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人， 当过车模和舞娘，现在加国教人玩枪”（组图）

我叫刘芳（@人间精品大刘芳），今年38岁，一个地道的北京大妞。十年前，我还是北京一家中学的英语教师，现在的我身处加拿大，和老公共同经营着一家射击俱乐部，每天跟枪支弹药打交道，乐此不疲。

我一直觉得，世间万物都可以兼容在一起，比如工作和爱好。我喜欢把爱好当成赚钱的工具，这样不仅能覆盖自己玩的花费，还能通过当教练的方式赚更多钱。

除了玩枪，我还喜欢滑雪、玩皮划艇、酿酒，依靠这些爱好，我可以边玩边挣钱，生活比以前逍遥自在了太多。

我在自己的射击场当助教，有很多和枪的合影。

我的事业观和人生观受父母影响很大，我爸从小就教导我：工作时应当竭尽全力，不放过任何机会；生活应该尽情享受，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如此才不枉人生。

我爸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在中学教书，我妈在一家乡镇企业做副厂长，两人都有稳定的收入，但都不满足于此，在主业之外一起搞了副业。最开始他们只是开了个小电器修理部，后来越做越大，成立了一家小工厂和运输公司。

当上老板后，爸妈干活儿依然非常拼，总是想尽办法多进材料，有时还雇大巴车把整村的老乡接来做工，完事再送回去。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收入状况随之越来越好。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已经买了一辆进口的菲亚特小汽车。

家里的小汽车，我那时觉得挣钱很重要，钱能换来想要的东西。

看着爸妈忙忙碌碌的样子，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着迷，很想自己也能早日拥有一份忙碌的工作。1996年暑假，12岁的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兼职——在父母的工厂里包装商品。

我和二十多个工人一起在闷热的车间里干流水线，早七晚九。因为是计件工资，为了多拿钱，我能干活的时间绝不休息，一个暑假就挣到了三千块钱。

我像个工作狂，认为工作应该是人的常态。要是哪天休假或是生病不能工作，我会觉得这一天特别浪费。父母反倒松了点劲儿，一有假期，他们就带我到处玩，海、陆、空换着来。平时再忙，爸爸也会抽时间开车载着我们一家人和小狗，像外国人一样去郊区野餐。

慢慢地，家里的条件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只要我想要什么东西，爸妈就给买，还无条件地满足我各种爱好，比如跳舞、滑雪等等。

中学时期的我，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到哪儿都是活跃分子。

2000年，正上高中的我第一次靠爱好挣到了钱。我们学校叫北京八十中学，挨着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总有一些演艺公司来选学生群演。有次一个公司拍广告，要选一批形象阳光活泼又会跳舞的文艺骨干，学校推荐了我和其他几个人。

等被拉到酒吧才知道，我们是要给大明星刘德华配舞，要拍的产品是旭日升冰红茶。我和六七个女孩站在一起，头发被染成五颜六色，在台下围着刘德华跳当时很流行的劲舞。那条广告一共拍了两天，虽然后来简版的广告里并没有出现我的身影，但我还是得到了800块钱的报酬。

上大学后，我的爱好就更丰富了，凭借自身条件做过很多兼职。我当过手模、车模，在金源燕莎俱乐部做过舞娘，甚至还在工体的国富海底世界兼职过美人鱼。那时的学生兼职比较单纯，我从没遇到什么乱七八糟的潜规则，挣钱的同时大大锻炼了我的社交能力。

大学时在夜店玩，我去做啤酒妹，卖酒拿提成。

我和第一任老公的感情也是大学期间正式开始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在网上和他认识了，后来一路痴情追到首都师范大学，成了小他三届的学妹。每天在学校相见，感情自然升温很快，大学一毕业，我们俩就去领证结婚了。

