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正视中国！”澳学者直言：“澳人不能接受比中国人更弱、更穷、更没影响力”（视频/组图）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时光机里——我们的主流媒体、政客、公务员、文艺界和大学的的领导人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澳大利亚人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利物浦、利默里克（译注：爱尔兰城市）或是伦敦。很明显，他们无法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语言、宗教、肤色和阶级上的全景。他们偶尔会在危机时期用多语言的广告向‘我们的民族社区’点头致意——民族被描述为‘问题’——他们需要特殊的‘语言’或‘文化’关注，有时还需要‘我们’勉强配合。”

“澳大利亚的亚太观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是五眼情报联盟的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眼睛却受困于战后的眼病——通常说这是‘斜视’。我们知道这种眼病，因为澳洲的许多高层在领导我们时一只眼睛盯着英国，一只眼睛盯着美国。”

“而伴随着这些眼睛的嘴呢？它们似乎只会说一种腔调，并且只说英语。而耳朵则有些听力问题，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助听设备。”

五眼联盟国家（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大部分的商业策略与军事机密是用英文记录，那么这么做没什么问题——但并非如此。它们孕育于无数的语言中，这其中包括中文丰富的语系。”

“尽管澳大利亚几十年来与亚洲的接触相当成功，与中国和越南等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外交关系，在东帝汶维和、在柬埔寨监督选举、创建了亚太经合组织，与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但澳大利亚的政策、辩论、讨论和政治似乎都回到了旧式的村寨式的孤立状态。（澳洲人）提防外人可能对现状造成的任何威胁，谈论他们奇怪的习惯，当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时扬起眉毛，偷偷嘲笑他们带口音的英语。然后再次向关心起自己的内部事务——焦虑地管理自己的眼病——眼神在英美之间游移不定。”

“我认为，澳洲人们还不适应自己比亚洲人更虚弱、更贫穷、更没有影响力——尤其是与中国人相比。我认为在管理澳大利亚政策和叙事的关键机构中存在着种族问题。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依旧幻想着自己在将专业知识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临下地交到心怀感激的北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手中（译注：指亚洲）。我们的‘亚洲扫盲’课程需要改进，并教授给新一批的领导人。同时还要提醒所有的学者，我们需要为新的课程设置新的学习目标。”

“总体来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国民亚洲扫盲课程却没有跟上。我们自以为很有技巧，但我们的领导人却表现出‘孤立的国际主义’（译注：原文为‘Insular Internationalism’）的严重症状。‘孤立的国际主义’是Michael Wesley发明的一个词，用来形容自满的澳大利亚人，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搞得定亚洲’。但那是3年前的事了，世界的变化比澳大利亚领导人完全理解的似乎还要快。”

“不过，澳大利亚也变了。这次讲座的观众如果能看到彼此，或是当你走进任何一所学校，你会看到这种改变。来自伦敦和利物浦的白人还在，但也有人来自卢克索和兰州（译注：卢克索是埃及城市）。”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即便我们的国家依然被白人东方主义者‘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和棕色人种，指导他们’的幻想所主导。”

“我们在参加过代表团或是旅游团都有过一种尴尬的经历，即团里的澳洲人对当地亚洲人指手画脚，教育他们应当如何做实验，教书、运营农场乃至管理国家，然而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却对事后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幕后的主办方不得不说上一大堆软话，才能让澳洲的类似活动得以在中国或是亚洲继续办下去。”

“好吧，不需要什么软话了。我们需要让这些可怜人闭嘴，因为随着世界的的权力与财富平衡的变动，他们正对澳洲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不知为何，今天的澳洲还是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澳大利亚不仅向亚洲提供了矿产资源，还提供了优越的知识和技术。是时候有人该告诉他们开张视听，好好向亚洲学习了。”

铁矿石是澳洲对华最重要出口之一（图片来源：网络）

“公平的说，持有这些观点的许多人是在成年后来到澳大利亚的，并未在澳洲中小学中获取关于亚洲的扫盲知识，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二元种族主义者，他们把亚洲人要么当做‘黄祸’，要么以贪婪或是恐惧对待之，亦或是尴尬地持有一种礼貌的‘我们和他们’式的东方主义种族立场。”

