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气候承诺，中国还应向世界说什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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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形象容易遭遇质疑式的“二元对立”解读，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言论，可供国内未来气候行动和气候传播借鉴参考。

2021年9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国际主流综合类英文媒体对于中国气候承诺的舆情分析》报告，针对2020年9月22日和2021年4月22日中国作出的“双碳目标”和“严控煤电项目”两次气候承诺，进行了相关国际媒体报道的分析。分析发现，虽然国际舆论对中国气候承诺和减碳行动不乏客观公正报道，但一些国际媒体在看待中国气候承诺和减碳行动时仍带有预定立场或既有偏见。笔者认为，对于偏负面的评价，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辨别。一方面，要看清目前国际舆论的复杂性，中国国际形象容易遭遇质疑式的“二元对立”解读；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言论，可供国内未来气候行动和气候传播借鉴参考，推动我们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在追求“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如果能营造一个更友善、积极的国际舆论环境，不仅可以为双多边气候合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也有助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偏见从何而来？

负面言论的出现不仅与彼时美国重新投入气候治理有关，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更是有着国内外环境相互作用、影响下的必然性。为此，笔者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偏见和负面评论背后的逻辑。

一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大局。

“碳达峰、碳中和”从来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环境治理，而是在既存的国际秩序中形成与运行，一国的气候治理很容易被现实的国际关系走势所裹挟、扭曲。近年来，中美竞争成为世界格局中大国博弈的主线，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持续震荡乃至恶化状态，西方主流舆论已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怀疑、防范乃至敌对的心态占据上风。当中国被视为一个显著的威胁，一些人“总有千万种理由”将其所作所为定义为挑战，就像中国目前在光伏领域的制造优势、出口实力也已被描述为“对国际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威胁”。这些负面言论或多或少反映出当前西方世界对华心态，展现出不少人对中国理解中的隔膜感、盲人摸象的片面认知和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冲突情绪。

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策略。

绿色和平的分析已显示，相比学者、商业人士和NGO人员，外国政府官员对中国承诺的负面态度最为显著，他们的“差评”很多时候带有政治策略上的考量。美国在特朗普任内退出《巴黎协定》、怠于履行国际义务，全球都在等待美国如何重建国际声誉，而先声夺人、褒己贬人的策略有利于拜登政府转移舆论焦点、提升自身地位。克里整天谈论“中国的承诺如何兑现”，但似乎不敢多言本国的减碳进展，拜登政府各种绿色基建的预算已在国会被共和党砍得七零八落。而欧盟及其成员国均已制定明确的气候减排目标，且在全球碳排放量中的比例已缩小到8%，所以本身转型压力较轻，急于在全球设定行动标准、分摊减排义务，彰显“规范性国际力量”的身份。同时，美欧政治家们也热衷在施压中国上“一个鼻孔出气”，对他们而言，这既是在修复、巩固特朗普破坏的大西洋联盟关系，也伺机侵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中国引导好了，自然可以引导更多新兴市场国家”。

三是中国“碳达峰”进程中的舆论困境。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实现“碳达峰”之前，碳排放规模仍将继续保持增长，这种态势在一些急于求成的西方人眼里，是一种对“全球治理”的背离、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换言之，他们往往会忽略，尽管中国排放的绝对量巨大，但面临着14亿人实实在在的发展需求与快速转型的诸多困难，而“达峰”本身也意味着艰巨的管控与空前的压力。笔者认为，他们与其希望中国能够缩短过渡期、快速实现绝对减排，不如从跟进和分析中国政府业已提出、陆续落实的“1+N”政策体系开始，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减排行动，否则这一舆论困境将延续到中国宣布实现“碳达峰”的那天。

除了承诺，还应向世界说点什么？

面对国际舆论场的复杂声音，从中国政府部门到相关研究机构、民间组织乃至企业，都应该更主动地对外交流、沟通，要接受不同声音的存在，也要试图去弥合分歧、消除误解、促进共识，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大“中国声音”的音量。

