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跳成名！她是十四岁的奥运冠军 探访她农村老家（组图）

作为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小的奥运冠军，若不是奥运延期一年举办，2007年3月出生的全红婵还达不到奥运跳水的最低年龄要求——14周岁。

从7月25日到8月5日，全红婵的微博粉丝数涨了十多万。在与好友的视频聊天时，她提到：“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肯定会紧张。”

全红婵登上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十米跳台时，爷爷因喉咙不舒服还在住院。父母轮流照顾老人，但没将他生病的事透露给女儿。

去年全红婵参加全国跳水奥运选拔赛获得冠军后，广东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全支书对她又多了一分了解。之前，他很少接触这位头发偶尔炸毛的女孩。在全书记等不熟的人面前，红婵不大讲话。“证明她的压力不小。”全书记猜想，“当时没确定能不能参加奥运会。”

迈合村约有400户人家，398户姓“全”，人均收入一年1.1万元。38个低保户，红婵家是其中之一。全书记说：“他们家的收入算中下。”

在四兄弟里排行老幺的全爸，至今仍和红婵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前些年虽然分了家，按当地习俗房子只能留给长子，但因为长兄早搬到了镇上住，所以全爸还是住在这里。

迈合村的两大产业是水稻和甘蔗。靠天吃饭收入低，村民不愿种地，地都荒了。以前农民生存靠生产，如今村子里六成人口外出打工，当农民的只剩不到两成，其他都是小孩和老人。全爸有七八亩土地，种了三四亩水稻，留着自家吃。大儿子在外打工，他分的10亩地，全爸种上了甘蔗。

2017年末，替人做饭的全妈在去工厂的路上被车撞坏肋骨，落下顽疾。受伤后住了几次院，“家被掏空了。”全爸不仅忙农活，还要照顾家里小的，出不了远门，重担压在了他一人肩上。全妈出院后，身子始终未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家里担心她，不让她干重活。这么多孩子，读书要伙食费，他们便种些青菜，再由全爸运到市场上卖。

一次，全爸爸凌晨两三点拉了一车300斤的菜心，结果遇上同类蔬菜大量上市，一车只能卖二三十块钱，他舍不得，便守着小摊等出高价的商贩，抽了不知几根烟，新鲜的菜叶越来越耷拉，到中午更没人买。最后，他宁愿倒掉整车的菜回家。“倒了还省点油”，他这么想。

近些年，甘蔗形势不好，卖不起价。大约三年前，全爸种起了红橙，是广东特有的品种。叶徒相似，但味道不同，种出来的橙子偏酸，销路不好。全家主要的收入，除了每年近两万卖甘蔗的钱，便是全家每个月合计3000多块的低保补助。

两三年前，听人说果园空气更好，搬上去也方便打理，全爸就在那儿盖了平房。孩子们不在家时，他常和全妈住在那边。

村委会就在村口，挨着迈合村小学，斜对面是小卖部。去年10月，红婵获得全国冠军后，放假回来了一趟。“我们村里奖励了十万给她。”全书记说，“麻章区的书记、镇长、副书记都来慰问过他们家。我还跟她照了相。”

■ 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全红婵老家。

2014年5月，湛江体育运动学校资深跳水教练陈华明如往年一般，下到湛江市五县四区的小学寻找跳水人才，重点是农村基层小学。

湛江素有“中国跳水之乡”的称号，市里有三所开设跳水训练项目的体校。比较有名的是赤坎区的湛江市跳水运动学校（原“赤坎区业余体校跳水队”），那里出了劳丽诗、何冲、何超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湛江体育运动学校（以下简称“体校”）也是其中一个。

体校共有800多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不仅有跳水，还包括田径、武术、拳击等20个大项目。今年除了全红婵，另有3个参加奥运会的女子足球运动员。“环境不咋地，破破烂烂的，但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训练上。”校长黄科强调说。

