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冠一代”年轻人躺平了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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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18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影响尤其深远。因为疫情，他们和工作与生活上的重要机会失之交臂，从而不得不对人生重新定位。

在6月中下旬的那几天，“拉舍特退缩”成了Twitter“德国趋势”中的头号热门标签。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是目前德国执政党之一联盟党（Union，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今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事情的起因为是，YouTube播主雷佐（Rezo）联合一位记者和《时代周报》（Zeit Online），邀请联盟党、社民党（SPD）和绿党（Grüne）的三位总理候选人在YouTube和Twitch上进行三方谈，被拉舍特拒绝。由此，“拉舍特退缩”标签在Twitter上流传开来。许多人发推表示，拉舍特拒绝的原因在于没办法对年轻一代的疑问做出回应。不过，也有人表示理解拉舍特：成名于抨击基民盟的雷佐不像是一个中立的主持人。

雷佐抨击基民盟可以追溯到2019年。这个前额一撮蓝色头发、本名不明、当时年龄应该在27岁上下的播主，因一个时长近一小时、以“基民盟在毁灭我们的人生和未来”为主题的YouTube视频，一炮而红。该视频获得了超千万的点击率（他在YouTube上其中一个频道拥有155万订阅者）。当时，该视频的走红以及基民盟对此做出的反应被解读为，执政党遭遇了来自年轻一代的一记耳光。

而此次，在拉舍特表示拒绝之后，雷佐发视频表示，拉舍特错过了一个机会。他认为30岁以下的年轻不会去看电视，而是聚集在在线平台上。“未来的总理热门人选都不愿意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抽出一晚上时间，这是一个坏的信号。”他的这段言论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回应，但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雷佐自以为代表德国年轻人”。这些人发推表示：雷佐和路易莎•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不能代表我们年轻人。

25岁的诺伊鲍尔是“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在德国的代表性人物，她活跃在与环保有关的游行和演讲中、Twitter和Instagram上、主流报纸和电视访谈节目里。就在今年3月，诺伊鲍尔和拉舍特在著名电视谈话节目《Anne Will》中有过正面交锋。也正是诺伊鲍尔和其他环保活动人员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而后有了今年4月来自法院的历史性裁定：现存的《气候保护法》只包含2030年以前的气候计划，政府将减排的负担和责任推迟到了2030年以后，这种“不公平的负担分配”，侵犯了年轻一代的权利。

那么，90后雷佐和诺伊鲍尔到底能不能代表德国年轻人？德国年轻人和雷佐、诺伊鲍尔一样，斗志昂扬、锋芒毕露吗？这些年“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一代是环保的一代吗？他们是推动实现气候目标和重塑德国的新生力量吗？在一些研究调查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针对在德国生活的Z世代（14至24岁）和Y世代（25岁至39岁）的调查研究项目“德国年轻人2021”（Junge Deutsche 2021）如此描述德国年轻一代：作为2021年的年轻人就像德国十字戏，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回到原点。研究表明，29%的年轻人的财政状况在变差，对未来的信心在降低。而Z世代是遭受新冠危机打击更严重的一代，37%的人的学习和职业状况恶化，25%的不满意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报告并没能论证，年轻的一代为什么被称作“格蕾塔（Greta Thunberg）一代”。相反，在包括健康、信任、家庭、公正和自由、生态可持续性五个价值排序中，Z世代和Y世代都将“可持续性”放到了末位。而代表着“不感染新冠病毒”的“健康”是疫情以来最为重要的主题。73%的受访对象认为个人对气候和环保做出贡献很重要，不过，只有46%的人表示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对自己影响大。正如一位受访对象所说的，“我总是被问到我的工作或者爱情方面怎么样，但从来没被问到过，我是否过得环保。”

研究发起人西蒙•史内泽（Simon Schnetzer）认为，“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和新冠疫情是给德国年轻人带来重要影响的因素，但两者都不足以全面描述这一代人。16岁至26岁之间的Z世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交换生、职业培训、初入职场、建立家庭等等。因为疫情，他们待在家里，而不是和朋友聚会；他们进入职业生涯的低潮，而不是加速行驶；他们不得不搬回父母家，而不是计划自己的新家庭。年轻人觉得自己是疫情和抗疫措施的受害者。他们对人生失去控制权，回归到疫情以前已无可能，而是面临着建立一个“新常态”。从这个意义上，史内泽将16岁至26岁的这一代年轻人命名为“重置一代”（Generation Reset）。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GIM的调查研究Wie tickt Deutschland（德国是怎样的）2019年也对“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和年轻人的关系做过解读。研究表示，“星期五为未来”运动既在塑造年轻人的消费行为，也在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度。但是，Z世代不是政治的一代，也不是极端的一代，而是介于激进的六八运动一代和对政治与社会事务完全漠不关心一代之间。而“星期五为未来”运动之所以来势汹汹，可能是Z世代在表达政治参与热情，或者只是对现有体系的抗议。

不过，该研究进行时的2019年，新冠疫情尚未席卷全球。2019年的调查无法反映被疫情打下烙印的德国年轻人。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的抗疫、经济恢复、短工津贴、疫苗接种等政策给不同年龄阶段、身份和行业的人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这里的抗疫逻辑是，为了保护年老和有基本病的风险人群，限制所有人的自由，而且政策一直在禁令、短暂松动和禁令中不断循环。

而在疫苗政策上，同样以年龄为标准，最老的一批人优先获得接种机会。也正是这次机会让人发觉，德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竟如此之多。一切原本即将或者刚刚开始的年轻人，因为疫情和抗疫政策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一一击碎，他们不得不推迟人生中的一些重要决定，或者寻找折衷的办法。那些边上大学边兼职（在德国较常见）的人们往往在餐饮业等服务业工作，而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一些大学生因此失去了赖以交房租的赚钱机会；原本规划职业培训的人可能得不到培训机会；即将进入职场的人可能得不到实习或工作机会；刚进入职场的人因为疫情待遇变得更差，他们也是最先进入短工津贴计划（Kurzarbeit）的人群，同样，也是最先失去工作的一批人。

市场研究机构GIM在2020年疫情前和第一波疫情来袭之后，就新冠危机对人格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比较于Y世代、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Z世代更敏感，更紧张，尤其是去年第一波疫情来袭时。来自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米歇尔•阔斯滕（Michael Corsten）将疫情中的年轻人称为“新冠一代”（Generation Corona）。他认为，新冠疫情对18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影响尤其深远。因为疫情，他们和工作上或个人生活上的重要机会失之交臂，从而不得不对人生重新定位。

今年9月，德国将迎来大选。“德国年轻人2021”研究反应了年轻一代对于这次大选的期望：更多政治参与度、改革教育体系、更坚定的气候政策等等。不管“重置一代”，抑或“新冠一代”，总之，德国年轻人们面临着重启人生，找到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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