“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亚洲的很多地方是富有的，强大的，并且不再需要被当做施与的对象。中国就是如此。”

亚裔年轻人是澳洲的“五四一代”

“最近参议院对影响侨民社区的事项进行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的信息是多么落后。 参与调查的社团组织包括苏丹社区、越南社区，以及维吾尔人、华人、意大利人、印度人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如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青年组织），还有些与种族无关的机构团体，如州立图书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学院和许多福利、宗教和体育团体。有些人应邀向参议员们发言，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我们对这次调查并不完全知情：领导这次调查的参议员们，有另一个议程。”

“说话最多的参议员们似乎只对特定的侨民群体感兴趣，如果这些群体满足以下条件：1、有助于通过种族问题取得政治优势，尤其是在特定边缘议席选区向特定群体喊话时，或是攻击他们不喜欢的州长时；2、推进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尽管我用了‘政策’这个词，但它在这里比较宽泛。”

“我想说，对这些参议员来说，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对推动澳洲国家和机构叙事的人们来说，‘侨民’的声音只有在能帮助这些人实现其他议程时才会被听到。而如果‘侨民’们发牢骚或是表达了不满，就成了‘不知感恩的移民’——非英美移民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必须时刻表达被允许来到澳洲的感恩之情。”

“但如果你能接受‘言论民主’的挑战，以多语言的自觉意识倾听，你会发现有些批评的言论可能真的有用。但此刻，这些言论被当做‘不够澳洲’或是‘难以控制’，并且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外国特工’。”

“关于第一点，亚裔在操纵与‘犯罪’或是‘毒品’有关的种族议题时已经不再有用了。1990年代时政客曾这么利用他们，如今承担这个角色的是非裔移民社区。在悉尼的南苏丹社区代表Dau Atem先生接受议会询问时曾被问到，‘为什么维州有那么多的非裔青少年匪帮问题？’他漂亮地就此还击，指出问题是政客们把非裔青少年们当做政治足球踢来踢去。政客们煽动极少数选民畏惧不同，而年轻人们被牺牲了。”

“第二点，在外交政策上利用侨民，是与亚裔澳洲人在这个国家的经历关系最密切的。似乎很多有华人名字的人都被要求对中共发表意见。他们对中共的行动没有任何兴趣，不论是职业上的还是个人，他们来见参议员们也不是来讨论中共的。他们要讨论的是亚裔澳洲人参政议政的困难，获得服务的困难，在表达意见时不被人用 ‘你怎么敢？’的眼神针对的困难。姜云、邹慧心和赵明佑并没有乖乖接受这个‘忠诚度测试’，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自己所受到的种族歧视的厌恶。而听证会的其他部分记载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来自多元文化青年倡导网络的Jane Chen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而原定发言的澳大利亚著名中文媒体研究学者孙皖宁教授也退出了听证会，以示抗议。”

“澳洲华人是当下遭遇外交政策滥用的人群——但别担心，种族主义是机会均等的事情——一旦你的国家失宠——他们下一步就会针对你的族群。”

“我参与制作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学院提交的一份材料，该研究显示了澳大利亚的亚裔侨民优势——人才循环、关系网络、多语言——所有的好处都是由于澳大利亚拥有与全球有联系的公民，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然而，在参议员委员会上，带头的参议员们却热衷于向我们展示他们对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对香港警方镇压学生有什么看法？对中国官方半夜登门造访留澳学生的家长怎么看？我们如何从北京打压的创伤中支持香港的学生的？新疆维吾尔人被拘禁收容的情况又如何？”

在议会问询时要求华裔学者谴责中共的参议员Eric Abetz

“在这个框架下，侨民已经包括‘国际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不在澳大利亚乃至于从来没有来过澳大利亚的人士。我们当然应该关注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真的很担心在曼谷、香港和法国抗议的学生。想想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暴行，我们不由得感到恐惧。我们目睹了当代的‘殖民主义定居者’对一种文化及其人民的压迫——就像现代澳大利亚的诞生一样。”

