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疫情惨烈与选举惨败，“莫迪时代”或自此落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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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投入巨大，印人党却在西孟邦选举中遭到了惨败：截至5月3日，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2个竞选席位中，印人党在该邦的对手草根国大党（TMC）拿下了213个席位，而印人党只有77席。印人党为何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发起“西孟战役”？而此次西孟加拉邦明显的选举失利叠加第二波疫情又预示了印度国内政治怎样的前景？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西孟加拉邦，莫迪和沙阿选定的“决战”战场

自2001年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以来，莫迪一贯的执政思路都是通过炒作教派议题稳固政治支持，在此基础上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盘活经济，进而在收获企业界支持的同时创造出大量工作岗位，以此筑牢政治根基。莫迪这一执政方略获得了巨大成功，被誉为“古吉拉特模式”，并最终助推其走上了总理宝座。然而，自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以来，莫迪试图在全国层面复制同样策略时却遭遇多方面掣肘，特别是他心心念念的经济改革迟迟难以全面推开。

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暴发，莫迪政府认为他终于等来了将系列改革措施 “和盘托出”的机会窗口。在国内方面，第一波疫情暴发后，印度暂时出现了“一致抗疫”的氛围，中央政府权力基于抗疫需要而大幅扩张。在国际方面，中美矛盾空前激化，印度认为其面临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产业链并与美西方深化绑定的千载难逢机遇。基于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很清晰地描绘出其疫后恢复与赶超路线：短期内，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大量就业，“以工代赈”；中长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改革提振营商环境，基于印度庞大市场的可观前景，以货物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账户对美西方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大量投资，进而创造出大量就业稳固其政治根基。

然而，随着莫迪政府改革措施的推进，事态并没有顺着其设想运行，莫迪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多个方向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首先，莫迪政府的防疫措施没能阻止疫情全面暴发。印度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在受到短暂抑制后持续走高，于2020年7月超过100万。缺乏配套措施的“一刀切”式全面封锁措施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混乱，特别是沉重打击了最为脆弱的农民工群体。上千万农民工滞留在打工地，其中很多不得不徒步数百公里返乡。2020~2021财年，多个机构预测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会收缩8%左右。

其次，印人党与反对党之间矛盾不断升级。这一状况的根源在于“抗击疫情”被莫迪政府当成了扩大政治优势的政治借口和工具，莫迪政府不但出台一系列单边扩张联邦权力举措，印人党各级政府还借助全面封锁加大了倾轧、打击反对力量的力度。反对党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不断突破“疫情防控”限制，在几乎每个可能的议题上都大肆炒作，使印度的政治极化达到了空前高度。

再次，莫迪-沙阿在右翼政治光谱内持续面临压力。2018年以来，尤其是2019年人民院选举胜选后，莫迪-沙阿主导推出了一系列教派主义政策，极大稳固了其在团家族内（Sangh Parivar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核心，并以RSS为母体孕育出的庞大右翼组织联合体，印人党也是团家族成员）地位。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根除莫迪的亲大资本、经济自由化倾向与团家族根深蒂固的亲小资产阶级、小生产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莫迪的《劳动法》和国有资本撤资等方案引发了团家族内印度工人团（BMS）和斯瓦德西觉醒阵线（SJM）等组织的强烈不满与公开抗议。

最后，莫迪政府的全面改革措施引爆了社会矛盾。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久拖不决的针对三份农业改革法案的农民抗议。自2020年9月底旁遮普邦农民发起抗议活动以来，抗议农民挺过了秋收、德里红堡事件、春耕等艰难时刻，实现了抗议影响的扩大和深化，并进入了与印人党政府“持久战”阶段。今年4月上旬春耕期间，在首都德里边境坚守的农民群体仍有4万余人的规模。总的来看，这轮抗议已经高度“情绪化”、“政治化”，难以在短期内以相互妥协方式结束。农民抗议极大地恶化了莫迪政府的政治环境，沉重打击了印人党在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的政治基础，使RSS对“社会分裂”非常不安，使企业界担忧政府推进改革的坚决性，使反对党和工会等反对群体看到了动摇印人党统治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莫迪政府发起了“征服”西孟加拉邦的“战役”。事实上，拿下西孟邦在印人党议程中原本就处在很高的优先级。首先，这是出于为印度教右翼势力“开疆拓土”的需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势力在该邦议会席位数从未超过四席，向这一“异质文化带”扩张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极大巩固RSS对印人党的支持。

其次，这是为了打击反对势力的气焰。在西孟邦长期执政的草根国大党（TMC）主席玛玛塔·班纳吉自莫迪执政以来长期是全印层面反印人党的先锋和旗手。RSS“最高领袖”（Sarsanghchalak）莫汉·巴格瓦特多次在年度“十胜节”讲话中点名TMC，号召印度教右翼力量予以讨伐。

再次，印人党认为其在西孟邦面临机遇。由于TMC过于依赖选举暴力且高度腐败，西孟邦许多民众对TMC高度不满。2019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拿下西孟邦全部42个席位中的18个，使得印人党认为自己在此次邦议会选举中有机可乘。