跳水队人数保持在30个左右，最小的6岁，最大的15岁，但流动性比较大。这些孩子通常有数个兄弟姐妹，父母靠打工或种地维生。主管行政工作、在学校20多年的副书记韦帅感到无奈，学校也想在城市招生，“城里的小孩有时思维能力快一点”，但城里的家长不大愿意把孩子送到体校吃苦。

“农村孩子能吃苦，城里的孩子一看晒得那么黑，家长直接领回去了。”黄校长说。

在体校练习了四年跳水的11岁女孩嘉嘉便来自农村。有阵子她情绪低落，嘉嘉妈妈被教练喊来学校。等她赶到宿舍，女儿已经睡着了。她在床边看了看孩子，便匆匆离去，因为“地里需要人。”她一共生了4个小孩，大儿子读书不错，两姐妹在练跳水，她还想把小儿子送过来，“一个练不好，再送一个来。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陈华明来到迈合小学时，正逢课间。他观察到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有个小孩跳得很轻盈，比别的孩子轻松。”全红婵就这样跃入了陈华明的眼睛。等到全校一个班一个班挑苗子时，陈华明先去了全红婵所在的班级，目测了她的身材，“练跳水的讲究线条美，腿型、手型，看她符不符合。”

接着，他找来一批孩子，现场测立定跳远。全红婵身高1.2米，跳了1.76米，“相当厉害。”陈华明看中了这个爆发力极强的小学生。这一批小孩，他选了4 个，将名单交给体育局，“跟父母沟通的事，学校去搞了。”

关于为什么同意女儿练习跳水，“选上就去咯，反正有书读。” 全爸说。

“红婵当时才七八岁，怎么来的，我怎么选的她，应该都不知道。”陈华明说。

■ 正在湛江体育运动学校练习跳水的孩子们。

跳水的孩子六七岁开始训练。体校招进一批新生参加寒暑假的集训，训练一个星期或十天，考察他们适不适合这项运动。

“她刚接触跳水就喜欢。”红婵的哥哥全进华说，“我们去钓鱼，她看见水就想玩儿，喜欢去海边。”

有些孩子天生怕水，爬上跳台腿就抖，不管跳多少次，心里始终恐惧。在集训中，这类学生率先被淘汰。像全红婵这样，“不怕水，是非常有天赋的。”韦副书记说。

全红婵不仅不怕水，也不怕虫子，“娇生惯养的小女孩不敢做的事，她都敢做。”哥哥说。

家里没人给红婵压力，也不要求她一定出成绩。“我们不像高端家庭，读得到就读，读不到也没事儿。”哥哥说。全红婵是家里的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妹一弟。兄妹五人都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姐姐马上升高中，是家里唯一一个走读书这条路的孩子。哥哥初二没读完就辍学，“读下去也是浪费钱，还不如找份活干。”他先在麻章区当学徒，学摆盘，空闲自学果酱画，手指头沉积着洗不掉的色素。哥哥跟妹妹联系比较多，甚至超过了全红婵跟父母。

43岁的全爸话不多，平日里挠心的事太多，加之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女儿参加奥运会的消息，出了新闻他才知道。红婵此前的比赛，他也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通常是比完赛，教练打电话告诉他结果。

■ 全爸手机内存有限，经常清理聊天记录，里面只有一段女儿的视频，没有照片。

体校的基础设施建于2000年，只有训练室的房顶从铁棚迭代为水泥，跳水台仍是露天的。陆上训练的房间没有空调，垫子泛旧。沿海的盛夏，每个孩子都晒得黑黝黝的，在绿色的池子里起起落落。小女孩怕晒黑，教练哄她们：“长大就好了。”孩子们深信不疑。

初来乍到，全红婵不过才7岁。“她特别泼辣，训练的时候很冲。”陈华明说。有些动作，她敢带头做。克服恐惧是渐进式的，“一开始肯定害怕，有一点基础后，再加一点难度。”