我的婆家位于京郊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我和老公、公公都在那里的一所中学教书。县城工资不高，杂事却不少。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近乎变态的管理制度，我好歹也是老师，衣服穿得稍微鲜艳点也会被书记叫去训话。因为我公公是总务主任，我明里暗里还总是被人说闲话。

在这种环境下，我干了一年多再也待不住了，想尽办法把自己调回了市里的一所中学。因为我努力上进，人缘比较好，教的又是比较热门的英语学科，去市里不久就得到了很多家教机会，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2006年，我在北京八中任实习英语老师，中间粉色衣服的是我。

挣钱最多的时候，我仅靠业余时间做家教就能月入两万。我拿着钱和闺蜜到处玩，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看到了很多风土人情，特别是出国旅游让我大开眼界，涨了不少见识。

很小的时候，我周围就有亲戚朋友去了国外生活，后来好多同学也都走出国门。怀孕后，我也开始认真考虑出国这件事。直到2013年，孩子满一岁了，为了给她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我们一家三口移居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同时保留中国国籍。

刚到加拿大不久，在标志性的枫叶旗前合影。

没想到出国才一年多，我们夫妻俩便经历了一场无法解决的感情风波。那时我刚流完产，紧接着又在痛苦中离婚，身边只剩下小女儿一个人。双重打击下，整整两年时间，我黯然神伤，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在流泪中度过的。每天早晨睁开眼，看着女儿稚嫩的小脸，想到她再也没有完整的家庭，便忍不住在旁边默默流泪。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小说里写的，人怎么可能一宿一宿地哭？真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原来眼泪真的可以哗哗流个不停。

那段时间我陷在抑郁中，总是愁眉苦脸。

为了缓解痛苦，我报考了一所本地大学，主修我一直热爱的儿童教育专业。原本上学是为了分散精力，没想到在伤心和学业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一年后我就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我整个人仿佛行尸走肉，好几次接完孩子忘了拉车门，车开在路上被一群人追着喊着提醒。有时我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学校。

还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等醒来睁开眼，看到孩子自己坐在餐厅凳子上乖乖吃饭，我当时吓了一跳，还以为家里有人来过。其实那饭是我自己给孩子做的，但那一刻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人生低谷期，只有小家伙能让我少点灰暗。

我的记忆力急速下降，更甚的是，后来竟然出现了幻听幻视的精神问题。我总会看到一个无脸黑影人在家里晃来晃去，开始我也有点害怕，后来不管他，他出现的次数就越来越多。

我把我的情况跟我的心理医生说了，他多次强调让我必须接受严格治疗，这意味着我唯一的孩子可能会被送往前夫或者朋友家，甚至会被送到福利机构待一阵子，这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扛了，生病了就需要人照顾，赶在开学之前，我给爸妈打去了求助电话。我爸妈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人，他们一年四季全世界地玩，我们一直是有事说事，没事互不干涉对方生活。

此时，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妈妈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飞到温哥华，在机场坐了一宿，第二天才转机到蒙特利尔。那是8月底留学生返程高峰，光机票她就花了两万块，只为了来陪我。

我妈平时活得很潇洒，这是她在南非旅游时的照片。

妈妈一边帮我带孩子，一边鼓励我重新拾起爱好，她说：“你不是从小就喜欢滑雪吗？怎么到了加拿大，有这么优越的滑雪条件，反而一次没见你滑过。”

我对她的不理解特别失望，心想我都已经是那种不接电话不愿见人，甚至开门都没力气的状态了，怎么可能去滑雪？

但我妈没管那么多，她一把给我拽去了当地最专业的运动商店，花九百多加元买了一套名牌滑雪装备，不容反驳地看着我：“走，去滑雪，我带着孩子，看着你，咱仨一起去！”

妈妈在帮我带孩子。

我禁不住妈妈的生拉硬拽，只好带上装备来到滑雪场。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应付了半个小时，后来实在假装不下去了，死活不愿意再滑。妈妈没怪我，第二天又带我去，第三天依旧。

