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拜登与中国的40年——从支持中国崛起到对华强硬（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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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8月的闷热日子里，在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一处海滨大院，参议员小约瑟夫·R.拜登从一辆小巴走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一次午宴上，拜登和其他三名参议员与中国官员就辛普森案对美国法律体系完整性的影响发生了争论。当参议员随后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面时，他们就这一问题和其他棘手问题继续展开辩论——导弹技术扩散、人权和台湾。

但拜登也曾在2001年的北戴河帮助美中关系开创一个重要时代——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使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加入世贸组织。那是他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首次率团前往海外。

“美国欢迎一个繁荣、一体化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崛起，因为我们期待这将会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中国，”据组织此次系行程并在拜登身边担任记录的参议员助手弗兰克·詹努齐回忆，拜登对江泽民这样说道。

几天后，这位参议员前往长城附近，参访一个只有土路的村庄。在距离他的家乡特拉华州7000英里的地方，拜登像一名候选人一样高兴地与一脸困惑的当地人打招呼，甚至还从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那里领取了圣餐。回到华盛顿之后，他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而不是危险。他向记者提供了他曾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的相同信息：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因为大国要在不扩散、人权和贸易领域遵守国际准则”。

变化不定的中美关系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国——并且，在许多美国人眼中，还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说，它利用了拜登和许多官员支持的全球一体化。

2020年大选一定程度上被华盛顿许多人眼里的一种“新冷战”所定义。随着拜登在竞选中面临特朗普总统的猛烈攻击，他对中国的言论显示出他的思维发生了剧烈转变。

拜登威胁，如果当选，假使中国试图压制美国公民和企业，将“迅速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今冬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根据对他的十余名顾问以及外交政策助手的采访，还有拜登自己的说法，拜登如今视中国为一个首要战略挑战。

从谨慎乐观到谴责中国，但又同时努力寻求合作，拜登的20年是中美关系弧线的象征。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一个不稳定的、存在爆炸可能的状态。但在特朗普谴责华盛顿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败之际，作为建制派化身的拜登并没有放弃他过去对接触政策的热情。

在2018年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为拜登提供咨询的两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库尔特·M·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在对华政策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

“不管是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哪一派，我们美国外交政策界一直对中国如何处理经济、国内政治、安全和全球秩序等方面寄予很高的期待，尽管反对这种政策的理由在日渐增多，”他们写道。“建立在这种期待基础上的政策，未能以我们打算或希望的方式改变中国。”

拜登的政策声明和对他助手的采访显示，尽管拜登不愿承认自己之前观点的错误，但他最近谈到的并不是改造中国，而是恢复美国。他们说，美国必须重新扮演自由价值观和经济创新领袖的角色，这将使华盛顿有资格团结志同道合的国家来限制中国。

他们说，拜登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联盟，在全球重新捍卫民主，而特朗普已经削弱了民主。拜登的“重建更好”经济计划倡导对美国工业和研究的投资，部分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竞争。他还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和防止核扩散。

但两国关系目前处于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员加快了他们威权政策的实施，北京在香港、南海和其他地方的权力主张被华盛顿视为公开的挑衅。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鹰派人士打算让两国走上长期对抗的道路，但特朗普本人在中国问题上却摇摆不定。今年他停止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把习近平称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并在Twitter上表示“很尊重！”。而特朗普现在又愤怒地谈到“中国病毒”，用这个词指代冠状病毒疫情。

拜登则呼吁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但对于两个经济相互交织的超级大国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差异，他没有简单的答案。在5月的一次《纽约时报》采访中，他说，他在2011年和2012年多次会见习近平，试图看清是否有可能和中国建立“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同时避免形成争斗的、以武力为基础的关系”。

改变中国

1979年4月，美国派出中国共产党1949年当政以来第一个国会代表团，拜登作为其中一员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他还是个“初入参议院的愣头青”。他说，从那以后，他“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的本质产生了长期的兴趣”。他见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正在开启对中国指令性经济的市场改革。