选定了苗子，还要想办法让孩子安心留在体校。很多小孩离不开家。“苦一点、累一点，就退缩了、厌倦了，想回家。”陈华明说。训练不能太多、太狠、太严，但又不能太松。“这个软硬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

全红婵过渡得比较平顺。“情绪方面她是非常好的。”孩子将体校当成自己的家，才能稳定下来。“我们培养运动员，不是教练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发掘人的自觉行为，要他想干这个事。”

陈教练带了全红婵两年，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四年前，陈教练将训练交给了90后教练郭艺，“那才是规范化训练，基础慢慢打扎实。”2020年退休后，陈教练被返聘回来以老带新，确保跳水项目的持续发展。

全红婵10岁那年，妈妈带小两岁的妹妹全红桃来体校接她。陈教练觉得“红桃的体能和弹跳跟姐姐一样有力气”。他以免学杂费的方式劝说全爸全妈送妹妹也来练跳水。直到8月，全爸终于带红桃来体校报到。

学校安排红桃跟姐姐一个宿舍。那时，全红婵因准备比赛，已有两个月没回家。全爸走后，她面朝墙壁侧躺在床上。红桃以为姐姐睡着了。直到教练进来，红婵才转身，“我想爸爸了。”她说。那是妹妹唯一一次看到姐姐因想家而流泪。

七个多月的时间，全红桃跟姐姐一块吃住、一块训练，“她教我怎么跳动作，要夹紧哪个地方，入水怎样才漂亮。”

有一次，红桃发烧，还是姐姐去校医院开的药，喂她吃。“她说以后不要乱吃垃圾食品，不要穿短袖出去乱吹风。”

后来，弟弟进鹏也被送来体校。遇到困难时，他会想起姐姐的那句“放开跳就好了。”他还将姐姐比赛带回的玩偶摆在宿舍自己的床上。

“红婵很像她爸，个子小小的。红桃和进鹏身型像妈妈，个子大大的。”生活老师苏玉华说。

体校的日常十分紧凑。6点半起床，7点半前吃完早餐，打扫完卫生，开始上文化课。11点40分放学，吃完午餐休息到两点半，然后训练。

训练分为陆上训练和跳水练习，先室内再室外。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101、201……练跳和跑垫子最累。练跳的话，选一个15米的场地，往返跳算一趟，一次要跳20趟。“累的时候，有一点点想家。”红桃说。

通常下午三点练跳水，平均要跳50次。年龄太小不能跳10米，高度是循序渐进的，从1米、3米跳板，到5米、7米跳台，直到10米跳台。一个遮阳棚，几把椅子，教练在水池边，全程陪着孩子们练习。湛江的烈日下，男教练光着膀子，女教练包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教练会给每个孩子分配练习内容，并在一旁实时指导。孩子们练习跳水时，有自己的速干毛巾，上跳水台先将毛巾扔下来，以便跳下来擦身上的水。提前完成目标的小男孩湿漉漉地跑来报告进度，说话时胸脯起起伏伏，露出肌肉的线条。长期的训练在每个孩子的手心都留下了一层茧。

晚上还要自修，在宿舍空地练手臂、腰腹和腿部的力量。“孩子们没多少时间休息。”苏老师说。平时只有周末休息一天。为了预防近视，手机也交给大孩子保管，只有周末能玩。一个月放三天假，全爸会骑着电瓶车来接孩子。全红婵在的时候，作息也差不多。

学习归班主任管，训练归教练管，生活归苏老师管。体校只有低龄的武术队和跳水队各配备了一位生活老师。

每晚，苏老师要查一次房。孩子在水里泡久了，容易感染病毒发烧。10点半，孩子们关灯后，房间静下来。苏玉华洗完澡，差不多一两点，还要去看一看小孩，摸摸额头、盖盖被子。“他们发烧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只想睡觉，严重的怕烧坏脑子。”