那年冬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滑雪场度过。我在滑雪的时候，妈妈就带孩子在休息室里边玩边等着。在她的陪伴下，我从刚开始完全不在状态、依旧精神萎靡，到后来一次能滑一两个小时，状态越来越好。

我在滑雪场滑双板，一投入进去，就没心思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滑雪、运动，慢慢减药，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得知我重新开始专注运动后，看着我开心笑了起来，他告诉我运动产生的作用可以跟药物相媲美，觉得我的抑郁症快好了！在他的鼓励下，我愈发有了动力。

除了滑雪，我还在雪场做志愿者，给小孩子指导滑雪技巧。因为一直学的是教育领域，我对怎么教别人有一种天然优势，而且滑雪又是我多年来热爱且已经很熟悉的运动，所以会不经意地全身心投入进去，意外地获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我在滑雪教练协会做志愿者，脸上已经能看见笑容。

后来我干脆考了教练资格证。成了那家滑雪俱乐部第一位全职的华裔滑雪教练。我在滑雪课上的学员非常多，后来因为无法一一顾全，只好把他们转给其他教练。这种受欢迎的感觉让我又有了自信，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我抑郁症好些的时候，邻居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大两岁，是加拿大本国的退伍老兵，曾参加联合国多国维和部队的任务。他一共在加拿大陆军待了九年时间，从一个普通的步兵一路做到侦察兵、狙击手。后来成为一名中士，手下管着二十多个大兵。

当兵时的老公，对各种类型的枪支了如指掌。

由于实战经验丰富，他对枪的构造非常熟悉，射击也很准。和他认识之后，我们之间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枪。

我对枪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很熟悉。在我小时候，家里曾有好几支猎枪。爸爸还经常带着我们和他的打猎小团队一起，去北京郊区或者内蒙等地打猎。

我上小学时还给他的猎枪装过子弹，只可惜那时没玩痛快，1996年中国出台法律全面禁枪后，我就更没机会了，但对枪械的独特兴趣早已扎根心底。

我们的第一次枪场约会，彼此还都有点拘谨。

来加拿大之后，我了解到普通人也可以合法拥有枪械，枪证分非受限和受限两种，第一种普通人也比较容易取得，主要为了满足运动和狩猎这两大主流需求。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家里有杆枪，危险时刻肯定比烧火棍好用。我是个单身母亲，本身又喜欢枪，所以无论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爱好，持枪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和男朋友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报了名准备考枪证。借着玩枪这个共同话题，我们聊得火热，第一次约会地点选的就是枪场，确定关系后更是经常一起去打枪。

在他的带动下，我快速走出伤痛。看着我笑容越来越多，妈妈终于放心了。在照顾了我一年零八个月后，把我交给了这个加拿大男人照顾。

妈妈回京之前，我们一家人特意到当地的东坡中餐厅吃了顿饭。

男朋友不光对我好，对我女儿也非常好，经常带我们一起出去玩。后来我很自然地给他改口叫了老公，女儿也重新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2018年，我从本地大学毕业，在家附近的幼儿园当起了幼教老师，年薪换算成人民币有二十多万，老公退伍后在一家公司做网络分析师，年薪大概税前50万人民币。这个家庭收入水平算中等偏上，可对于我家来说却刚刚够开销。

我和老公热爱户外运动，爱好都是非常烧钱的那种。特别是我老公，他最喜欢玩枪，一把好枪要人民币好几万。而且枪的周边产品比枪还费钱，比如一个好的瞄准镜要五万左右，一个室外射击场的年卡也要两万多。我们的收入根本无法长久支持这些爱好。

这些长短不一的枪都是我和老公在不同时期买回来的。

到2019年，眼看着花销越来越大，我开始琢磨挣钱的门路。因为之前当过滑雪俱乐部的志愿者，我首先想的就是能不能用身边的资源做一些副业，好养起我们的爱好。

我跟老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开一个射击俱乐部。因为我老公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想在加拿大拿到射击教练证非常不容易，而他既是一个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兵，又有正规的射击教练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能浪费？

