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牛津博士：我在英国冰天雪地中抢救新冠病人（图）

2021年1月18日深夜，范梦真从英国曼彻斯特机场回到牛津。2020年的圣诞和2021年的跨年他都在曼彻斯特度过。

在英国第二大机场承担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检测的任务并不容易——由于英国政府突然改变对机场的检测要求，在这支由牛津、剑桥等顶级院校的医疗科技精英临时拼凑出的团队里，每个成员平均一天至少得连轴转12个小时且一周工作7天才能勉强完成检测任务，保障机场的正常运作。

再次回到牛津，仍是雨雪纷飞，但他终于松了口气，可以稍作休整，去找全科医生检查三年前做过手术的膝盖。

范梦真是牛津大学研究基因测序和癌症检测技术的在读博士生。2020年，他和新冠病毒缠斗了一整年。

作为爱国留学生，他从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起，前后向国内11省（市）精准捐赠医疗物资和重要设备；作为科学家，他在3月与同事合作于《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呼吸医学》发表文章，探讨了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口罩资源；

作为大爱无国界的90后，他在疫情最严重时多次“逆行”至英国的重要医疗机构做志愿者，又前往英国的机场做核酸快速检测工作，身体力行地讲好中国故事。“逆行抗疫”的日子告一段落后，范梦真希望2021年自己可以回归科研和教育慈善事业。

以下是他的自述：

2019年底，我来到北京，在科技投资领域充了电，又马不停蹄地接受黑龙江省邀请，对哈尔滨市进行了考察。在返英的飞机上，一位八十多岁的白人奶奶突发疾病，意识模糊。

当时飞机上日本产的血压计和德国品牌的除颤仪等急救设备出现了故障，只有一台中国产的便携血氧仪可以正常使用。老奶奶的血氧读数只有89，这在国内要立刻进ICU。但她的病因不详。

我发现血氧仪上有个USB接口，灵机一动插到了电脑上。本想再给血氧仪充充电，没想到竟能在我的电脑上显示出简单的心电图数据。一位来自瑞典的护士通过这张“心电图”勉强确定了老奶奶的病因。最终飞机在30分钟内紧急降落，为老奶奶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黄金时间”。

我的2020从一场急救医疗开始，仿佛冥冥之中奠定了这一年的基调。

回英国没几天，我关注到新冠肺炎的媒体报道，那时还是1月20日之前。多年生化科研和实验室物资采购的经验告诉我，要尽快就地采购医疗易耗品以备不时之需。1月24日，大年三十，第一批口罩到货。为了节约运输成本，我把两千只口罩重新打包，通过国际快递送去武汉。

年三十一整天，我没吃一顿饭。等到晚上10点，快递员来取走了口罩。终于落袋为安，我吃了一个生梨补充血糖。虽然很早就一个人在外生活，但如此简陋的年夜饭还是第一次。生梨，生离，大概是千千万万留学生和在中国的家人之间一年的写照了。

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我的高中母校华东师大二附中（及校友会）和乃菲莎律师团队的支持及慈善家吉天诗女士的指导下，我通过自己创办的梦想成真教育基金会（Dream Big Dreams Foundation）向全球六个国家捐赠了近100批次物资。

在国内，我们的捐赠送达湖北几乎所有县市，湖北之外则远至新疆乌鲁木齐、广西都安县、黑龙江绥芬河。事后统计，接受了我们物资和设备捐赠的新冠试剂盒生产公司（浙江鼎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间提供了上千万人次的新冠核酸检测。

很快，疫情迅速在英国蔓延，牛津大学也封校了，只保留了必要的实验室研究新冠检测、疫苗、药品等。我所在的化学系也关停了，但我依旧忙碌。我把采购的多余口罩在牛津大学免费发放给学生和教职员工，每人5个普通外科口罩或1个N95口罩，总计五百多人次，尽力缓解大家的恐慌情绪。

不久，我得知牛津大学疫苗研发实验室也缺口罩，就调拨了一批过去，并且参与辅助研发的“搬砖”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几个朋友研究了口罩的合理使用方法，3月时在《柳叶刀-呼吸医学》上发表了论文。再后来，牛津大学和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被批准上市。

2020年3月初，牛津大学医学院院长给大家群发了一封邮件，介绍了医院系统人力短缺的情况，医学院所有教授都顶上去了，呼吁有能力的学生也尽一份力。

于是，在通过英国卫生部门的审批和培训后，我正式成为抗疫一线的志愿者，在英国最大的肿瘤医院丘吉尔医院做引导工作。这里的病人很特殊，他们很多是同时罹患癌症和新冠的，身心状况大都很糟糕，病死率也非常高。医院里弥漫着家属和病人的焦虑和恐惧。