“小桃子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有时跟老师撒娇，‘我不想读了，我累死了，我想回家……’，但红婵不管多累，都笑嘻嘻的。她来的时候，说过‘不想当逃兵’。”

早晨，食堂过了七点半就没饭了，睡过头的小孩子跑到苏老师宿舍，打开锅盖看看有没有好吃的。但苏老师不惯他们，“每次迁就他，他就不起床吃早餐；饿他一两餐，他就懂得难受，不再懒睡了。”父母不在身边，苏老师既唱红脸，也唱白脸。

晚上，苏玉华还陪孩子打牌或猜谜语。牌是定制的拼字扑克，“因为他们认识的字比较少，为了学习就跟他们一起玩。”有时也用牌玩算术题。

■ 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宿舍里玩拼字牌。

班主任刘沛华拿出了两份三年级期末试卷，写着全红婵与同班同学全锦梅的成绩。全锦梅跳水不如红婵，但是个学霸，两人分数差得有点多。跳水成绩越好，参赛机会越多。拉去比赛，一走便是十天半月，回来之后，前面的功课落下，也没时间补，不补上课又听不懂，“一听不懂就容易产生抗拒”韦副书记说，“学习我们也抓，但成效不明显。”

在课堂上，红婵不怎么举手。刚来的时候，四乘八等于多少她也不知道，全锦梅就在旁边小声地说“32”，全红婵的脸刷地红了。刘老师让两人结对子，互帮互助。

 “红婵很低调，对人真诚。”刘老师说。小学阶段，孩子们做了什么事，特别期待老师的表扬和肯定。“其他的孩子会主动告诉老师‘我干了什么’，但这孩子从来不把自己的功劳展示出来，不用嘴巴说，但看得到。她从来不偷懒。”

班级一周做一次大卫生。提水要去洗手间，比较远。男生们拿着拖把推来推去，红婵悄悄拎着桶就去提水。“她是女生，力气小，水溅出来把鞋打湿，但她就这样子，不吭声，尽心尽力把活干了。”

有次学校举办元旦晚会。刘老师编排了一个节目叫“儿童瑜伽”。全红婵的柔韧性不如武术队的孩子，她就跟一旁的孩子使劲学，争取达到要求，比如劈叉，“她尽可能往下压。”

■ 刘沛华用塑料膜保存的《湛江日报》，放在了图书馆门口的书桌上。

2018年3月，全红婵被输送到省队。那段时间，家里比较困难，父母也不会使用手机转账，红婵的生活费常由郭教练垫付，再由父母送去体校。好在省队会发“工资”，国家也发补贴。

加入省队后，全红婵一年只回家一两次。有时全爸去广州接她；有时农忙没空，她便搭朋友家人的顺风车回村。全红婵去广州比赛，全爸会上去探望她；还有一个住在广州的表姐，偶尔带她出去逛一逛。

哪怕在家里，早晨起来，全红婵也会先跑几圈再吃早饭，中午的时候倒立几分钟，“像完成老师安排的作业似的。”哥哥说。

妹妹的每一场比赛，全进华都不会落下。去年在上海当厨师，第一场奥运选拔赛，他一边用手机看直播，一边炒菜。“不给我看，我就不炒了，几千块哪里都有得挣。”那天妹妹夺冠，他一高兴，请同事们喝了饮料。

小时候，全进华的厨艺很差，当了厨师后，手艺变好了，但妹妹还没机会品尝哥哥做的菜。每次比赛完，红婵就打电话告诉哥哥。“家里有好多块金牌、银牌、铜牌，一个箱子都是，大大小小的，从市级到省级。”

妹妹来上海比赛，全进华去看过一次。兄弟开着电瓶车，从静安区一路将他载到浦东新区，中间还搭了一程渡船。9点出发，差不多11点才到。酒店门口保安拦着、警察守着，即便是至亲也进不去，除非有工作证。妹妹下了楼，但全进华没看见：“我离她几十米远，怎么看得到？”哥哥站在酒店玻璃幕门前，两兄妹开着视频，聊了不到10分钟。“她还要休息。”回到家里，已是凌晨1点。

