼祧名义娶福芝芳。1927年，再度以兼祧名义娶孟小冬。（注：兼祧，指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

福芝芳与梅兰芳及儿女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中华民国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致力于向国民做出“提升女权”的表态。

尽管国民政府声称从法律上不承认“妾”的存在，但《民法》最后的落脚点，也仅仅是取消了“妾”相对于“妻”的仆从作用，并认可了“妾”的家属身份——对落实一夫一妻制没有更多的推动作用。

1935年，国民政府修订《刑法》后才规定，未得到妻子认可的纳妾行为，可视为通奸。

三、一夫多妻与男性气概

事实上，只有等到中共建国后，才真正从法律和社会生活两个层面，禁绝了“纳妾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正式公布，这份法案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正式废除了多妻制，禁止重婚、纳妾等“陋俗”。

1949年到1976年，当时的政权追求严格的性规范：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是“禁忌”。

由于从就业单位到邻里之间的密切监督，非婚性行为受到了高度监控和压制。那些被发现有婚外情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府认为男性有责任维护性道德，而这一任务曾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比如旧社会为女性设立的“贞节牌坊”——尽管也有男性忠于伴侣的例子，但受性道德普遍约束的还是女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式的一夫多妻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东莞制造业厂区，男性工人轻轻松松就可以脚踩几只船。“一个同居，一个恋爱，一个情人”，女朋友少于两个，还会被笑话。

查处官员贪腐，情妇也成为重要突破口。所谓情妇反腐效应，可窥见这一现象的流行。

一夫多妻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对性行为控制力度下降有关，但促使大量中国男性进行婚外性行为的原因背后，寻求表现“男性气概”可能是原因之一。

表现“男性气概”有几个方面。首先，一个男人要坚持传统婚姻、家庭、父权、孝道等结构所定义的规范角色；其次，他还要维护家庭之外的同性社会关系。通过同性社交网络，男人们进一步拓展人脉，寻求职业发展，积攒个人财富。

而社交场所，包括餐馆、卡拉ok厅、桑拿房和妓院，在这些情况下，购买女性的性服务是标准化的流程，并被视为生意场上男性之间互建信任、巩固关系的重要因素。

图/《女囚七人》

对于一些精英男性来说，坐拥三妻四妾，就跟拥有豪宅、奢侈品、限量版汽车一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作为丈夫和儿子，他们需要履行对妻子和父母的责任。但作为成功人士，他们也需要通过包养情妇，来向其他男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两者似乎并行不悖。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妈宝男”罗志祥，同时也可以是出轨成性的“炮王”了。

同时，搞婚外情属于私德层面，并不影响男性作为国家忠诚主体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礼数的道德范畴内。因此，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都植根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中，从未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但通过包养情妇来炫耀“男性气概”又是否合理呢？恐怕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受其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