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以“债转股”的方式继续突破印度投资市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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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突破了印度较长时间以来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也表明印度政府表现出了一定弹性。当前中国对印投资更需要技巧和对机遇的把握。

据《金融时报》4月23日报道（《腾讯悄然投资印度社交媒体平台》），腾讯悄然投资了印度社交媒体初创企业ShareChat，通过两家欧洲实体向其投资2.25亿美元。尽管印度严格限制中国对印度公司的新投资，但这次投资依然得以达成。此外，ShareChat最近从老虎环球（Tiger Global）和Snap等投资者处筹集了5.01亿美元用于发展旗下短视频应用，发展TikTok的竞争对手Moj。监管文件显示，ShareChat通过向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Zennis Capital BV和Hlodyn BV两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获得了上述金额中的接近一半资金。这两家公司均于2月注册，并在公开记录中出现了两名相同董事——腾讯欧洲业务的财务总监Jingsi He和腾讯驻欧洲高级法律顾问康斯坦特•彼得•范德梅韦（Constant Pieter van der Merwe）。

如果这两家荷兰公司所持债券转换为股权，它们将持有ShareChat 19.74%的股份。由于涉及商业信息，ShareChat目前没有公开将腾讯列为投资者。该股权协议使这两家公司得以在形式上绕开印度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此前印度规定任何来自中国的投资都必须获得政府批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腾讯或ShareChat违反了印度政府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腾讯这一操作融合了股权与金融手段的双重优势，这是目前全球直接投资市场资本运作的发展趋势。

资本是逐利的，印度市场大有可为。有机构预计2021年至2027年，印度视频娱乐市场的扩张将加速增长。由于人口基数大，印度网络社交娱乐市场广为看好。印度市场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重要的争夺场地。总部位于孟买的投资公司Iron Pillar在2019年11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总计在印度投资了18家知名创业公司，这意味着两大巨头已将印度目前31家独角兽企业的三分之一强纳入囊中。此前阿里和腾讯对印度初创公司的押注，是基于印度市场前景以及中国投资者投资兴趣不断激增的现实，这展现了中国跨国公司对印度市场的信心。

这种看似间接的投资却获得了实际上的控股权，这一事件对腾讯来讲是一个胜利。腾讯突破了印度较长时间以来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也表明印度政府在外资审查上表现出了一定弹性。在去年中印关系紧张之际，莫迪政府对包括TikTok、WeChat等中国应用APP实行了大规模的封禁，由此造成了中企投资的亏损或面临司法债务等纠纷。印度积极发展本国自主的APP，但问题是资金流动性不强，甚至需要实施跨国融资，这为中企投资提供了机遇。

目前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灾难性的疫情。疫情必然会加剧各行业企业的债务危机，许多企业将面临资金困难，中国企业正好可以有机会进行相应的对接。因莫迪政府应对失策等原因，疫情在印度泛滥。在4月22日送检的165万份样本中，确诊病例31万份，确诊率高达19%。按照这个数值计算整体，印度可能感染的人数高达2.47亿！4月24日印度公布有超过34万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三天刷新世界纪录，24小时内死亡人数为2624人，同样再次破纪录，累计全国有18.9万人死亡。可以推断，印度将面临新一轮的国家封锁和外部孤立。在疫情失控当下，实行全国性的管控或成为印度政府的必然选择。由于信息与商品要素依然需要流动，客观上会产生更加庞大的网络社交媒体市场和人群。

在印度民族主义泛起的当下，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更需要的是技巧以及对机遇的把握。这种机遇表现在三点。一是客观认识印度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这是任何中国网信和娱乐企业所不能忽视的。尽管莫迪政府在限制中企网络产业投资上不遗余力，但印度企业要发展涵盖全印度的APP就不得不依靠外资的支持，在这一领域，中国有足够的比较优势进行对接。二是目前直接投资与国际金融的便捷性使得股权日益复杂化、控股权走向多元，跨国收购在资金来源上可以通过较好的技术性处理来实现特定的投资，这完全可能绕过传统的安全审查。三是疫情会加速印度网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中国释放出的支援善意无论印度政府是否接受，都会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中企有必要长远考虑，积极对接相应的渠道。

腾讯的成功实践释放的信号是印度的投资市场正在对中国资本开放。而在印度民族主义依然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投资资本做出一定的“包装”。但直接投资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资本与市场的对接，资本与股权的交易。可以说，尽管中印关系依然处于敏感阶段，但市场之间的活跃度与政治之间依然保持着相应的边界，中国资本与印度市场依然存在对接空间与可能性。

相比于印度政府对TikTok的严格限制，腾讯在社会资本与渠道上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腾讯的案例表明，在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度，要成功地实现投资，更需要特定的渠道以及对时机的把握，而投资的初衷应该指向纯商业性的“投资—回报”式商业逻辑，而非实际性地对数据、网络等敏感性资产的控制，如此才能降低政治风险，实现资本与国家安全的友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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