“但是，这些事件和暴行并不是这次参议员问询的范围所在。相反，这些被囚禁的香港学生、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之所以成为值得澳大利亚关注的对象，是因为他们有助于推进参议员的反华运动。一旦这些学生或被关押者不再有用，他们就会在公开辩论中被抛开放弃，我对此毫不怀疑。”

“一旦他们不再有用，或者说，任何的香港学生或是维族人进入了澳洲，通过了英语测试，并且敢于抱怨他们作为公民应享有的一些政策、设施或服务，他们很可能会被忽视，或是被嘲笑为‘讨厌的有特殊需要的移民’、‘不要把你祖籍国的麻烦带到这里来’。而如果你在澳洲从事服务行业，那么‘趁你还在，再去给我拿一份白咖啡加牛油果吐司’。”

“所以，不同类型的侨民在不同时期对我们的政治、媒体和机构领导都是有用的。有些群体甚至不被称为‘侨民’。你知道那些…...白人侨民。这告诉我们，在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们看来，‘侨民’是一个术语，只指非盎格鲁人的群体。所以，我下面要谈谈盎格鲁人——澳洲广播公司和大学里有很多非盎格鲁人，但自从2017年出现了双重国籍资格危机之后，议会里的非盎格鲁人就少了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非白人触犯那条宪法法律，因为他们都正确地处理了他们的国籍证明——哦，对了……议会里几乎没有人不是自盎格鲁侨民。我真傻……这就是赵明佑、姜云和邹慧心要表达的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盎格鲁侨民从来不会被怀疑‘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我们就是政治。五眼联盟由我们说英语的人管理，我们无法干涉自身。”

“我们从未被要求做忠诚测试，但是相信我，我爱澳大利亚，但我更爱新西兰板球队击败澳大利亚的那个瞬间。”

“中国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成就呢？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怎么就很难真正看到或公开承认这些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维吾尔人和香港学生的虐待，这些是可怕的失败，毫无疑问。但几十年来，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并且澳大利亚人一直受益于此。对于这些成功，我们偶尔会听到这么一句轻飘飘的‘中国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值得赞扬’，但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以至于现在听起来就像是‘记住你从哪里来的’一记耳光。”

“澳大利亚看待国际学生市场时也是如此，用‘过度依赖中国学生’来表述，我已经厌倦于这些学生被描述为某种程度上的非法移民，而不是真正的学生。而疫情期间的边境关闭政策是最可笑的，因为评论员和教育官员四处宣扬说：‘看，我告诉过你，我们不应该如此依赖中国学生’。但其实中港台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新冠疫情。我们可以打开旅行泡泡，从对中国学生的依赖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因为愚蠢的外交政策而宣布要求新冠病毒疫情独立调查，并暗示中国不值得信任，我们也就不会因为做傻事而陷入困境。上周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澳大利亚主要公务员教训中国的奇异景象，他说中国不应该教训世界。真的吗？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国城市那么大。”

“而这些事在这个月还在发生。我们的领导人要求中国就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道歉？澳大利亚国会的声明就像是中国人常用的那‘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觉得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正在向中国学习，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一些好的想法，而不是胡乱地鼓动爱国主义。”

莫里森总理召开发布会要求中国就赵立坚推图道歉

“领导人告诉澳大利亚人民，他们应当因为一幅画而获得道歉！我们在餐桌上说的劣质笑话比这好的多。”

“不过，这有助于进一步建立‘我们必须抵御中国霸凌’的说法。但可悲的是，这些针对国内观众的低级镜头戏，危害了澳大利亚自英国殖民以来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关系和战略转变。”

“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各地的政府和领导集团，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机构，都不喜欢被公开羞辱。他们不喜欢被人嘲笑，也不喜欢被人捉弄。中国也一样，中国人也一样。但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似乎正打算这么做——在运动场上大喊大叫的嘲讽，就像校园里蠢货一样。大多数人知道，如果你想对一个大人物提出批评，尽量先私下进行。别人上台时，你就不要在礼堂里大喊大叫。不是说和中国打交道才需要这样，也不是说去了外交学院才能学到这些。但我担心澳洲现在的这批领导人正在削弱我们的中等大国地位——每次他们一开口，澳洲就会变成一个更小、更讨厌的大国。而我们这样做是在针对谁呢？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我们最大的客户。干得好，贸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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