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往事：瞄一眼克林顿总统引发的政治逃亡（组图）

在命运安排下的那一天，拉德举着自己国家的国旗走进体育场。

“我说，没问题。”

走进体育场的一刻，拉德在微笑，他骄傲地手持自己国家的国旗。当时29岁的他从另外两个候选人胜出，获得做护旗手这份光荣。

尽管伊拉克的官员们都在紧盯着他，但他还是向右手边瞄了一眼。

“我无法相信，”他说，“克林顿在看着我们。我看到，他看见我们的时候非常高兴，他站起来鼓掌了。”

就是这个瞬间，改变了拉德的一生。

拉德在1967年出生于伊拉克城市巴士拉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家庭，父亲是一名健身教练。1980年初期，他在举重界开始闯出自己的名堂；1984年，他在99公斤级项目问鼎全国冠军。

但是，他体育竞技上的成功，却是映衬在祖国一片动荡的背景下。

1991年，伊拉克南部有什叶派阿拉伯人发动叛乱，北部则有库尔德族人。

这些叛乱是紧接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发生，当时伊拉克军队在之前一年入侵科威特，被美国领头的多国联合部队击溃。

1991年2月中旬，就在联合部队地面进攻开始前夕，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布殊）通过广播向伊拉克传达讯息，有一条路可以避免流血。

“就是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自己将事情掌握起来，去逼迫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他在演讲中说。

什叶派和库尔德族人以为，这就意味着美国要支持对萨达姆的起义了。于是在三月，他们就起来行动。

在巴士拉及其他城市，数以百计没有武器的平民涌上街头，控制了各政府大楼，将监狱里的囚犯放出来，还占领了一些小武器库。在最高峰的时候，萨达姆军队失去了该国的18个省当中14个的控制权，战斗蔓延至距离首都巴格达仅几英里。

但是随着起义蔓延全国，美国官员却坚称他们的政策从来不是要干预伊拉克内政，也不是要移除萨达姆政权。

随着海湾战争结束，叛军又缺乏美国的支持，萨达姆就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施以最残暴的镇压，在数月内屠杀数万人。

拉德记得自己见证过，负责平定叛乱的萨达姆表弟、被称为“化学阿里”的阿里·哈桑·马吉德（Ali Hassan al-Majid）在巴士拉让大学生们排起队来，然后开枪射杀。

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也沉重打击了普通民众。拉德说，人们连面包和大米这些最基本的食物都很难负担。

他当时已经开始在想，如何走出去。

萨达姆于2006年12月在巴格兰被处决。

与大多数伊拉克人不一样的是，因为要比赛，拉德有机会出国。

但是，在伊拉克作为一名精英运动员，就意味着要与乌代·侯赛因面对面打交道。这个因残暴而臭名昭著的萨达姆儿子是伊拉克奥委会和伊拉克足协的主席。

乌代对于像罚失点球、比赛领红牌或者成绩不达标等“违规”行为有一套惩罚措施，包括电击、强迫人们泡在污水里，甚至是处死。

“他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他是萨达姆的儿子，”拉德说。

为了保护自己，拉德会在国际大赛之前竭尽所能去降低乌代的期望。

“我会在人们出狱的时候见他们。足球或者篮球运动员会跟我们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要小心。’他们杀了很多人，”他说。

“当他问我能不能把金牌带回来的时候，我会说不能。要拿一面金牌，你必须至少训练四年，而这个在巴士拉太难做到了——食物和水都很少。要举重，你需要很多食物和物理治疗。”

拉德越发将国际大赛看作是永远逃离伊拉克的最佳方法。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刻苦地训练，每天让自己经历两段严酷的训练课，每周五天，就是为了达到参赛的标准。

1995年，他去中国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但是感觉中国官员将他送回去的可能性太大，于是没有尝试逃跑。不过，他的成绩足够为他赢得一个奥运队的席位，他要去亚特兰大了。

而他知道，1996年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亚特兰大的奥运村演讲。

出发前，拉德联系了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开始权衡风险。万一他们把他送回伊拉克怎么办？他的家人会遭遇什么？他如何能在伊拉克官员的监视下逃得出来？直到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时，拉德还是不确定，逃跑到底是不是现实可行的。