为了调节自己的身心压力，得空时，我就做一些不用去医院的工作，出去给在家隔离的老年病人送药，或是打电话给社区隔离的居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统计。

转眼到了夏天，牛津大学诸多院系依然封闭，秋季学期无法线下开课。这让我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参与到国内新冠相关的线上科普讲座中去。与此同时，我与中美研究人员合作，开展了新冠特效药的毒性和长期服用的潜在致癌性研究以及新冠肺炎在家庭成员中的传播特性的课题。

到冬天，疫情又严重起来。每日五万的新增病例，终于让英国决心在机场展开核酸检测。中国抗疫的一大成功因素是自疫情之初就严格要求机场进行快速核酸检测。英国要求人员出境要做检测，机组人员在上机前几个小时还要做一个快速检测。

后来我被派到机场做的是出境核酸检测，要求在两三个小时内就得出结果。到12月中旬，此前一直在筹备核酸快速检测的牛津大学华人教授崔占峰的项目终于获批。12月18日，我接到通知去英国第二大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帮忙。

12月19日，我赶完基金会的工作后仓促打包坐上了从牛津北上曼彻斯特的火车。那班火车上几乎没有人。长期封城，英国的公共交通已很少有人使用。我突然想起曾看到的消防员和抗疫人员“最美逆行”的照片——所有人都在往外撤的时候，总得有人进去。

12月20日早上7点半，我就要开工了。当我来到现场开始找检测实验室时，却只看到几个集装箱大小、似移动板车的空间。说实话，即便是快速核酸检测也需要跑一定的通量。

我当时实在不太敢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一直在护士站那里等着，后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去打听一下，才知道我们实际工作的地点就是那几个移动板车。

我和另外几个朋友也没空抱怨了，直接换上防护服，把移动板车张开，对所有的空间进行划分，并把需要的设备一件件往里面扛，仪器一台台进行调试。

这座移动实验室外表看似简陋，但内部很快就被我们布置得五脏俱全：防护更衣区、样品灭活区、试剂准备区、自动操作平台和数据分析区。当天下午，实验室就成功处理了第一批样品。第一天的晚餐不少人都点了两三份饭，因为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2020年12月25日圣诞节，范梦真在移动实验室内处理旅客的新冠核酸检测样品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平时习惯了熬夜读文献的我每天挣扎着早上6点起床。实验室每天都会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确保曼彻斯特机场的正常运作。中间只有12月31日休息了。

这期间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曼彻斯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我们的实验室和护士站之间隔着两三百米，这段路上结了冰，好几次运输样品单程都要走十几二十分钟。

此外，由于用的是机场外接的电源，供电不稳定。印象深刻的是12月25日就有一次大规模停电。所幸是圣诞节，飞机不是很多，压力不太大。但样品自动化设备都停了，所以每一个样品、每一步检测都要人工手操。

但在那些天里，我手脚上长的冻疮可能比我2020年前生过的加起来都要多，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因此手工处理样品举步维艰。没有人抱怨，实验室里时常安静得只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噪音。

25号当班的人很少，我们后面紧急联系的工程师来得也慢，毕竟人家就快放假了。花了三四个小时解决了电力抢修的问题，但那天到最后还是有部分样品要通过人工操作来完成。此外，实验室里还得保持社交距离。在大家的努力下，25号还是保证了样品的顺利交付。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样品保存需要特定的温度，温度高了，样品融化容易出危险。出现停电时，板车内温度升高，但板车外可是一片冰天雪地啊！我们就把样品直接放到室外，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冰箱。在没有停电的情况下，我想到额外冻一些冰袋作为应急。

条件十分艰难，加上一些人在年底有各种事情，人员流动很多。我在牛津的学业到底也不能荒废了，时间差不多了也得回去。怎么办呢？我在当地招募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就地培养、就地上工。

我发现，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很多还是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通过他们，我了解到很多不同地区的疫情。

那段时间，从小生长在南方的我跟一位北方同学共事了一阵子。他教了我一句歇后语：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当天晚上我点了中餐外卖，叫了盘豆芽菜。

2021年1月19日，我结束最后一天的工作，踏上了回牛津的火车。手机的工作群还在不断地响着，是新上工的同学遇到了设备故障在提问。虽然离开了曼彻斯特，但估计这份工作还要继续做一阵子。我想到当时一同在检测室里的印尼同事告诉我，印尼整个国家2亿的人口却只有一家新冠检测机构，每天的检测能力很有限，这使得更多数据之外的疫情在疯狂蔓延。

更普及、更简易的新冠快速检测技术，是否有可能走向这些地方？看来这个2021年，我还可以打一个加时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