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什么都没有味道”“没有呼吸机只能走十几米！新冠痊愈患者自述那些可怕的后遗症（组图）

根据RKI的数据，德国目前有5200例现存病例。最近几天的新增感染人数都少于500例。这似乎让人感觉德国距离疫情结束不远了，北部各州已经蠢蠢欲动打算取消进店购物必须戴口罩的政策或者改强制戴口罩为“建议戴口罩”了。

德国有许多的轻症状感染者甚至无症状感染者，而那些重症患者“痊愈”后的生活，鲜有报道。近日《世界报》报道了两位感染了新冠的老人，他们谈起了生病时的折磨，以及一系列的后遗症对生活的影响。

01

约瑟夫·哈姆：6分钟我只移动了13米

60岁的约瑟夫·哈姆（Josef Hamm），在3月中旬被确诊，他昏迷了2周，有三次一度被认为要死了。但最后成功战胜了死神。

不过康复以后他感觉自己完全不是过去那个人了。他瘦了25公斤，至今离不开吸氧仪器，还有一些后遗症将伴随他的余生。

“3月20日的晚上我开始发低烧，家庭医生在电话里说37度、38度太低了，不是新冠病毒，大概是普通流感吧。那个时候新冠疫情还没现在这么普遍。听他这么说我就躺到床上去了，吃了几粒阿斯匹林和止痛药。

8天以后，我不行了，简直撑不下去了，我女儿帮我叫了急诊，然后根据涂片分析，我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很快我就被送进了ICU。

在ICU我呆了18天，其中16天是处于昏迷状态，他们后来告诉我，两侧肺都有肺炎，完全性肾衰竭，要依赖透析。气管被切开。最高烧到了41度。脚上出现血栓。有三次我差点就死掉了。不过还好最后我还是挺过来了。

虽然我活过来了，但是一切都还未过去，我瘦了25公斤，减掉的都是肌肉。刚康复的时候甚至都不能正常说话。不过还好我有过一次类似的经验

28年前我曾经得过一次脑脓肿，半边身体都瘫痪了，话也不能说，那时我在家大概呆了大半年，医生说这次差不多也要休养这么久的时间。

在医院呆了4周之后，他们送我去了复健中心，一开始我只能坐轮椅，康复测试时6分钟我只能走13米。

复健结束时我大概能走300米了，但还是要带着吸氧瓶。如果不吸氧我大概只能走10～20米左右吧。

我两边的肺都萎缩了，要慢慢锻炼恢复，可惜我不是大力水手，吃个菠菜就能重新恢复肌肉了。至于其他后遗症，目前还不知道。

对了，我的味觉也失灵了大概4～6个月，然后膀胱也失灵了，所以要每天穿尿布。但又不能不喝水，不喝水对肾不好，喝了水又会都漏出来。

虽然我现在拿了残疾证，也可以退休了，但其实我还是想回去工作。我是我们公司的装修部工程师，空调啊，暖气啊，我负责的事还有一大堆。

那些小看新冠病毒的人让我很生气，虽然不是每个人的后遗症都像我这么严重，但上次有人竟然跟我说是不是我们都太重视新冠病毒了。于是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

我们康复中心还有大概20多个人，也跟我一样，五六十岁，没有别的慢性病，也不抽烟，但是都病的很重。

我看到现在常常有人上街抗议防疫措施，他们也许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得过，所以他们还以为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在床上呆个两三天而已。”

不过，哈姆还是很乐观的，他希望说不定自己可以回到像过去那么健康，然后一直活到100岁。

02

马琳·奥尔特：吃不出东西的味道，呼吸仍然困难

58岁的马琳·奥尔特（Maren Jonseck-Ohrt）是汉堡的首批新冠确诊病人，当她前往滑雪度假时，还以为新冠病毒还远得很，以为那只发生在中国。然后回来时她就确诊了。现在她要说说她经历的那些事，以及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味觉失灵，感觉不到味道，吃什么都味同嚼蜡；呼吸困难，爬楼梯时感觉自己像80岁的老人。

3月7日，奥尔特和家人前往瑞士度假，那时很多欧洲人还认为Covid-19只是中国的问题。尽管此时汉堡大学医院的UKE的一名儿科医生已经被确诊为阳性，但我们全家的瑞士行程是很久前就定下来的，是一家人的“白雪梦”。

度假的第四天，梦被打碎了，她的丈夫感觉很不舒服，起不来床，浑身发冷。那时家人还以为是得了流感，毕竟这在雪山度假非常常见。

到了第五天，奥尔特的女儿也觉得很不舒服了，此时新闻开始播报病毒在欧洲传播，瑞士多地关闭滑雪场的消息，一家人才开始感到感到很害怕。

回到汉堡以后，她打电话给保险急救，但一直占线中，当终于有人来给她做病毒检测时，才发现名字都写错了。

病毒样本取走后，很多天都没有消息，感觉越来越差的她不停打电话询问，但工作人员却一直回应说还没找到结果。后来才知道，样本阴差阳错被检查了2次。

直到5天后，一名员工打电话告诉她全家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要开始隔离。

一般来说隔离期间不许外出，会有医生前来探诊，但一直没人来。家庭医生在电话里建议他们吃点维生素。保险公司告诉她，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她肯定能痊愈的。

但那时她已经感到呼吸困难，发高烧，她回忆那时候吃什么的味道都像橡胶轮胎。然而保险公司却依然坚持让她们不要去医院。

一个半星期以后，一家人的状态越来越差，奥尔特那时开始想，要是在隔离期间死掉了怎么办？没人会发现她们的尸体的。

后来女儿拨通了消防队的电话，奥尔特回忆说，“我那时还劝她不要打，因为我感觉我们好像还没病重到有资格叫救护车。”

来到医院以后，医生捶胸顿足，问她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医院。

奥尔特是最早的一批病人之一，很早就被感染，那时新冠病毒的影响力在德国还很被低估。这让奥尔特觉得自己成为了反应迟钝的卫生系统的受害者。

奥尔特慢慢痊愈了，但是后遗症仍然在影响她的生活。一大后遗症是味觉仍然失灵，她现在无论是吃冰激凌、小熊糖、黑咖啡还是酸奶都是一个味道---没有味道。她表示这种情况也是慢慢在好转，希望有一天可以尝出她最爱的小熊糖味道。

另一个后遗症是呼吸仍旧困难，她说上下地铁站楼梯时喘得像80岁的老人。

“指示朝令夕改，家庭医生过分要求，热线电话长期占线，今天德国的抗疫被世界认为是榜样”，但奥尔特认为“德国抗疫在一开始一团糟”。

她认为最早一批患者应该和她有一样的感觉，隔离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得不到治疗让人感觉很不安。“我从没感觉到这么无助过。” 她说道。

奥尔特是在汉堡政府工作的一名地理学家。她表示对这座城市如何运作一清二楚。所以她批评那些本可以防止病毒扩散和保护人民的系统。她认为卫生部门在刚开始完全是乱作一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