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警钟 从俄罗斯远东传来（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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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11日至今，在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Khabarovsk Krai）多个城市持续爆发示威活动，抗议地方长官富尔加尔（Sergei I. Furgal）被捕。截至本文发布前，俄罗斯远东抗议活动仍在进行。

据地方媒体报道，哈巴罗夫斯克市有约三万人上街示威，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2019年夏天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要求民选议员的抗议活动类似。

然而，这些离首都七千公里的示威与莫斯科抗议活动不同的是，示威者不是普京（Vladimir Putin）经常批评的“受外敌影响”的城市青年，而是印象中原应最支持普京的普通俄罗斯人民。

陈年旧案为何重提？

作为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不隶属于执政党的行政区领导人之一，富尔加尔于7月9日被捕，罪名是近20年前的谋杀罪。为此生活在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的数万俄罗斯人于7月11日涌上街头，要求释放长官。

富尔加尔2018年当选时，击败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的候选人，被外界视作对力求增大在远东影响力的普京政府的一大挫折；他在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享有良好的声誉。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似乎不太关心富尔加尔无辜或有罪，人们愤怒的是，自己民选的领导人而今竟然因为一则被忽视了20年的罪名而罢黜。

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底刚举行的2020年俄罗斯修宪公投中，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选民的支持率仅为62.28%，对熟悉俄罗斯政治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低位，事实上也确实远低于全国78.56%的支持率。

在示威现场影片中，可以看到抗议者拿着富尔加尔的照片，高喊“释放富尔加尔”、“莫斯科滚开”、“普京下台”等口号。

“乱世用重典”：蛮横的普京？

时隔多年后，富尔加尔以这种罪名被捕，无疑会被广泛认为是“莫须有”的政治操作。这不是普京政府第一次被指责利用法律来实现政治目标。

2000年至2004年，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对俄罗斯权贵层之间泛滥的逃税、绑架等罪行展开大规模行动。但在一系列安全部门展开的调查和法律攻击过程中，也包含了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很多人看来，考虑到彼时俄罗斯混乱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面对猖獗而贪婪的寡头群体，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所谓“治乱世需用重典”。但在同样很多人及譬如萨卡瓦（Richard Sakwa）等政治学家看来，这些法律手段既是普京行使他权威的一种方式，也是警告所有寡头的方式：他们只有明确支持普京政府，才能避免被捕、维持自己的权力。

↓↓↓ 富尔加尔被捕的影片（来源：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

自那时以来，这种近乎“蛮横”的做法一直是俄罗斯中央政府时而使用的手段。《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人们过去或真实或捏造的罪行随时可能被旧事重提......这种恐惧多年来一直如粘合剂一般，将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紧密粘合在一起”。

是啊，从那个混乱的阶段成长为巨头的今日俄罗斯精英们，谁又没有把柄？没有至少一两件见不得光的勾当？何时动用法律，何时不动用法律，这是克里姆林宫最有效的遏制政治对手的工具。

平民是会厌倦的

那些倒在克林姆林宫“法律利刃”前的巨头们或许都罪有应得，但是对普通俄罗斯人而言，这种充斥着权斗的戏码，乃至时而被滥用的情况，却一再令人厌倦。最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的抗议活动，便是部分国民对中央政府高压手段干预地区政治的戒心。

与去年夏天莫斯科的大规模示威不同，这些抗议活动并非来自反对派的大本营，而是来自偏远地区。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自由派西化精英”不满普京，这是正常的，但这次来自通常支持他的偏远地区居民的抗议，却给普京带来不容轻视的新挑战。

不足为奇的是，抗议活动被俄罗斯国家媒体忽视，电视台和媒体最近几乎只报道美国疫情，但俄罗斯的异见人士和政治评论家们却在网上充分讨论，试图了解是什么把这些普通俄罗斯人推上街头。

强人“害怕”了？

要了解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普通俄罗斯人最近的心态，就必须记住俄罗斯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困难。

虽然欧洲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疫情已经接连缓和，但俄罗斯每天新增病例依旧维持在六七千的高位，况且在大城市“解封”后，不乏有继续攀升的可能。

各地的封城措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现象给俄罗斯带来沉重打击，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年该国经济有可能将收缩6%，2022年才开始复苏。由于担心预算收入过低，7月13日，普京被迫推迟了一项3,6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这计划原来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核心项目。

