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周年：大旗之下辗转腾挪的香港黄店店主、教师和普通市民（组图）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20来岁的黄柏奇（化名）几年前于香港一所大学毕业后，在国际银行任职，原本可以薪高粮准，过上无忧无虑的中产生活，但在2019年社会运动爆发后，他毅然辞职，转到一家倡议型非政府组织工作，主要目的是可以有自由参与政治运动。

一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让他急速成长，从一个政治经验欠奉的素人，慢慢了解民主派政圈的版图，有时亦会帮到筹办活动，协调各个持份者、场地和媒体等工作。

但2020年年中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这个城市的政治、社会、教育、媒体都开始迎来翻天覆地的转变。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被控，立法会内的非建制派力量所剩无几，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全部熄火，亲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停刊……

对民主派阵营而来，香港的言论表达自由和一国两制走向终结，亲建制一方则认为这条法例让香港社会走向稳定，并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

亲建制阵营认为《国安法》令香港更安全稳定。

移民海外还是留守香港

坏消息占据了民主派支持者的生活，一年之间，黄柏奇目睹很多人放弃了追求民主，退出政坛甚至移民海外。

根据英国政府资料，单是今年首三个月，已有逾3万名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及其直系亲属申请移居英国。另外加拿大和台湾也在2020年分别收到逾1万名香港人申请定居。

但黄柏奇没有计划离开：“生活在极权下也是有一个教育过程，香港人现在可能觉得好绝望，但自己香港自己救，要留下来，有人才有希望。”

今年6月4日是近期少有的街头再次出现示威者的日子。那天，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封锁了维园，阻止各方纪念1989年天安民民主运动遭镇压的事件，维园内没有了年度烛光，维园外的街头却灯光萤萤。

黄柏奇也身在现场，重遇很多熟悉的朋友，虽然人数比他想象中的少，但很多人也在找机会发声，他认为这个城市仍然有希望。

今年6月4日，维园没有烛光，但民众继续在维园外表态。

但这并非一个街头抗争的年代，在新的政治环境和难以预测的红线下表达政见，需要作出改变。

黄柏奇会参加政治相关的联署，帮忙摆放街站宣传不同政治议题的活动，例如声援拟潜逃台湾但失败的12港人案，或是协助举办政治相关的电影放映会和展览等等。

组织这些活动并不容易，摆放街站会被警察动辄以违反疫情的“限聚令”为由予以警告，一些电影活动会因场地受当局施压而被迫取消。

在访问中，他多次强调发声的重要，他说自己现在亦会透过工会在媒体刊载文章论政。他认为，目前香港政治体制中欠缺反对派声音，而专业团体或会忌讳得罪政府而无法表达真诚意见，在这一情况下，公民社会及工会等，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声平台。

“以前政党和传统社运团体是香港公共意识的载体，或多或少反映当代香港社会如何面对当下重要的议题，而工会则要转变成为新的载体，去承载民意和异见，抗衡政权提出的主旋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对BBC中文表示认同这一做法，他认为香港民主派需要在立法会以外创造一个平台，继续就香港政府的施政发声，但这种做法有难度，一方面在这些平台发声的人，有可能成为政权针对的对象，他们要“愿意冒险”，另一方面，这些人需要有相应资源和争取媒体关注。

新闻背景：学术界和政界对于国安法的不同定义

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统计，截至2021年6月19日，共101人因涉嫌触犯《国安法》中的罪行被捕，另外有27人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以非国安罪行拘捕。

负责这一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众多案件中仅6名人士的案件，“相对符合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检控标准”，其他人的案件如果放在“尊重人权的司法管辖区内，不会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他们的主要罪行“似乎只是对政府作出和平的批评”，这部法律成为了“威胁及打压政治表达的工具”。

研究人员王莉雅和托马斯·克罗格（Thomas E. Kellogg）说，这显示此法用作“惩罚和平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异见人士”。

刚升职做香港政府第二号人物的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近期接受港媒访问时表示，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取得“绝对合格”的成绩，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已受控制。

他强调，要继续警惕外国势力，并指外国势力刻意寻找借口，攻击、抹黑特区政府，说出与事实不符的事，以图混淆视听，误导市民。

他认为香港《国安法》的订立充分保障了港人原有的合法权益，《基本法》写明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和自由没有丝毫减少，一些国际间的人权公约在香港国安法下仍然适用。

“任何人行使自由和权利，必须不能违法，若以违法的手段达到所谓的权利、自由，就不是合法的权利和自由。任何损害他人和自己权利的行为，政府都有权作合法规管。”他说。

通识老师的“躺平”

香港《国安法》一直被外界批评定义欠缺清晰，模糊的红线同样波及教育界，特别是一些历史科、社会科、和已经被当局宣布叫停的通识教育科。

通识科的立意原本是透过老师引导学生就争议性议题进行讨论，用数据和论据去了解各方的想法，从不同意念的碰撞中，让学生建立自己的思考。但2019年社会运动爆发以后，政府指责通识科是社会乱局的罪魁祸首，当局先审批此科教材，再直接把这科改革成非主科的公民与社会科，删去讨论争议性话题，转移重点培养学生国家意识。