2011年5月，拜登作为副总统接待中国官员时，愉快地回忆起那次访问。尽管承认争论的存在，但他说自己“现在依然秉持当时的信念：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来说，而且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又积极的发展”。

然而，随着几十年来中国不断繁荣，拜登也频繁地发出批评，尤其针对人权问题。

1989年，拜登提出立法，创建了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媒体网络，在中国宣传民主价值观。拜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残酷的体制”，后来一度任国务院发言人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助手詹姆斯·P·鲁宾说。这个媒体即自由亚洲电台，在1996年推出并运作至今。

在美国能够提出的实际要求方面，拜登也看到了局限性。1991年，当参议院讨论是否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时，他承认该国在人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记录“应受指责”。但是他主张，美国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导弹，这威胁到以色列。

到90年代末，共和党以及越来越多的温和派民主党人都在宣扬对中国加大自由贸易的好处。2000年9月，当参议院讨论是否结束20年来对中国最惠顾待遇的的年度审查、实现永久性正常贸易，为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道路时，拜登是坚定的支持者。

与其他很多参议院成员一样，他认为中国融入全球可能“对其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影响”。他在参议院发言中表示，永久性正常贸易是“继续推进谨慎接触的过程，旨在鼓励中国发展成为国际社户富有成效、负责任的成员”。拜登还预测，特拉华州的化工和家禽业将从中受益，另外还有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这两家公司都在特拉华州设有大型厂区。

2000年9月19日，参议院以83票对15票通过了决议。与众议院一样，多数温和的反对意见都集中在中国人权和工人权利方面的记录。

如今，特朗普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称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灾难之一”。

但在当时，包括企业和共和党在内，对中国入世的支持很广泛。分析人士说，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排除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可能导致更糟糕的后果。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表示，即使中国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全球贸易增多和自动化程度提高，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仍可能被其他国家代替。

“在我看来，即便没让中国加入，美国的情况并不会有明显不同，”他说。

美国也对中国的成员国资格索取了高昂价码，远远高于迄今为止加入该组织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被迫降低高关税，更改成千上万的法律法规，并采取政策开放市场。

但几十年来，中国在更广泛的转型方面辜负了希望。国有企业加强了对战略产业的控制，官员们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或直接窃取公司机密，共产党限制独立司法的发展。随着经济变得强大，中国的政治体制却变得更不自由。

有民主党人认为，乔治·W·布什总统在一个关键时期忽视了中国。随着北京推进经济开放，布什——与包括拜登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决策者一样——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一直被中东和阿富汗耗累。

很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确实从中美贸易中受益，但在美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当选的工业州——工厂关闭和工作外流引起人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愤怒。

学术研究表明，1999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竞争使美国损失了超过200万个工厂岗位。在此期间，美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2008与2009年，正当拜登掌权美国第二高位时，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在他家乡州的大型工厂关闭了 。

篮球与战舰

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结束前，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转变，将外交和军事资源从中东转移到亚洲，主要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支点”，奥巴马说“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将坚守在这里”。他将海军陆战队部署在澳大利亚，并试图在12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暗中意在对抗中国。

在2011和2012年，拜登与习近平至少会晤八次，摸底这位即将上任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们还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一起打篮球。

参与组织这些行程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回忆说，拜登对习近平的最终判断是，此人强硬、讲究实际，质疑美国的权力，且坚信共产党的优势。他说，拜登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告诉顾问说：“我认为，此人会让我们有得忙的。”

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将“支点”视为冷战式的遏制。2013年，他们开始加强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和海上主权主张，这些区域是由美国军方主导的。拜登支持美国政府派轰炸机和军舰航经这些地区的决定，他也将华盛顿与日俱增的愤怒告知习近平。旧关系正在瓦解。

“我想向他们表明，只要他们遵循既定的一套基本国际规则——当然，他对于规则非由他所定、不是他们说了算感到不满——我们就相安无事。”拜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从根本上改变领空和领海规则，改变构成航行自由的规则等等，那我们就有问题。”