没多久，我们就注册成立了一个射击俱乐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跟跟旅行社合作搞了一个自费项目，专门接待一些国内和欧洲来的贵宾团。

我们的俱乐部建在一片开阔的林地中。

游客们对真枪射击很向往，开业之后生意非常好，可惜后来受疫情影响，外来游客越来越少，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于是我们又改做本地华人市场。

在加拿大的华人圈子里，很多人喜爱射击是因为国内对枪支管制比较严，对武器的好奇心特别强，也有一些人是喜欢收集枪械，或者爱好狩猎。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

老公在教授华人小朋友射击。

在蒙特利尔当地，华裔算是少数族裔，特别是疫情期间，总有一些人对华裔有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唐人街的石狮子还被人泼过漆，出于安全考虑，很多人开始有了持枪需求。

我的几位华人朋友就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跟我说过，“如果哪天社会动荡了，我能不能带娃来你家求庇护？”虽然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我内心真的有了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

我在自家射击场当助教，主要教一些基础的射击操作。

转型本地华人市场后，我们的生意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学枪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还扩展到枪械的保养、购买以及枪证考试咨询指导等项目，这样全面系统的射击培训机构在魁北克省算是头一家。

现在除了上班时间，每个周末老公都能带二十来个人去射击场，给他们做一对一培训。而我因为没有射击教练证书，只能当助教，在一定范围内做些帮忙辅导的工作。因为需求增大，我们的射击俱乐部不久前招了两名专业教练，计划疫情过后再招两人。

老公（右一）在与战友交谈，准备吸纳他为新教练。

到目前为止，我的俱乐部一共有十多支不同样式的枪，以及子弹三万多发，先后接待了差不多1000位客人。我经常被一些机构邀请去分享关于枪械和射击方面的资讯，还当选了加拿大本地枪械协会的理事。

俱乐部的收入已经完全能养起我们的爱好，甚至还有额外的钱来搞收藏。我最心仪的宝贝是一款产自美国的限量款步枪，因为是手工打造，光从订购到走进口程序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我的美国鹰手工限量版步枪，价值一万多人民币，使用点22口径子弹。

除了玩枪，我到加拿大之后还培养了一些其他爱好，比如白水皮划艇。它是一种专为快速流动的河流设计的皮划艇，这些河流被称为白水，因为急流时气泡在水中移动呈白色。

达到考核水平后，我进入麦吉尔大学的白水皮划艇俱乐部当了兼职助教，还经常受邀为一些平台撰稿关于皮划艇专业方面的文章。

平日里我还会和圈子里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一些小众的皮划艇野营活动，划着皮划艇在水域周围找一些陌生的野营地扎营玩耍。我自己也经常单独一人或带着孩子野营四五天，那种独自在野外看星星的感觉真的让人非常享受。

我在玩白水皮划艇，可以带船在水里翻滚。

因为喜欢品酒，我去年在一个华人老乡那里学会了酿酒，目前除了自家的射击俱乐部，我还兼任一家私人小酒庄的合伙人。

不忙的时候我会开着车到处跑，为各处的酒友们送酒。为了装货方便，我专程把家里的一辆宝马轿车置换成了本田汽卡。

我们酒庄出产的葡萄酒。

未来我还有梦想，就是要抽时间去读硕读博，继续把幼教老师当作主业。自从2018年毕业后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幼教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教育老本行了。毕竟学的是教育，我骨子里还是想当老师。

我相信只要对一件事足够热爱，总能得到一些额外收获。比如之前的那些爱好，不仅帮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找回了自己，还让我和老公拥有共同话题、感情保持甜蜜；最重要的是让我有了玩着挣钱的机会。

有了这么多新鲜尝试，我才更清楚人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少些自我设限，多尝试些新鲜有趣的事物，说不定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擅长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