多谈谈中国的决心。习近平主席的三句话高度归纳了中国对于“双碳目标”的认识，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讲抱负，也谈困难，很适合不断地转告给外国朋友。第一句关于中国的自觉与自愿，“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第二句关于中国的权衡与抉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第三句关于中国的理念与办法，“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这三句话的分量不仅仅是郑重的对外表态，更凝聚起中国社会直面挑战、承担责任、扛起压力的共识，同时指明了中国的碳中和绝不是单纯的“做减法”，而是要寓减碳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之中，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多谈谈中国的进展与困难。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国气候治理时，往往关注中央政府层面的表态和带有量化目标的政策，只看碳排放量、煤电装机等少数几个指标，我们应该促进国外观察者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角度看待今日之中国。在进展方面，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双碳”目标以来，中央各部委、各省级行政单位在第一时间都行动起来，不断提出减碳的细化目标与行动方案，一些立足中长期的规划正在征求意见、抓紧制定，在地方层面大量的具体政策已经落地，甚至出现了操之过急、弄巧成拙的“运动式减碳”。因此，笔者认为，实时详尽地报道“中国行动”、“各地行动”是一个需要着力的工作。在困难方面，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国的“三大结构”——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三大结构如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实现清洁变革是一道绝对的难题，这其中牵涉的经济社会成本远远超乎想象。中国不会以困难为推卸责任的借口，但多与国际社会谈谈困难，一是有利于国际舆论切实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舆论的同理心，不求对方追随“我们的感受”，但求些许的体谅和耐心。二是提醒国际社会中国这样超大体量规模的国家难以做到一蹴而就的“碳中和”，中国欢迎“不顺耳”的批评，更期待建设性的指教，帮助我们解决资源瓶颈、能力短板、民生保障等艰巨难题，协调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无论谈进展还是困难，中国也需加速建设碳排放相关的数据统计体系与信息披露机制，扭转数据上任由他人“估算”、议题话语权旁落于人的情况。

多谈谈中国的能源电力转型。碳中和行动涉及到各个产业部门，但由于全球七成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能源部门，行动的核心就是能源部门的脱碳，中国官方在2014年已经提出“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根据电规总院的研究报告，“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年均增速控制在3%以内，以较低增速保障了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中国电力装机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0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9%，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9.8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5%，煤电装机10.8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降至50%以下，“十三五”淘汰关停不达标的落后煤电机组累计约 4500万千瓦。中国的转型势头还充分体现在清洁能源制造业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风机和光伏设备生产国，光伏组件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占据7家。从中国持续推进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进程可以看出，我们不仅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可供参考的“中国脱碳范本”，也可以在能源电力领域为讲好碳中和的“中国故事”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素材，并在对外讲述过程中不断挖掘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与合作机遇，促进全球绿色发展的齐头并进。

多谈谈“公平”与“正义”。与其他国家一样，“碳达峰、碳中和”在中国也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工程。对于如何实施好“双碳”目标，需要从上到下的共同努力。习近平主席在4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也曾强调，中国要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国内存在着不同的、事关切身利益的民意，尤其对于身负转型压力的行为体（如化石能源行业、高碳工业行业）、收入可能受损的行为体（如煤炭工人、面临能耗管控的工业企业）、生活成本可能增长的行为体（如农村“煤改气”的村民），他们还有更多具体的、迫切的诉求，没有谁应该是气候治理的“边缘人”或“牺牲品”。中国各级政府正在积极行动，让多元行为体参与决策，保障广大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还在健全碳排放相关的治理体系和配套法规，保证减碳的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除此之外，也可以多和国际社会谈谈中国的做法，相互交流借鉴公平转型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的气候承诺对于全球气候行动意味着什么——国际主流国际主流综合类英文媒体对于中国气候承诺的舆情分析》，2021年9月

祁玲玲：《西方社会对中国国际秩序观及政策的认知》，《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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