挤作一团的鹰派

8月，就在拜登于特拉华州威尔明市发表接受民主党提名演讲的数小时前，他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宣传。

75名共和党国家安全专家（其中一些曾为特朗普工作）发表了一封支持拜登的信。他们断言，特朗普“缺乏领导这个国家的品格与能力，并存在腐败行为。”

信的作者们提到了特朗普与习近平关系中的两件事：去年他呼吁这位中国领导人对拜登“展开调查”时，曾称赞习近平是个“了不起的领导人”——这是特朗普讨好独裁者的一个例子。信中还呼应了近来一些破坏性极强的叙述，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R·博尔顿的话，他称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是随心所欲的，是基于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这与拜登的信息相吻合：特朗普对中国的所谓强硬不过是个假象。拜登团队抨击了总统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推出广告提醒选民，特朗普曾赞美习近平对疫情的处理。而拜登还曾说过，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协定“失败了”。

拜登试图比特朗普更鹰派的做法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一些亚裔美国人批评他的反华广告是种族主义。而批评美国力量的进步人士表示，拜登在延续美国优越性的错误信念。

但拜登面临着需要表现出强硬的政治压力。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民调发现，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是至少15年来的最高水平。超过一半的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通过贸易提议，拜登试图在民主党中间派和以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为首的左翼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有时会导致其立场模糊。拜登没有承诺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助手们表示，他将首先审视这些政策对美国中产阶级会产生什么影响。

拜登也还没有承诺让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奥巴马做出了努力，但由于工会和进步派民主党政客的反对，该协定并未在美国人中获得足够支持。日本曾帮助达成这一协定。

拜登的一些想法与特朗普手下的官员一致，包括为重要的企业供应链移出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他设想利用联邦政府的购买力，通过“购买美国货的计划”，来促进药品等重要商品的国内生产。

但当特朗普和桑德斯都呼吁惩罚中国的时候，拜登的助手强调的是恢复美国国内实力。6月，拜登的高级助手之一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讲话时表示，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助手们表示，这将包括对科学研究和美国新兴产业的投资，以及恢复海外同盟关系。

在人权问题上，拜登坚称中国必须付出代价。一位竞选发言人在8月表示，他将对负责镇压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和商业限制。虽然特朗普政府最近制裁了参与新疆事务的企业和个人，但博尔顿写道，特朗普此前曾鼓励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建设拘禁营，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香港的民主抗议者。

拜登计划在气候变化、伊朗和朝鲜等问题上争取赢得中国的合作。但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成功在两国关系中植入强硬敌意，这可能会是个挑战。坎贝尔说，无论如何，与中国的每次互动都是一场谈判，而中国官员都将试图在其中寻找筹码，“哪怕是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比如气候变化。”

在过去几年里，坎贝尔和拜登的其他重要顾问都对中国失去了信任，他们都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若拜登当选，可能会再次担任重要的政府职位。

在2018年的评论文章中，坎贝尔和拉特纳呼吁“摒弃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苏利文、安东尼·J·布林肯和杰弗里·普雷斯科特都是拜登核心圈子成员，都认为有必要对抗中国的不良行为。

“与中方的谈判，他们会用上胡萝卜加大棒、施压加抚慰的策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者谢淑丽说，她曾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务院官员。“我不认为他们会对让其付出代价有所回避。”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如果拜登成为总统，他与中国的40年往来将会迎来一个顶峰。太平洋两岸的分析人士都表示，鉴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民族主义情绪和发展轨迹——一个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另一个则试图保持其影响力，更大的冲突或许不可避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他的国家拒绝“新冷战”，但也强调“美国必须丢掉按自己的需要改造中国的幻想”。

当拜登和他的政策制定同僚还在为试图改造中国的旧使命挣扎，王毅的话已经引起了更多共鸣。甚至在他2001年的访问中，拜登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大约40名研究生的讨论会上试图强调民主理想时，也听到类似的声音在指出美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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