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的左右斗争：美国示威的压迫与反扑（组图）

自从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后，美国便鲜有今日这般规模的示威。回顾52年前的事发脉络，彼时美国黑人失业率高达30%，加上遇刺这条导火线，最终导致革命之火在全美蔓延。

然而现下的“Black Lives Matter”（BLM）骚乱虽也起于种族情绪，却在各种元素的推波助澜下，朝向意外的彼岸狂奔。首先是数字时代的媒体崛起，将白人警察跪杀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完整画面全球播送，导致示威浪潮冲破国界，几乎袭卷欧美全境，颇有当年越战影像激发全球左派上街的既视感。

此外当今骚乱的思潮力道已与政治正确相结合，上升至历史清算层面。综观示威的初始要求，大抵围绕在反警暴、消弭种族歧视、改善阶级不平等上，看似是2013年便有的BLM运动之延伸，结果却远比其激烈。此次人们不仅推倒了沾染殖民色彩的伟人雕像，更下架涉嫌种族歧视的影视作品，甚至检讨起“黑名单”（Blacklist）等词汇之存续。

物极必反，上述举措在跨越某道边界时，也点燃了保守派怒火，渐失风行草偃之态。如今人们口中的BLM恰似抛于掌中的硬币，一面是拨乱反正的历史检讨，一面是矫枉过正的进步霸权，往复争辩下，左右对立重浮水面。

被视为“退步”的左派

BLM发展至今，不仅袭卷西方“伟人”的历史定位，也引发针对艺文作品的“文化清洗”，例如《乱世佳人》便因“美化蓄奴制”遭到下架。而也约从此刻起，沉默已久的右派开始反扑，在倒下的雕像群中发出怒吼。其一来认为BLM运动矫枉过正，简直将黑人奉为至高无上、不容冒犯的存在；二来批判BLM运动将某些黑人个体的悲惨处境，错误归结到广大白人与社会结构上，却全然不检讨黑人自身责任。

倘若抽离BLM脉络，上述思维其实似曾相识。2015年，英国社会活动家马基德·纳瓦兹（Maajid Nawaz）便以“退步左派”（Regressive Left）一词，形容某些自诩尊重多元价值、奉行文化相对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其只看见保守主义的缺陷，却无视伊斯兰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只谴责伊拉克战争等国家暴力，却避谈穆斯林对欧美平民的圣战恐攻。

此词一出，随即受到西方右派知识分子的大量引用，成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语。虽说“退步左派”的原始用意，在于谴责某些左派对伊斯兰的浪漫化论述，以及名为尊重、实则裹藏东方主义的虚伪包容；但在人们广泛使用后，其指涉范围逐渐扩大，如今已是右派对左派进行无差别攻击的常见术语。

上述角色转换历程，恰似中文语境里的“白左”，此词原本意指白人中的共产主义者，却在引用语境发生变化后，演化出“无知自由派”的意涵；无独有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上，特朗普（Donald Trump）阵营的支持者也发明新词“Lunatic Libtards”，用以暗讽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支持者全是“发疯的自由派混蛋”。

从口出退步左派、白左、Libtard到质疑BLM，上述现象展演了思潮对峙，即右派受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确压抑多年后，屡屡奋起的间歇性爆发。

教条化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历史并不长，此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为平权运动与左派学运的产物，提倡平等待人、保障少数，并在20世纪的后30年内，由西方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扩散为社会整体的道德共识。

然而，在选举动员的催化下，某些话语成了摧毁选情的政治禁忌，“政治正确”因此渐沦教条主义禁脔，坠入了极端深渊，最后不仅摧毁平等主义的核心理念，也为社会对立埋下伏笔。

近20年来，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确成了话语霸权，并以锐不可挡之姿，袭卷了政治、媒体与知识界。综观如今西方社会，但凡议题涉及性别、族裔、信仰与难民，往往可见左派以“尊重多元”、“进步价值”等理由，要求右派不得发言，并将许多不同己见者，贴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外、恐同、恐伊斯兰等标签。

然而，在这段近似整风的过程中，被贴上标签者所要承受的重负，往往超出标签本身，许多人恐惧网络围剿，干脆一言不发；有些人因遭断章取义，被迫承受莫须有的骂名；少数人则因此失去安身立命的工作。

自由左派的政治正确虽以平等为愿景，也确实将人类整体带往解放方向，然而其实践过程却重复许多共产政体、甚至是法西斯政权的逻辑：在迈向幸福之路上筑起新的压迫高墙。如今幸福之路或许未竟，但高墙显然已是某些右派群体的革命目标。

右派的复苏

从难民危机到反对BLM，右派近年声势渐起，背后原因除有对左派政治正确霸权的反动，也蕴含了对西方结构性危机的焦虑。

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西方被迫面对自己渐失话语权的事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民众的文明自信更是日益低落，欧洲整体除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没能跟上信息产业革命的队伍，经济也难有起飞契机，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欧洲”；美国也没能维持冷战后一超独霸优势，反而深陷中东反恐战争泥淖，平白损耗自身的软硬实力。

除此之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长加剧阶级分化，促成金融、信息产业等新技术权贵崛起，反观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水平却持续下降。放眼西方，一般民众除肩负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的重担外，还得面对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政治腐败等沮丧日常，2010年起又因阿拉伯之春涌入大量中东难民，让社会的不安与愤努上升到全新高度。

首先，难民抵达欧洲后，能享有医疗、住宿与教育补助，无形中会激发本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殊异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也让双方摩擦渐生。此外近几十年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加剧，欧美各国屡遭恐袭，从纽约、柏林、伦敦到巴黎，各大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先后沦陷，此般情状又恰与难民潮相重迭，西方民众的安全焦虑已然逼近临界点。

然而面对上述经济、政治与文化危机，西方的传统政治精英普遍没能作出有力回应，不论是调整社会再分配，或是缓解国内的安全与文化焦虑，精英的麻木无能只能不断替右派论述添柴加火，使其茁壮为跨越国界的思潮运动，最终促成了右派领导人崛起。而后者为求选票，又会不断诉诸极右政见，由此导致政治论述的对立与极化。

综观如今的BLM发展，右派虽有反抗，却是少数；左派虽受挑战，依旧不断前行，但双方互动恰似马蒂斯（Henri Matisse）笔下油彩，色彩鲜明而不互容。左右斗争历史漫长，也各有正当性，但如今双方自陷极化议程、互贴标签，不仅模糊焦点，也无助解决人类最现实的困境与危机。长此以往，终究是政治口水解不了生存之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