上文所述第一波疫情暴发后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也使莫迪-沙阿非常需要在西孟邦的胜利。综览2021年春季五个进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地区，印人党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处于边缘地位，在阿萨姆邦属于守成一方，本地治理中央联邦区体量太小，只有西孟邦是发起攻势的合适对象。随着媒体炒作和印人党在这一区域投入的加大，西孟邦选战也逐渐被印度舆论视为“政治决战”。

不顾疫情推选举，印人党遭遇耻辱性失败

莫迪-沙阿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西孟邦选战中投入了海量资源：高级领导人密集举行大型竞选集会、系列重大工程建设承诺连番出炉，针对不同社群的政策细密编织，甚至还操纵选举委员会作出对印人党有利安排，并动用司法工具打击TMC领导人。

在选战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疫情却悄然蔓延，印度日增确诊病例从3月中旬的2万多例暴涨到4月初的10万例。莫迪政府却选择服务选战需要而拖延疫情应对。这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印人党在西孟邦缺乏头面人物，只有让莫迪、阿米特·沙阿等全国政治人物在西孟邦八轮投票的每一轮中都通过竞选集会充分露面才能增加其胜算；第二，承认疫情失控也会使印人党“莫迪率领印度走出疫情”的叙事大打折扣。4月15日，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而印人党仍在西孟邦发动大规模竞选集会。4月29日，印度新增病例37.9万例，孟买、德里等城市已经成为“人间炼狱”，莫迪还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号召选民去投票。

然而，近乎耻辱性的失败显示，莫迪-沙阿彻底高估了印人党在西孟邦的政治力量。西孟邦高达30%的人口是穆斯林，且传统上对本土的孟加拉文化非常自豪，对印地语地带则多有蔑视。玛玛塔·班纳吉虽然有很多争议，但仍是当下全印最有影响力的孟加拉政治人物。反观印人党在西孟邦的组织基本是靠投入大量金钱收买拼凑的。2019年人民院选举失利以来，TMC还雇佣知名选举战略师基肖尔（Prashant Kishor）采取了重整组织、拉拢边缘群体等多项措施，大大巩固了政治基础。早在2020年12月，基肖尔就预言印人党在西孟邦选战中获得的席位不会超过100个。可以说，即使没有第二波疫情，印人党在西孟邦也毫无胜算。

莫迪-沙阿发现自己的处境就像是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因为内部矛盾而不得不进行力不从心、政治赌注高昂的扩张。历史上，奥朗则布进入贫瘠而地形险峻的德干山地后，发现自己军队里华丽的战象和火炮除了消耗大量补给外毫无用处，而政治压力却使他不得不加码投入。

在这种状况下，第二波疫情的“从天而降”更是动摇了印人党的统治根基。首先，第二波疫情集中打击了印人党的政治根基——城市中产阶级。加上在第一波疫情中受到重创的农民工，疫情的严峻现实或使这两个阶层对印人党幻灭而转投其他政党。其次，疫情严重扰乱了莫迪的经济部署，甚至可能引发外资大量出逃和卢比雪崩，造成严重的外汇短缺和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当下印度政治氛围使得莫迪政府难以有效调动各方力量抗击疫情，疫情带来损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基于第一波疫情的“教训”，反对党、抗议农民等普遍已不再信任莫迪政府会出于共同国家利益施政，当下的政治氛围也与第一波疫情刚暴发时候明显不同。抗议农民团体就表示即使承受惨重伤亡也要坚持抗议，随着春耕结束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回到了德里抗议前线。各反对党也会借一切机会打击、削弱印人党，极大限制莫迪政府行动空间。

面对危局，莫迪政府的“叙事管理”（narrative management）策略或不再奏效，甚至将反噬印人党。多家印媒指出，第一波疫情之后直到春季选战期间，莫迪政府采取了“叙事管理”策略，如强调“穆斯林传播病毒”等，并进而构建出了莫迪以强有力的措施带领国家走出疫情困境、使印度成为“疫苗大师”拯救全世界的叙事。

　　然而，第二轮疫情状况实在过于惨烈，使莫迪政府很难通过更改叙事的方式粉饰。不仅如此，疫情的惨状还使之前印人党“成功抗疫”的叙事充满了讽刺性，之前印人党把莫迪抬得越高，这种讽刺性就越强烈。人们也会不断质疑之前莫迪政府的政策：为什么印度在自己疫苗接种率只有2%不到的时候，却高调宣布将向全世界提供疫苗？为什么在氧气等医疗物资供应、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如此巨大缺口的状况下，印人党还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选战？为什么在第二波疫情已经呈现暴发势头的3月，印人党仍在高调宣传“莫迪带领印度走出了疫情”？这些追问将不断动摇人们对印人党的信任。

　　总的来看，本次西孟邦选举与第二波疫情的暴发可以被视作是一个政治节点，“莫迪时代”的落幕或就此展开。

　　综合分析本轮邦选叠加第二波疫情的影响，首先，莫迪政府或因多方牵制而陷入“跛脚鸭”状态，将严重扰乱疫情抗击与经济复苏部署。考虑到印度的经济体量和在世界医药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或给全球经济复苏和疫情抗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其次，印度国内政治也可能重新回到“联盟政治”状态，2024年人民院选举后或出现一个松散的反对党联合政府。最后，政治困境或使印人党“退守”印地语区的核心地带，导致其更加“右倾化”和“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化”，莫迪政府在未来三年也可能出台更加激进的教派主义政策，增加国际和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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