从抵达奥运村的一刻起，拉德就一直保持低调，尽量不引起任何怀疑。毕竟，他要在全球上最重大的一场仪式中负责为国充当旗手。

在开幕式之前，随奥运队出行的萨达姆前翻译官安马·马莫德（Anmar Mahmoud）反复告诉他，不要看克林顿总统。

“他们想要表明，伊拉克人不喜欢美国，他们不喜欢这个总统，”拉德说。

1996年7月19日，当他们沿着奥林匹克跑道走过的时候，马莫德就直接走在拉德的身后。

拉德说，马莫德注意到了他在看克林顿，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说，伊拉克官员似乎也真的感到惊讶，美国总统在向他们鼓掌。

他头脑中仅剩的怀疑也在这一刻消散了——他不回伊拉克了。只是问题来了，他要怎么留在美国？

拉德联系了另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名叫莫森·弗拉迪（Mohsen Fradi），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然后，一个能进奥运村的名叫因蒂法德·夸姆巴（Intifadh Qambar）的乔治亚大学工程学毕业生就来拜访了他。

拉德请求帮助，让他逃出来。两人秘密会了面，但他的随行人员开始起了疑心。

“伊拉克奥林匹克官员开始怀疑，我想要留在这里，然后他们对我说，不允许我留下，否则我就会进监狱，”他说。

拉德没有被吓住。但他仍然要先参加比赛。无法备战到足以挑战对手的他，在他的量级比赛中两次试举共举起665.5磅，最后排名倒数第三。

比赛的事过去，是到要逃离的时候了。

叛逃之后出现在记者会上的拉德。

1996年7月28日早上，伊拉克奥运队准备去附近的一个动物园。团队下楼吃早餐时，拉德假装遗漏了东西在房间里。

他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袋，跑到奥运村前门。在一辆车里等着他的是夸姆巴和弗拉迪。拉德跳上车，然后开走了。

“当时我想的就只有我的家人，”他回忆说，“我担心他们，还有伊拉克官员发现我逃跑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是为我自己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可靠的保护了……我在这里没有危险。我当时唯一害怕和担心的是我的家人。”

拉德离开的时候没有护照，因为伊拉克官员扣下了他们的所有证件。他去见了一个伊裔美国律师，后者从纽约来。他们去了一家移民机构，解释了拉德想要留在美国的愿望。

然后，他们安排了一场记者会，拉德要面向全世界媒体。

“我们团里其他所有人的眼光都避开总统克林顿。他们不是男人，”《纽约时报》当时这样引述拉德的话，“我爱我的国家，我只是不喜欢这个政权。”

记者会后，拉德说，乌代·侯赛因的办公室致电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要求他们转达讯息，说拉德要回来，因为他全家都被扣作人质了。

在拉德拒绝返回伊拉克之后，他的家人最终还是被释放了，但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能与他们联系。

“当时他们的处境很艰难，人们不想跟他们说话。我妈妈当时是一所学校里的主任，他们把她赶走了，”他说。

拉德说，在获得政治庇护之后，他一周工作七天，就是为了有钱帮他妻子买一个假的伊拉克护照。1998年，她成功去了约旦。他们在那里寻求联合国官员的帮助，之后才到了美国。

拉德和他的孩子们，摄于2019年。

拉德和他的妻子定居在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在那里一直生活到现在，养育了五个孩子。迪尔伯恩有很大的阿拉伯人社区，而且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已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难民定居在这个地区。

“迪尔伯恩就像巴格达一样，”拉德笑说。

他做起了汽车经销生意，也继续练举重。他还在当地给伊拉克族裔的足球和篮球队当教练。

在2004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之后，他才第一次回到伊拉克。

“我全家都在等我，他们很想见我，因为我从1996年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哭，他们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他回忆说。

拉德的父母仍然生活在巴士拉，但是直到全球疫情爆发之前，他们每年都会来美国。

展望未来，拉德觉得他很可能会继续留在密歇根，虽然他总是很想搬到气候与家乡更相似的地方。

“我想搬去佛罗里达，因为那里的天气和伊拉克一样，”他笑说，“在这里，特别是12月到2月，非常难过——常常下雪，太冷了。我以前根本没见过雪。我想，人们在三四英尺厚的雪里还怎么能出门？”

他说，他会在这个7月打开电视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像每一届一样。

“这对我来说是充满回忆的，让我想起自己走了多远才来到今天。我每一次看，我都会希望自己能够以某种方式出席或者参与，”拉德说。

“我肯定它会真的把我带回到25年前，再次感受那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