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面对中国 西方正在觉醒（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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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方案犹尚缺 对华共识已成型

首先，“中国”愈发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话题，无论是中国在场的G20和联合国，还是中国不在场的G7，中国似乎都在左右议题的设定。

在欧洲，既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一再表示“我们要找到统一的对华政策及方式”，亦有一帮民意代表在各国及欧洲议会里为“中国威胁”和“中国市场”各说各话。至于布鲁塞尔的欧盟高官们，则忙着起草一份又一份“欧中关系”文件，且频率已然从之前的几年一份，发展到如今恨不得一年数份——至于这些高官谁人真心忧虑欧盟围绕“中国问题”的撕裂，又有谁人为了交差人云亦云，则只有亲近者方知。

在美国就更是好一幕热闹场面。谈及“中国”，驴象二党的人为了不落下把柄，恨不得使劲一切手段力证自己的“清白”，大有重演“麦卡锡式红色恐慌”的意境。昔日对苏联或俄罗斯的指责，如今只需将“被告”改为“中国”，便可全部适用。面对此情此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2020年9月11日的一句感慨甚为令人莞尔：“美国政界人士常被问及谁对他们的选举干预更多。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当第一，可是如今中国已然排名第一，这实在太令人遗憾”。

其次，而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客就更头痛——以往几十年只需搞好同美国的关系，便可高枕无忧，如今却需同时搞掂中美，难免焦头烂额。以至于菅义伟、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内阁成员们，既要高喊“抵抗中国的扩张”，又要伺机做出“我们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等在中国看来“两面三刀”的表态，以确保自己的对华商贸不受影响——毕竟这牵连着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与生计。

不过，对西方政坛而言，纵然对“该如何应对中国”仍感头痛，纵然内部也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共识却已形成，也即“中国这个修正主义国家正对‘以规则为准绳、以自由民主为价值’的世界秩序造成巨大颠覆性挑战”。

而这种于近年形成的、西方共通的对华认知，既是值得商榷的，也是正确的。

不能打你，不能无视你，骂你总可以吧？

其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当中国愈发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中国并不是要颠覆无视规则——相反，中国珍视规则，只不过珍视的是联合国的规则，而非西方国家口中的“普世规则”；当中国以十四亿人之规模、以“你们没资格说从实力的地位与中国讲话”之语气发声，西方即便不乏掩耳盗铃者，整体而言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似乎并非不认可自由民主——中国只是在声称，西方对“规则”的界定很双标，对“民主”的认知很狭隘。

西方对中国这种态度很恼火，却也无可选择，只能倾听。毕竟今日之中国不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之苏联，不是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之利比亚，不是萨达姆（Saddam Hussein）之伊拉克，不是阿萨德（Bashar al-Assad）之叙利亚，不是金氏之朝鲜，不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普京（Vladimir Putin）之俄罗斯，乃至不是北洋政府或蒋介石，甚或毛泽东与邓小平之中国——对西方而言，如今这个中国很恼人没错，却既无法颠覆，亦无法忽视。

既然如此，那么西方所能做的，可不就是摆足声势，联名批评抗议？不能打你，不能无视你，骂你总可以吧？在我们自己的议会中、自己媒体的头版上、自己智库或论坛讲会上大谈“中国威胁”，总可以吧？总不能让我承认“中国要颠覆的是‘西方威胁’”，让我承认自己才是错的那一方？

中国：西方眼中的“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西方近来形成的对华认知，其正确之处在于，中国确实是个“修正主义”国家。

这个带有强烈20世纪历史印记的词汇，曾被中共用来形容铁托（Josip Broz Tito）的南斯拉夫，以及“去史太林化”的苏联，认为二者皆背离了马列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及至邓小平于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表示“当时（中苏）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我们现在也不认为自己当初说的都是对的”，“修正主义”一词才画下一个句号。

可而今，当这个词再次出现于国际舆论场，却是被西方用来形容中国，认为中国要修正“以规则为准绳、以自由民主为价值”的世界秩序——事实也确是这样。

只不过，细究中国历来的讲话，乃至其多年来的作为，中国要修正的并非“以规则为准绳”的设定，而是西方口中的“规则”本身。譬如，凭什么全由资本设定规则，对西方资本保持开放态度的才是“自由市场”？凭什么西方企业有优势时，便要求他国开放市场，他国企业有优势时，又要以“国安”之名封禁？凭什么欧美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两百年，完成产业升级之后，要让刚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用真金白银去买“碳排放量”？凭什么加拿大扣押商务人士便是“司法独立”，中国扣押情报人士便是“政治人质”？

中国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应对，令国民自信大大增强。早在2020年4月，连北京等内地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也已基本恢复正常：

中国要修正的也并非“自由民主”价值观，而是告诉世人“自由并非放任自流”，公民责任与公民权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的民主也并非仅限于选举，而是要让国民活得舒适、有尊严、有保障，让国家前进的方向符合人民利益，是为“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也认为自由与民主并非手段，乃是目标，且并非全部目标，乃至并非最重要的目标——中国所图者，是于国家层面力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于社会维度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并于个人维度推崇“爱国、敬业、诚心、友善”。

这充满浓郁官话色彩的“24字”，传承自中国仁政德政的价值观；总结于“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惨痛历史认知；奠定于中国勉堪谓“足”，尚不敢称“富”的客观发展现况的基础——关乎中国的官方口径，乃至绝大多数国民对官方口径的认可程度，中国之所以不惜在当下仍以西方为主流的舆论场中与西方激烈对抗，乃至不介意为“战狼”辩护，是为要告诉世人，中国认为，各国本就应该因地制宜，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与文化，去设定不同的政制。

“被革命者”与“担忧自己将被革命者”

有鉴于中国这样的认知与立场，对西方而言，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中国要修正的，是西方过去数百年所建立的“规则”，是以西方基于其自身历史文化背景而建立，并施于全球的“普世价值观”——而当西方面临这个因应中国而逐渐改变的世界，这可不就是西方的“存在危机”吗？

回望数十年前，中共通过革命，改变了彼时只对少数国民有利的政经文化秩序，在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物质和生活面貌的同时，也“革了少部分国民的命”；而这些被“革了命”的少数国民，又多逃往香港台湾，间接形成了今天港台两地对内地/大陆的心理隔阂——连同种同文的香港台湾国民，在“被革命”之后，都对内地/大陆心有余悸，那么又何怪得今日西方对中国、中共的芥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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