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政治混战挟持三十万农民 莫迪农业改革的新试炼（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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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终于宣布要接见“示威农民代表”，至此，从“Dilli Chalo”（向德里进军）转变为“Baraht Bangh”（全国示威）的北印度农民示威也进入了新阶段。

此前，印度最高法院已在12月17日确认农民的“非暴力示威”系合法行为，这从三十万从北印度旁遮普、哈里亚那等邦前往德里郊区的农民可以继续前往扎营坚守，当地军警对此也无计可施。

但另一方面，来自莫迪当局的冷处理也让此次活动逐渐陷入僵局。参与示威的各大团体坚持的包括废除《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三项农业法的十大诉求在新德里当局面前毫无反馈。

12月8日后，新德里的示威者逐渐露出其真实的一面

到了德里又如何

对很多印度观察家来说，新德里周边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发生的事情正在变得魔幻起来。11月下旬，成千上万胼手胝足、穿戴着贾特人、锡克人服饰的农民或步行、或开着农用车和拖拉机，从西、北、南几个方向涌入德里周边的各大关口。其中国大党执政的旁遮普邦就放出了20万人大举南下。

示威者先在号称哈里亚纳门户的巴哈杜尔加尔、新德里东南的诺伊达工业地带以及哈里亚纳邦索尼帕特以南的辛胡（Singhu）等关口与军警的水龙、催泪弹对峙一番，后在当地扎下营寨，开始威胁要驻扎半年以上。

德里周边各个关口的农民自称预备长期坚守

不可否认，在12月8日前，示威代表高姿态地宣布与印度人民党（BJP）当局自11月下旬以来的五次会谈全部流产。包括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Tomar）、党主席纳达（Jagat Prakash Nadda）、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及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不能说服“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等数百个团体公推的十几名代表。但示威者此后也逐渐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

在12月8日，示威人员宣布“全国示威”，拒绝政府委员会的第六次对话邀请后，示威民意代表们也发现自己已经被新德里当局和莫迪冷处理了。莫迪当局甚至在12月8日后有意回避了新德里的一些事情，转而前往古吉拉特等地处理当地民情。

随着新德里周边的营地不断传出有人死于“降温”、自杀或事故，社交网络上也开始有声音指责示威者裹挟民意，批评“富农”、“地主”、“锡克教团分子”和“反对党团”控制示威，这使得此次风波的大环境开始有利于莫迪当局。也让此前津津乐道“包围新德里”、“围攻莫迪”的观察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印度的实际环境。

示威者的真正目标

事实上，环顾BJP内部的一些抱怨，这些新德里的政客们对于此次风波的一些判断还是颇具针对性的。

除去荒诞不经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策动示威”、“城市毛派分子鼓动造反”（实际上，北印度没有印共毛主义及游击队势力）等言论外，他们针对示威者活动区域、活动人群得出的“富农及地主势力”、“旁遮普地方势力”、“卡利斯坦分子（Khalistan，即锡克教独立分子）”、“国大党等反对党支持者”参与示威的结论具备相当的合理性。这一判断也决定了此次风波人多手杂、具备政治混战的属性。

继续僵持。

印度农民从示威转入非暴力对峙后，局势就随之一变

当然，此次政治混战的核心终究还是要落在地主、农民最关心的农业改革问题上。这种局面决定了其他参与混战的政治势力难以置喙。

事实上，此次风波中实际受刺激最大的莫过于旁遮普、哈里亚纳等地的地主群体，相对于缺少议价能力、占据绝对多数的贫困农民，在旁遮普、哈里亚纳等地的地主、富农在印度“土改”之后不仅借经济地位，可以向农民放债，还可以依靠其裙带关系，利用APMC机制，借代理人身份，并依靠MSP牟利。

莫迪认为，新的农业法避免了地方政治利益群体，如地主、富农、乡绅等攫取APMC的垄断控制地位，间接打击了APMC机制下的农产品的代理人制度，也避免了固定收购政策造成的补贴损失，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直接利用法律武器，向经销商讨回公道。如能让包括安巴尼家族背后的信实集团在内的大资本、大企业提供供销渠道，此举或有助于让印度农民直接让产地与市场连接起来。

对此，印度的地主阶级是不满的。随着莫迪当局取消APMC机制的垄断性，进而架空MSP机制的补贴效果，那么占据多数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不得不直接与农业资本家合作，并在议价上受后者压制。这使得原先享受MSP补贴的地主会遭遇直接经济损失。

此外，莫迪虽然打消了APMC的权威，但莫迪也破坏了在APMC基础上建立的一套系统议价制度，此举有可能最终瓦解印度国内用于根据《印度食品公司法》，实施国家粮食供销政策的“印度食品公司”（FCI）体制，进而让安巴尼、阿达尼等大资本控制市场。在地主抱怨经济损失之后，贫雇农对物价和政治身份丧失的担忧才变得显眼起来。

在北印度“贫雇农依附地主和富农，后者成为前者政治代言人，前者为后者提供选票”的政治规矩仍然适用之际，贫穷农民在地主、富农提供食宿之后，便为其前驱，冲向德里城郊。虽然示威团体拿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诉求，还把最高纲领定在废除三项农业法上，但同样从基层起家的BJP方面就看到了背后地主、富农对其一亩三分地的留恋，并认定示威主要人群的诉求并非废除三项农业法，而是确保APMC的权威、代理人的利益和MSP补贴机制的存在，事已至此，这场风波就有了形成妥协的最大公约数。

北印度各个农业大邦也面临着新冠疫情等风波的冲击

借农业批评莫迪政府是一种省力的手段。印度人长期普遍认为莫迪的联合政府在农业问题上的表现很差。但实情并非完全如此。2020年的风波可能只是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来不断渐进调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在客观环境下遭遇的挫折之一。

2020年的印度虽然经济萎缩，但其总体环境比起1991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8.3%，印度卢比两次大幅贬值的局面仍然是乐观的。印度农业也是2020年印度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产业，尤其是其秋季粮食作物，普遍存在14%到21%的增长。这意味着新德里方面固然要纠结于民主与否等细节，但当下最要紧的问题可能已聚焦于如何平复地主、富农以及农民的情绪，至少确保前两者的经济利益暂不受损，这可能比起双方争执不一的“废法”等长远目标更具操作性，也能给此次风波带来立竿见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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