去年三场奥运选拔赛，第一场拿下冠军后，全红婵成为最大的黑马。第二场比赛，全红婵只获得了第五名。哥哥问怎么回事，妹妹说：赛前采访得比较多，人有点懵。发挥失误，按理说比较伤心，但赛后接受采访，全红婵还是乐呵呵的，“不是输了一场比赛就没信心，比赛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她的目标是拿奥运冠军。”取得奥运冠军后，照片可以挂在国家队和省队的光荣墙上，“她也想贴上去。”全进华说。此刻，她做到了。

第三场比赛，全红婵重新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奶奶不会用手机，第一站全红婵夺冠后，她找孙儿帮忙转了200块钱给孙女。第二站老人家没给红包。第三站奶奶发了1000块大红包。奶奶牵挂孙女，在床头板正中间缝上了红婵参加比赛带回的纪念玩偶。

■ 全红婵参加比赛带回来的纪念品，奶奶缝在了床头板的正中间。

上海站比赛完后，全进华打电话问妹妹“要什么礼物？”“她说‘一个小卖部’，我说‘哪里给你开一个小卖部’啊。”全红婵不像其他女孩，不喜欢洋娃娃。“她喜欢吃辣条。”哥哥说完又立马补充道，“但也不能吃太多。”

练跳水必须控制体重，水平越高越严格。有一次在东莞比赛，教练开会不在酒店，全红婵和全锦梅嘴馋了。她们一拍即合溜去电梯，3楼、2楼、1楼，顺利抵达楼下的便利店。红婵在等，锦梅在挑，教练突然出现在后面。红婵压低声音提醒了同伴两次，但锦梅已迷失在不同口味的薯片里，顾不上抬头，直到挑完薯片站起来，才看到一脸严肃的教练。“只能买一包，这些放回去。”教练说。付完款，两人跑在教练前头进了电梯。回到房间里，她们迫不及待撕开了包装。

体校的教练们心疼孩子，赛后会买零食给他们。2020年初，红桃去参加比赛，红婵当时恰好回家，就让妹妹给她留点。比赛归来，红桃带了一盒饼干、一盒面包给姐姐。

平日里，红桃想吃零食也买一些，但她觉得“学校小卖部的东西太贵了，1块5的东西卖3块。”进国家队后，红婵发了50块红包给朋友，让她带弟弟妹妹去体校的小卖部买零食。

获得全国选拔赛冠军后，国庆节全红婵回了趟老家。村民涌来看她，有人还发了抖音。与红婵拍过合影的小卖部老板说，教练看到视频后，担心她在家饮食和训练不科学，十天的假期刚过三天，就把人接走了。

在体校，孩子们读到初三，就要面临选择。

体校解决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走学习的路，升上高中，“体育特长生的考试，体校生有优势。”另一种是去读中专，“体育中专也培养体育人才”；也有孩子去念卫校、技校等。

每一年，广东省都举办跳水锦标赛。教练通过比赛发现好苗子，输送到省队。进不了省队的孩子，则继续留在体校。

获得省级集体项目前六名或个人项目前三名的，可评为二级运动员；在国际集体项目前八名的主力队员，可评为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以上能参加高校特招考试；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等，能参加高校单招考试。

2021年7月1日实施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定，中国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从高到底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文化课的标准低一些，进入高校相对容易。”韦副书记说。但是，能够评上二级运动员的很少，“一个学校4%到10%”。

目前，学籍仍在体校初二二班的全红婵，已经“跳”出来；而她的同伴全锦梅留在体校，未来打算参加高考。

每个人都有天赋，全红婵被发现、被培养，所以她发光了。正如刘老师所说，“分数不影响她的绽放，孩子要把最美的东西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