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大爆发：北京两大喉舌的警告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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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做不到、与病毒共存政治不正确

面对汹涌而来的第五轮疫情，香港究竟该怎么办？如果望向英美、望向日本，香港日增几百例似乎并不算多，可如果望向一河之隔的内地，香港已然到了最危急时刻。

不同的参照系和心理预期之下，香港社会对于“怎么办”的问题逐渐形成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香港应该追随内地防疫的做法，坚持“动态清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700万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内地的防疫政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管用的”，也是获得内地民众认可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香港最终将不得不“与病毒共存”，彻底“清零”已经不切实际。

香港社会围绕“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产生分歧与拉锯，并不意外。一方面，“与病毒共存”早已成为不少国家当前的选择，英美等西方国家过去一段时间单日新增均在5万例以上，单日超过10万例也已成为常态，向来以英美为师的香港，虽然在疫情防控方面榜样的力量不再，但受英美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相较于“动态清零”需要出让的个人隐私以及巨大成本，“与病毒共存”成了最不坏的选择，再加上“动态清零”切实考验着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很多港人对此并不抱有期待，所以与其一再失望，不如彻底躺平。

究竟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主政者既能做到“动态清零”，又能让民众满意，何乐而不为呢？“与病毒共存”说到底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下下策。香港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选择“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而是加在两者之间，陷入到了“动态清零做不到”、“与病毒共存又政治不正确”的两难尴尬中。

也因为这样，所以特区政府虽然口头上还在很政治正确地坚持“动态清零”，但照此增长速度下去，又不得不接受“与病毒共存”的现实。2月7日新增的614例确诊个案中，有400多宗源头未明，在尚未普及大数据追踪，也无法快速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的情况下，每一个未明源头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再加上香港公立医院床位紧张、检测能力不足，8日起居家抗疫计划和市民自检同步展开，考虑到香港有限的居住空间以及不少人面对疫情的疲态，居家抗疫大概率将沦为形式，给抗疫大局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向内地看齐or向欧美看齐？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于6日和7日分别刊发的评论文章，与其说是为香港打气，不如说是一种鞭策和警告。

比如新华社在题为《当务之急是统一思想，坚持“动态清零”》的文中写道，“对香港而言，‘动态清零’同样是目前防疫抗疫及保护市民卫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所谓的‘与病毒共存’，不仅现阶段尚言之过早，科学上也不能给出结论，还将严重考验香港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更遑论与内地实施免检自由通关。”《人民日报》则更直接的警告，“‘动态清零’有利于香港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应算清楚民生账、长远账、总体账，绝不能被一时困难遮蔽双眼。”

两大喉舌同时发表督促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的文章，表达的意旨再明确不过，那就是：在防疫策略上，香港必须向内地看齐，不能也不应该向欧美看齐。在北京看来，这不单单是如何防疫，而且事关“爱国者”能否切实提升治港效能避免沦为“忠诚的废物”，事关经历过修例风波巨大撕裂的港人能否逐渐凝聚共识实现“人心回归”，事关正在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香港能否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如果连防疫政策都没办法同内地看齐，都没办法凝聚共识，这些宏大的目标还有什么指望？

此外，以香港作为载体，“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看似只是两种防疫策略，其实还内含着“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的较量。这样的较量，在疫情持续蔓延两年之后，愈发凸显出来。

在香港第五轮疫情大爆发之前，英美主流媒体已经针对中国的“动态清零”进行了一番密集批评。比如《纽约时报》1月26日发表题为《中国追求“清零”将把国家置于灾难之中》的文章，其中写道，“清零政策意味着中国要永远追逐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而且他们永远不会赢。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也将对我们产生严重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在同时段发表长文，称中国是一个“冷酷自私的威权国家”、“自我封锁的巨型泡泡”。

从这个层面来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可避免要经历此番“成长的阵痛”。因为资本主义的那一制似乎在告诉人们，应该学习欧美“躺平”，社会主义的那一制又告诉人们，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动态清零”。但作为“两制”前提的“一国”，最终决定了香港从一开始面对的就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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