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西方企业该如何在中美两种政治正确间生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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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生产早已进入机械化，有不少美国公司参与农机推广，如约翰迪尔公司等

跨国企业难逃“吃饭砸锅”？

中国内地市场已经是H&M公司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这家快速消费品巨头从2017年开始依靠中国电商平台推广业务。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H&M借中国市场红利，使当季销售额增长12%，至65.2亿美元；当季净利润增长25%，至5亿美元，并在当年超越竞争对手ZARA集团。

到2020年第二季度，随着中国新冠疫情基本受控，这个H&M集团全球第三大市场的复苏让其在全年销售额下跌18%，利润暴跌88.2%时仍能在中国维持扩张态势，其在中国内地的445家门店全部正常营业。这较之该公司全球裁员1.6万人、临时关店1,800家、撤店58家的现状就显出了鲜明的反差。

按常规商业思路来看，H&M想必会为了商业利益努力维持在华形象，避免卷入是非，影响正常经营业务。遗憾的是，该公司从2020年9月中旬开始就拿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该集团称“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群众遭遇‘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因此，其产品将不使用产地为新疆的棉材。

对H&M公司来说，相对于新疆棉花的来路，其代工厂反而大多有强制劳动问题

事实上，H&M集团并不是这场风波中最突出的角色，在此后华文世界针对BCI机制展开的自发搜查中，Nike、Adidas等企业也出现了不少民众眼中“吃饭砸锅”的情况。

据Nike公司在2021年3月18日披露的2020至2021财年第三季度业绩，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营收均出现负增长之际，来自大中华区51%的业绩增长，确保了该公司总营收增长3%，至104亿美元。Adidas在其3月11日披露的2020年四季度财报也显示，大中华区的强劲复苏持续整个季度，其当季7%的增速带动了整个亚太市场。

但遗憾的是，两公司此前都已发表声明，宣布抵制新疆棉花，Nike更称其“青岛工厂已从2019年起停止招聘来自新疆的员工”，这种行为被人质疑是“吃饭砸锅”之余，甚至在字面上违反了中国《劳动法》的规定。

来自美国的促因

环顾本次H&M风波的经纬，外界可以在中国民间就新疆问题的激愤情绪、中国官方对民间愤怒的默许上感受到一些熟悉的气氛。相对于中日钓鱼岛对峙后“打砸日本车”的暴戾，以及2017年时中国旅游局点名制裁日本APA酒店的局面，它更像2018年1月时的情况。

当时，中国社交媒体发现包括美国联合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俄罗斯航空、沙特阿拉伯航空在内的24家航空公司以及万豪酒店、西班牙ZARA服装公司、美国美敦力医疗科技公司一度存在将台湾、西藏两地列为“国家”的局面。对此，北京方面随即约谈相关企业，到2018年7月，相关涉事企业最终接受北京建议。各方也相安无事，并未出现西方想像中的各种“制裁”，这一与“中美贸易战”并行展开的风波显示出北京正努力把经济领域问题控制在经济范围之内，竭力避免其与政治斗争捆绑，而非对“踩红线”者展开任何程度的“精准制裁”。

而今，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的回应也进一步显出了稳健的趋势，其“不允许外企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立场并无更多突破，甚至不及中国消费者协会指责相关企业“伤害中国消费者的民族感情、人格尊严”的发言来得严厉。

H&M只是此后引发的一系列风波的导火索，商人本为逐利，除极少数企业外，多数因卷入政治斗争的公司往往另有苦衷。就本次风波而言，BCI机制问题更大。这个脱胎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组织以“化肥农药的合理使用”、“ 从业者的健康及权益保护”以及“生产环境生物多样性”为号召，推行其棉产品标准，推销一些配套产品。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援助的履历似乎使之难以摆脱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影响。

BCI的在华办事处一度也和国际公平贸易认证组织（FLO）等机构一样，从2013年开始考察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一线产地，并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确认工人的“体面劳动”。但该协会在2019年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情况”，于美国参众两院于2020年9月22日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后，在2020年10月以“强迫劳动”为由封杀新疆棉花及制品。至此，问题也就变得不可收拾起来。

顾此失彼命运难改

不可否认，美国的政治规矩是相关企业难以规避的，而近年西方世界对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执着也对跨国企业构成了选择“政治正确”路线的压力。但跨国企业终究不能无视当事国的政治文化，变相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而担负另一种政治不正确的代价。

相对于H&M等企业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就发表了既支持美国立法，又强调其在新疆工厂无“强制劳动”的声明，这种做法即可以满足西方政府及人权机构的呼吁，又不至于触犯中国民意及北京的利益。

但无论如何，本次风波还是展示了一种将政治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危险趋势。随着这种趋势又与美国媒体就新疆问题轰炸式的舆论相配合，在社交网络展开饱和式覆盖，其对西方民众、社群造成的刺激，似乎又会再给类似H&M的西方企业带来新的压力，进而带来一种“不能向中国低头”的心理暗示。

这种风波的源头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却因为双方民众对于这些跨国企业都有正好相反的政治要求而使得企业难以顾及两种“政治正确”，只得接受“顾此失彼”的命运。在西方反华的意识形态风潮日长的世代下，这或许也是新形势下跨国企业的必然命运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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