因此，普京“果断而强势”的领导人形象受到损害，他的支持率也临到执政20年来的最低值。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普京为了确保个人安康，也为了避免不受欢迎的“封城”决定将带来的指责，所以搬离克林姆林宫至莫斯科郊外的乡居，并在很大的程度上让各省长官决定如何应对。现在看来，这一策略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公众对富尔加尔等省级领导人的信任，而普京则被认为在危机时刻缺乏领导力。

今年3月下旬，普京在视察莫斯科一家重点医院时“全副武装”的装束，引发部分人士“硬汉也怕死”的调侃：

“新冠肺炎联邦化”

近来，俄罗斯有一个词汇颇受到人讨论，也即“新冠肺炎联邦化”（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ая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 coronavirus federalization），意指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权力的加强，政权去中央化。然而富尔加尔的突然被捕，可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正在努力重建其权威，并收回在疫情早期阶段授予省级领导人的自治权。

经常为俄罗斯媒体撰稿的前普京演讲撰稿人、政治评论员加利亚莫夫（Abbas Gallyamov）认为，这是对疫情期间被赋予权力的省长们发出的直截了当的警告。在Facebook的一篇分析形势的文章中，他警告说：“‘新冠肺炎联邦化’是虚幻的。” 据加利亚莫夫说，一旦疫情危机过去，权力就必须交还给莫斯科。

在部分国际媒体看来，富尔加尔一事可能也是6月底修宪公投后的“秋后算账”。毕竟，当全国各地政府都在宣传修宪的重要性，动员国民参与的时候，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除了支持率低之外，投票率也只有42%，远低于全国的67.88%。这无疑让克林姆林宫对富尔加尔的猜忌进一步加深。

但加利亚莫夫在另一篇po文中说，富尔加尔案并不单纯是关于宪法选举的问题，,相反，富尔加尔被捕反映中央政府对今年9月举行的省长选举的担忧。鉴于政府的支持率低，它越来愈担心该选举的结果。

中央和地方：俄罗斯的老问题

曾在统一俄罗斯党工作的政治分析家卡拉切夫（Kostantin Kalachev）证实了加利亚莫夫的想法，并向州长选举的候选人分享意见：“不要挑战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你赢了，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你大概率不会留任到任期结束。”

卡拉切夫在警告的最后，提醒大家对目前的“联邦化”要丢掉幻想：“规则依旧，国家依旧是集权而统一的”。

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矛盾重重。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为了统筹俄罗斯议会的各派政治力量，遂向各个行政区给予大量自治权，以期获得其支持。因此，普京所继承的是一个近乎地方割据的联邦，政令难出莫斯科。他执政的头几年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收回中央政府的权力，构建克林姆林宫在90年代丧失殆尽的权威。

俄罗斯有85个“联邦主体”，共分为六种类别：共和国、州、边疆区、联邦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维基百科公共领域）

2000年，普京以“打击分裂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名，提出并通过一项允许他罢免省级领导人的法律。2004年，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俄罗斯省长民选不再按直接选举制，直到2012年才由继任者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恢复。

从很多方面来说，疫情期间的分权，以及最近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长官的被捕，都是中央政府和地区当局之间的长期权力博弈的最新剧情。

普京的警钟

不过，虽然相关抗议活动仍然是一个地区性问题，不太可能蔓延到全国，但这个事件确实标志着俄罗斯政治的一个警钟。这是多年来中央政府第一次遭到普通居民的反驳，这些抗议者既不关心“西方思想”，也不关心普京所尝试建立的俄国的新身份，亦不在乎普京会否一直连任，而只是想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在这一点上，于今天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百余万人民，在这位受欢迎的地方长官身上得到了回应。

对于普京而言，他或许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俄罗斯各寡头和精英，对国际地缘政治博弈胸有成竹，对俄罗斯的长远发展也有雄途壮志，且有着过人的毅力魄力和手腕，以至于被认为是当今之世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然而，千里之堤，亦可溃于蚁穴。能否如履薄冰地回应国民诉求，并由细处着手，在驱动国家利益的同时，亦找到推动国民福祉的平衡，才是当代政治家最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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