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甜甜”布兰妮和我：被好莱坞毁掉的女童星（图）

人们谈论布兰妮·斯皮尔斯的方式当时曾让我害怕，现在也是这样。她的故事是我多年目睹的一种现象的突出例子：我们的文化打造出这些女孩，只是为了毁掉她们。幸运的是，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对斯皮尔斯干下的事情，并开始向她道歉。但我们仍生活在创伤之中。

2000年时，斯皮尔斯已被贴上了“坏女孩”的标签。我注意到，坏女孩大多是那些展现出性感迹象的女孩。我关注了《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她的封面故事引发的轩然大波，文章的第一句话中就有对她“蜜色大腿”的描述，以及美国在线(AOL)留言板上对她的乳头透过衬衫可见的群情激愤。我看到许多十几岁的女演员和女歌手把拥抱性感作为人生重要阶段的标志，她们出现在男青年杂志的封面上，或出现在撩人的音乐视频中。我决定，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尽管我已经被性化了，而我非常讨厌那点。我出演的主要是家庭电影中的角色：新版《34街奇迹》、《玛蒂尔达》、《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我从没穿过比及膝连衣裙更暴露的服装。这都是有意的做法：我父母认为那样会更安全。但那并不管用。自从我六岁起，就一直有人在采访时问我，“你有男朋友吗？”记者问我，我认为谁是最性感的演员，还问我有关休·格兰特(Hugh Grant)因召妓被捕的事情。10岁的男孩子们给我写信说他们爱上了我，这是可爱。但50岁的男人们这样做就完全不同了。我还不到12岁的时候，我的照片就已经上了恋足癖网站，被PS到儿童色情图片上。每次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感到无地自容。

虽然好莱坞已下决心解决这个行业的性骚扰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在电影拍摄现场受到过性骚扰。对我的性骚扰总是来自媒体和公众。

“标准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出了名的孩子被这样对待是应得的。这是他们通过出名和享受特权自己找来的麻烦，所以攻击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标准叙事”讲述的东西与孩子的关系不大，而与孩子周围的人关系更大。米高梅公司(MGM)给十几岁的朱迪·加兰(Judy Garland)药吃，让她别睡着，还让她减肥。曾经当过童星的丽贝卡·希弗(Rebecca Schaeffer)被一个痴迷她的跟踪者谋杀。十几岁时就去过戒毒所的德鲁·巴里摩尔(Drew Barrymore)的父亲酗酒，母亲带她去Studio 54，而不是去上学。这还一点都不包括非白人演员，尤其是黑人演员受到的来自公众的辱骂。阿曼德拉·斯坦伯格(Amandla Stenberg)被选派了《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中的一个角色后受到骚扰，因为尽管这个角色本来就是黑人，但这部系列小说的一些读者把其想象成了白人。

有关斯皮尔斯的“崩溃”最可悲的事情是，这完全没有必要发生。当她与丈夫离异、把头发剃光、用雨伞猛击狗仔队的车时，人们把“标准叙事”强加于她，但现实是，她刚当了妈妈，要应对重大的生活变化。人们需要处理这些事情的空间、时间和关怀。没有人给她这些。

斯皮尔斯人生中的许多时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我们都看到过用我们的样子做的娃娃，都有过亲密朋友和男友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世界的事情，也都听到过成年男人对我们的身体品头论足。但我的生活更容易，不仅因为我从来没出过那种小报上的名，也因为和斯皮尔斯不同，我一直有家人的支持。我知道有为我积蓄的钱，那是我的钱。如果我需要从公众视线中逃脱出来，我会消失——安全地呆在家里或学校里。

那篇把我称作没有规矩的人的文章登出来后，父亲很同情我。他提醒我在接受采访时要更正面、更有礼貌地回答问题，但我看得出来，他也觉得那篇文章不公平。他知道我不是那个记者写的那种人。这也帮我知道了这一点。

有时人们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没出事儿的？”有一次，一个我曾认为是朋友的人笑容满面地问我：“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顶峰是种什么感觉？”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会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还没有达到顶峰，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叙事不再由别人来写。我自己也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