《国安法》出现后，一些香港老师担心，有的话题是否不再能够在学校讨论。

“六四”、文革能够讨论吗？社会运动能够讨论吗？中美贸易战可以怎样说？各个老师有不同的解读，怕事的老师会决定不教任何敏感议题。

“《国安法》之后的香港，有很多无形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不知不觉出现了不见血的文革，”教了十多年通识科的罗洁玲老师如此形容《国安法》对教育界的影响。

香港的学校有越来越多国家相关的内容。

父母会警告自己子女，在校内要避开谈及“敏感”议题的老师，罗老师自己也会担心学生举报。

例如近日，三名中国航天员历史性地登上中国造空间站，有学生问她为何中国空间站发展得比其他国家晚，这个答案牵涉大国博奕与连串历史，她讲解的时候，一度担心自己的答案，会否令孩子对国家有负面批评而不喜欢国家。

“我也为自己有这些想法很生自己气，”她说。

根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调查，4成香港老师拟离职，主要原因是政治压力增加。据港媒报导，一些传统名校近期破纪录一学年有两成教职员离开。

目前，并未有香港教师因为工作被直接指控违反《国安法》，但一些老师因曾发表政治言论而失去工作或被取消教席，例如近期，有香港老师因为买了《苹果日报》在校内分发给其他老师，被人举报指其“动机不良”、“校内不得作政治宣传”而遭停课。

罗老师说，起初很多老师都对此感到惊慌，特别担心会被亲北京媒体点名批评，但随着案例越来越多，学校管理层和老师逐渐寻找到应对方法，就是“躺平、低调、不硬碰和擦边球”，当校方和老师选择不高调回应这些问题，又没有家长追责的时候，这些风波又会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

另一个不信任存在于老师和政府之间。罗洁玲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的前干事，2019年之前，联会和政府关系融洽，教育局会征询联会的意见，联会又会获邀参加局方举行的分享会，彼此共同目标是搞好通识科。

这个组织政治味道不浓厚，2019年的《逃犯条例》争议之中，联会并没有如其他行业的专业团体般，作出联署等高调举动。但在通识科被针对以后，局方针对通识科进行改革时，都对联会视而不见，关系越走越远。

“现在他们是官，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做就没有的了，我们这些老师不被尊重，整个社会气氛就被压下去。”这个联会的经历是一个缩影，反映政府与民间专业团体的关系。

在这种低气压之下，罗老师坦言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谨守岗位，当完成余下的通识课程后，她将会教授一门公民与社会科以外的新科目，继续培养学生独立思维。

“黄店”东主：我们在“围炉”

陈焜是港岛区一家民主派食肆的东主，2019年“反送中”运动热潮下，他店面挂满了“黑衣人”的海报，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

《国安法》出炉以后，这些“敏感”的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不同“擦边球”的暗喻，例如“香港人加油”、“见字饮水（民主派阵营呼吁大家保持身体健康留力抗争的字句）”、“坚持”。

“明白的人就会明白，运动爆发时，大家都说要Be water（行动如流水），与政权硬碰只会白白牺牲，如今可能做到的事情不多，但作为黄店，至少我们给手足一个围炉的地方。”

陈焜认为，所谓“黄色经济圈”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但“黄店”的存在，则在连系同路人和维持士气上，起了关键作用。

他聘用了一些卷入示威案件的年轻人，有时候见到相熟的亲民主派人士，他会给予折扣，在店内，他也会在《国安法》框架下宣传政治议题，例如呼吁大家关注“12港人案”和被捕政治人物等。

在《苹果日报》最后的出版日，他也一口气买了一百份《苹果日报》，放在店内供顾客取阅和留念。

虽然仅仅是以这种非常低调的方式延续火炬，但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店很容易成为被政府针对的对象。例如稍早前，香港海关高调动员过百人，搜查亲民主派的商店“阿布泰国生活百货”20多家门市和仓库，指这家店没有按法例在产品上贴上中英警告标签，该公司33岁男董事被捕。

阿布泰事件触发大批香港市民排队购物声援。

陈焜说，如今开店表达政治立场就要份外小心。

网上零食店Jimmy Jungle则是另一家维持大家联系的“黄店”，其特点是为还押人士购买一些当局允许的零食，负责人对BBC表示，希望让被还押的人能够在被囚期间感受一些少许喜悦。

在香港的惩教体系，一旦被捕者不获保释，就会被关押，期间他们可安排探访，探访人士可为他们带入一些当局名单列举的生活用品和零食。

这家店帮助的人数在《国安法》之后增加较多。有时候，他们要为数十名被还押人士提供零食，还需要和其它商店联手帮忙。

在高压的环境下，负责人阿熙（Hei）认为各界仍然有事可为，不应该坐以待弊。

“有些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做，可能最后都没大作用，但你对得住自己，我不想散播负能量，只要有能力、风险不大，你也应该继续做。”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